疾病的显示与暗喻

现代很多人一般都是信奉牛顿学说的，很多人更是牛顿机械力学的忠实信徒与拥趸。这种学说把人的身体看成是一种机械装置，一台加足了燃料的基因机器。他们把疾病看作是一种能够被消灭或祛除的东西，衰老和死亡是这个系统的“缺点”或“敌人”。于是，他们就紧紧跟随每一次流行的有关健康的时尚，诸如维生素、营养液、大补汤、养身法之类。这种观点不仅是偏颇的，而且根本就是错误的，因为疾病并非我们可以去祛除和战胜的“缺点”与“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相好”，甚至是我们与之纠缠甚深的一位“恋人”“情人”，只不过这位“恋人”“情人”脾气比较古怪，变化比较多端，我们一时半刻难以弄清它的性情，不容易把磕绊调解成亲近，把冲突理顺成和谐。疾病是我们生命历程中一种转换性的“常态”，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厌恶疾病，去痛恨疾病，甚至想去战胜疾病。事实上你也战胜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疾病是与我们共存一体的，这是一种寄生互存的关系。对疾病，我们只能心存感念，甚至充满谢忱。最低，也应以一种平常心、平常态去处之，去待之。实际上，厌恶疾病，痛恨疾病，战胜疾病，最终厌恶、痛恨、战胜的只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疾病，把它看作是我们身体的一种大声抱怨，是仁慈的呐喊，是身体对我们自己并不自知的某种生活状态的不满表示；看作是一种有益于我们更大生命利益的善意的提醒，一种明显的警示和间接的暗示。目的是让我们有机会、有时间去关注我们生命中的某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去关注我们心理—精神层面上某种更为严重的事态。如果我们忽视它，不把它当回事，就必然会导致无可挽回的身体的损害和持久的情感方面的痛苦，甚至导致死亡。我们完全可以说，疾病不是病，仅就疾病论疾病而言，它才是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疾病是“福音”，疾病本身即是“救助”，是“治愈”，或至少是一个我们有望康复的起点和象征。因为它病的是身，救的是心，患的是局部，治的是整体，扰乱的是短暂，成全的是久安。即是一种舍卒保车的策略，是一种拨乱反正的手段，以期让个体自身的生命获得最大的利益，也更可能是让群体的生命获得最大的利益，发挥最优的效能。所以说，我们与其把疾病看成是化学失衡、物养不良，还不如把它看成可能是我们的生活态度（世界观、价值观）或我们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我们的精神出了问题。而“意义病”这一观念正好使我们能够把注意力转向人类疾病的心理—心灵层面。

根据K. A·约布斯特等人在《意义病：健康的显示与暗喻》一书中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大多数人在一生中所遭受的大部分痛苦，即使是身体的慢性疾病（比如哮喘、胃病、扁桃炎、关节炎、肾炎、风湿、脊椎病、偏头痛、肺病、心脏病等）都是由意义问题引起的，都属于“意义病”的范畴。有大量证据表明，诸如抑郁、疲劳、紧张、无奈感、工作狂、酗酒、嗜毒都是先于癌症、心脏病、肺病、阿耳茨海默氏病和其他痴呆病等出现的。这同时又是我们身体细胞深切感受到某种意义丧失的危机证明。先是意义的丧失，使意义不再具有意义，之后是情绪陷入混乱，精神散漫无力，或者是在丧失灵性主控的情况下乱发力，最后才是各种现代病的大量滋生。“意义病”使我们最终伴随着痛苦和恐怖去体验死亡，因为正是“意义病”使我们不能在生活的旅程中安置这种生命之自然终极的富有意义的情境，不能使我们带着幸福、安宁或宽恕的情感通往死亡的道路。“意义病”使我们在人生旅途中缺乏安宁、安适的时光，而更多地是在焦虑、惶惑、恐吓中备受煎熬。

有时候，疾病什么也不是，它只不过是用来填坑、补漏、充空、加密的。是没有事情前提下的一件事情，没有中心的一个中心，没有主题的一个主题，没有意义的一种意义。病的出现仅仅昭示了病之前、病之外其人生场域中的某种坑、漏、空、稀的状态。即昭示了我们生活中某种本质上无事件、无中心、无主题和无意义的真情。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某种材料，是用来冒充、替代、弥补什么事件、中心、主题和意义的某种材料，是一种正面事物匮乏的填充剂。

在我看来，影响人类健康（或造成疾病）的关键主要有五大因素。这五大因素按其重要性可以有如下的排序：（1）人的世界观、价值观；（2）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文化氛围；（3）空气与水的质量；（4）遗传因素；（5）食物与个人的生活习惯。这五者对人们的健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称之为“大决因”。所谓“大决因”，意思是说它们是人类健康与否的大前提、大条件。相比之下，一般医学所认定和人们普遍笃信的所谓健康观点（诸如“卫生习惯”“食物干净”“不喝酒”“不抽烟”“足时睡眠”“着衣冷暖”之类）就显得是小巫见大巫，或无足轻重了。说得极端些，甚至我们可以忽略不计这些次因、末因和枝节因。需要把握的永远是大前提、大条件。如果这些大前提、大条件不在，所有的细节考究都是毫无意义的。相当于不介意刀切斧砍，却在乎小针戳刺；不介意大雨滂沱，却在乎露水雾气。

在疾病起因这个问题上，人们总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往往是避重就轻，因小失大，可以说误会和遗漏是相当严重的。事实上，我们要是这样来提问，也许问题就比较好理解。比如说，如果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偏颇、斜歪的，我们的心态是扭曲、缩窄的，我们每时每刻呼吸的空气是肮脏的，每天饮用的水是不洁的，每次吃进的食物是不营养的，甚至是带毒的，那我们去强调诸如起居休息、戒烟禁酒、美容健体之类难道还有什么意义吗？如果这五大因素出了问题，其他的一切努力实际上都是于事无补的，因为健康与不病的大前提早已不存在，人们的健康梦最终只会落空。

另外，我认为，在这五大因素中，至少有四样东西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比如，生活环境、空气、水质与遗传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不能去改变我们的食物。实际上只有世界观、价值观，即我们的心态（我们对已发生和未发生的一切所持有的一种态度）是可以由我们自己来调整和主控的。也就是说，在这五大因素中，只有心态是一个只涉及我们自身的自变量。因为只有它属于一个哲学认识论的范畴，可以通过心灵的自我组织、精神自进化的原则而得到有效的改观。面对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我们唯一可以去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心态。既然在这五者中，唯有心态是自变量，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对它下功夫，花大力气去认真对待。因为只要心态对了，我们的意识是和谐的，平衡的，内心是丰实的，这自然就会给健康的人生打下一个牢实的基础。即使我们病了，也会由于我们良好的心态而达到有效的康复，使我们的身体从发病的状态转化到轻病或非病的状态。

所以，我才会提出以下的观点：

1.人对世界的可取看法本身就会构成他生命最好的营养（对病者就是他最好的“药物”）；

2.生命最好的营养主要还不是来自食物这一单调的渠道，它另有不可见视的秘密来源；

3.尤其对今天的人类而言，精神才是最好的食粮；

4.食物只能维生，营养只能壮身，而观念却能豪气，觉悟能使我们不枉此生；

5.健康或者病态实际上不是取决于别的，而是取决于人对世界的态度，取决于人对生活的立场，取决于他对他自己的一种内在而理性的评价，取决于人对自己的一种经得起推敲、并且让自己满意的审核。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比如，有的人吃得很好，但却萎靡病恹；有的人吃得很差，但却精神矍铄，因为前者迷物而失气，后者入神而得道。常言说，人活的是精神，活的是一种人心接通灵源的能量的充盈。由于精神是内长的，所以，只有人的精神才能使人精神。只要他想精神，想必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不精神。不精神，主要是他不想精神，或者说他不知道何为真正的精神。于是，没有精神的人就只好征用外物来添加，使其成为一个空壳的充填物。于是，病就来了。更于是，病来了，就再也不想离开。另外，食物不是最好的营养来源，从下列事实能得到很好的说明。有的人无疑吃得很好，甚至好得无以复加，好得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他们健康吗？在我看来，他们根本算不上健康。如果健康的判断只动用身体的指标，那显然是原始社会粗糙、蛮横的做法。倘若起用精神的指标，他们肯定是不健康的。更何况即使动用身体的指标，他们多半也是不健康的。他们的肥胖可能是三脂超标；他们的面黄可能是贫血所致；他们的眼浊可能是缺乏精神亮敞的维度造成的。即使从他们身上，我们基本上也可以断言：人生命（注意：不仅仅是身体）的营养必有另外的来头。

再说一遍，疾病不是病，只有当我们就事论事，就病论病时，它才可能是病。只有当我们把精力只投注于病状，把目光仅限制在病期时，它才是病，也只能是病，而不是其他。在对疾病的问题上，我们传统的看法是有问题的。这里需要我们变换一下思维方式，改变一下观看视角，不从就病论病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一个人生命的大周期，整个生命的大系统、大背景出发去考察疾病。这样，我们对疾病也许就会获得一些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在有些人看来多少显得有点不合常理，甚至有点“荒诞不经”，但我还是想在这里提出一些我关于疾病的观点。

从另一个角度讲，我更愿意赞同：（1）疾病即福音；（2）疾病即拯救；（3）疾病即契机；（4）疾病是必要的；（5）疾病是必需的；（6）疾病是预警；（7）疾病是策略；（8）疾病是计谋；（9）疾病是镜子；（10）疾病是希望；（11）疾病是道路；（12）疾病本身即是救治；只不过救治的对象有所不同，它救的不是身、不是病，而是人，是心；（13）疾病是生命形态的生理语符，更是生命形态的精神隐喻；（14）生病本身即是有望康复的保证和前提，是一种希望复活的象征；（15）病理即心理；（16）一个生理性的病状表现，它所表征的仅仅是一个心理性的内在轨迹；（17）小疾病代表人生的小问题，大疾病表示人生的大问题。小问题需要小疾病来解决，大问题需要大疾病来处理；（18）病肯定是一个问题，但它是为解决一个我们尚没有觉察的更大、更严重的问题而产生，而设计的；（19）生病，肯定应该治病，但病本身的意图并不是要我们去治“病”，而是要我们去治人，治生活本身，治我们的观念，治我们的意向，治我们的思想。

如果我们把身体比作温度计，那疾病仅仅就是表征人之精神状态“温况”的标刻。如果疾病是刻度，那么，需要强调的是，疾病绝不是温度本身，它仅仅是表示温度状况的某种标记。但一般人的错误就在于把温度计的刻度当成了温度本身。就像那些关于“文房四宝”的误传的说法，确实有人分不清楚锄头与大米，镰刀与小麦的区别，他们经常误把锄头当成大米，错把镰刀当成小麦。把创造文化的工具（比如文字）当成文化本身。病征是表象的，但病理却是本质而内在的。病理与心理互为镜像，是一标准的大对体。我认为，最好的预防疾病的方法就是我们对疾病的态度；最好的治疗疾病的途径就是忘记疾病，至少是轻视疾病，淡化疾病。千万不要把疾病想得那么坏，因为它再坏也坏不过病前的某种隐而不显的东西，坏不过由于疾病的凸现而常被人们忽略了的某种东西。疾病也许就是上苍治人整体预案中的一种精妙策略，是一种没有办法中的最佳办法。对疾病不存恐惧之心，不抱厌恶之情，此乃一切防病、治病的前提。人不应该对疾病怀有恐惧之心，而应该心存感念之情，因为正是它，或通过它，我们才得以有一个警醒、觉悟、反省、思索、静默的时机，才得以获得一个有可能去重新调整我们生命的机会，而在平时，这时机、机会是不会给我们提供，向我们降临的。因为人们在所谓的不病时期，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对人生中的重大主题与议题予以忽略与否定。

与一般的医学家不同，我认为，生病的可能性和途径主要有以下一些：

1.首先是思想意识的大偏差，让人们错位世界，误解人生，在思想观念的层面抢占了一个易于发病的先机；

2.对真正的病理（病因）缺乏认识，找不到病征与人之精神状态的联系；

3.存在个体先天切断了一切生命赖以健康成长的最大的内在营养源。比如，有意无意地切断了一个人自幼就应该启动的神灵意识的发育与进化途径，删除了随之而来的灵性因素对生命体的正向反馈机理；

4.对病的多余恐怖导致了大量不必要之疾病的产生；

5.由于生活出现了太多的空当，所以才导致了大量疑病症的产生，几乎是无端杜撰了许多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疾病。这种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可谓多如牛毛，不胜枚举；

6.只看到了致病的小因、次因、枝节因，而无视生病的大因、主因和前提因。

比如，人们可能会去重视抽烟与否，饮酒与否，睡眠充足与否等这样一些生活的习惯，但他们同时又总是会忽略诸如世界观、社会文化环境、空气、水质等这样一些对存在个体来说几乎是致命的构成要素。再比如，他们也许会非常在意医学专家或医学教科书的传统定论，但却总是回避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回避去追问他们对人类的看法是否出现了偏差，出现了纰漏。比如，是否对时间、空间的理解错了，是否对人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出了问题。不要总是注重方法论，却一味忽视认识论，勾销本体论。

疾病本质上表示的是一种亏空与欠缺，是一种偏废与挤压。疾病以生理上的某种“凸显”来证明意识中的某种“凹隐”。疾病的“生殖”之相也许刚好象征的就是精神的“去势”之实。任何疾病，如果从一种哲学和神学的角度观之，它肯定既不是目的，也不是结果，而仅仅是策略与手段，是一种中介与过渡。疾病实际上是被上苍、被存在的伟大原理利用来治病的，只不过它治的是一种更严重、更隐匿的病，是一种尚没有被我们意识与警觉的病。如果此病不出，那彼病必生；如果一些短暂的、明显的、局部的、轻微的、具体的病不生，那么，一些长久的、隐匿的、整体的、严重的、抽象的病就会应势而发。也许，短暂之过是为了长久之福，局部之悲是为了整体之喜，明显是为了消除隐患，轻微是为了防止严重。我们只知道以毒攻毒一说，但为什么就不明白以病治病之理呢？实际上，以病治病尽管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方式，但它在一个人具体的生命情节中仍不失为一种充满了智慧的首选。因为舍此，也许并无他法。既然它出现了，肯定就有它出现的道理，只不过这道理显然不在病中，也不在病的症状里，而是在病之前，病之外我们生活的历史中，我们意识的情状里，在我们已经觉得理所当然的思维与生活的习惯中。病仅仅是一个路标，我们奔赴的应该是路标所指引的那个方向，而不应该是路标本身。我们切不可把路标当成了方向，就像是把指方向的手指当成方向本身一样。我认为，如果有谁能超越疾病，明了疾病之外的意图，那他就拥有了防病治病、通向健康的可能途径。

我完全赞同德国医生托·德特勒夫森在其《疾病的希望》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如果我们关注的目标是能包容一切对立的统一，那么只要人还在排斥他意识中的某些东西，或把自己同某种东西割裂开来的话，就不可能健康完整。人的所有努力实际上只为了一个目的：学会把事物相互之间的关联看得更明白，我们把这称为更有觉悟，而不是去改变事物。除了我们自己看问题的方法，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改变。如果我们试图维护一个极，对立的极就会以同等的程度生成、凸显出来。医学正是说明这一点的很好的例子：在人们为健康做出愈来愈大的努力的同时，疾病也愈来愈多。阴影使人生病，同阴影的交锋会使人康复。这是理解疾病和治愈的关键！一个症状永远是一个具体的阴影部分。症状中反映出来的是人缺少的东西。人在症状中体验他在意识中不愿体验的东西。症状通过身体这条弯路使人重新完整。这就是互补法则，其作用是最终不失去完整。如果一个人拒绝在他的意识中去体验一种原则，这个原则就会下降进入到身体，并以症状的形式出现。这就又强迫人去体验和实现被他抵御的原则。症状就是这样使人康复的，它是从身体上来替补精神所缺的东西。一个人缺什么，症状中就有什么。”

他说：“与人一辈子自欺的事实相比较，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欺骗都是无足轻重的。但对那些努力要使自己诚实起来的人来说，疾病会成为他们走向完美道路上的出色帮手。因为疾病使人诚实！”疾病也使人真实。在症状里，我们清楚地体验到和看到在心理上被我们排除和隐藏的东西。疾病使人变得真实，并无情地揭露了被隐藏起来的精神的深渊。但认识是需要对立的，而对立又不断地强迫人们做出抉择。每一个抉择又把对立分裂成一个被接受的部分和一个被拒绝的部分。被接受的部分就变成了人的行为方式，并自觉地被人所接纳。而那个被拒绝的对立极则进入了阴影，并以表面上是由外部重新向我们涌来的方式强迫我们注意它。这一普遍法则的特殊的和经常的表现形式就是疾病。这就是说，阴影的一部分嵌入了身体，在身体上表现为症状。症状是我们在意识中所缺的东西在身体上的浓缩反映。

人必须让自己所缺少的东西进入意识，从而使症状变得多余。治愈始终离不开意识的扩展和成熟，意义感的提升与强大。如果说症状的产生是因为一个阴影部分嵌入了身体，并在那里表现出来的话，那么治愈的过程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即自觉地看到症状的原则，再把它从物质的层面解脱出来。无论是细菌还是地球的射线都没有引起疾病，是人把它们作为辅助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病（这句话，如果换一个说法则更容易理解：颜色和画布都不能形成画，是人利用了这些手段画成了画。画是人画的，不是颜色与画布画的。同样的道理，病是人促成的，不是细菌、病毒引起的)。身体里沉淀的毒素是同意识中被排斥的冲突相对应的。意识的所有内容在身体上都有相应的表现，反过来也是如此。身体上是怎么表现的，精神上也会是这样，也就是上下是一致的。一个症状是不能在身体的层面上解决问题的，而只能为一个学习步骤创造前提。每个症状都是对病人的一个要求，也是一种可能性，就是要求病人看到和理解症状后面隐藏的真正问题。如果病人只看到症状，而且把它看作是偶然的、由功能引起的干扰，这种要求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还会越来越强烈。我们把这种从缓和的要求发展成强大压力的过程称为升级。当一个问题在身体上以症状的形式出现以前，在心理上是以话题、思想、希望和想象的形式出现的。一个人面对无意识给他的启示越开放，越愿意接纳这些启示，他的生活也就越生机勃勃，越喜气洋洋。但如果一个人总是遵循非常清楚的观念和规范，他就不能接受无意识给他的启示，因为这些启示会对过去发生的事提出疑问，并提出新的要求。这样的人就会关闭内心产生这些启示的源泉，抱着他没有任何问题的信念生活下去。人有了一种症状，症状很小，没有危险，但总牢牢跟随你。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启示，尽管它应该被阻止。一个心理上的启示是一定要表现出来的，要被体验到，以便可以进入物质的身体。如果不能自愿地实现这一点，就会经由症状这条弯路来实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始终有效的规则：每一种人们不愿认可的启示都会通过外力又回到我们身上。

每个人只能关心他自己的问题，这点非常重要。除此，他不能为使这个宇宙完美做任何事情，他只能为自己的完美，或尽可能完美做些事情。一个症状是显示一个在意识中缺少的原则。谁不愿意承受他意识中的冲突，并且对其进行处理，使之逐步得到解决，冲突会嵌入他的身体，变成可见的炎症。每一种感染都是物质化的冲突。在心灵中得以避免的交锋（连同其痛苦与危险一起）会以炎症形式在身体层面上强行取得它的合理性。谁不愿意向一个使他不安的冲突开放他的意识，谁就必须向病原体开放他的身体。身体的每个部分和器官是某种心理内容、某种情感和问题的对应物。谁不允许冲突在心理层面爆发，冲突就会在他身体里爆发（脓肿）。冲突是发展的真正动力，也就是说是生命的真正动力，那么每一次对冲突的压制同时也是对生命力本身的攻击。

物质—当然也包括身体—始终只能是投射面，因此这个地方既不会产生问题，也不能解决问题。作为投射面，身体是一种促进认识的理想辅助手段。但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却只有意识才能找到，只能在意识的层面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身体里的每一种病症仅仅是象征性的处理问题的过程，由此取得的知识可以使意识变得更丰富。这也是每次生完病之后人就会更成熟一步的原因。当一个问题仅仅在意识里不能解决时，身体就被用来当作辅助手段以象征性的形式演绎来解决问题。病好以后，由此所获得的学识再返回意识。身体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但是整个正规医学走的就是身体这条路。大家都目不斜视地看着身体上的病症，千方百计地设法在身体层面上解决生病问题。

其实，像饮食、传染、天气状况之类的外部条件只是为各种疾病提供了背景。在人内部更深层，一定有决定某种疾病（不管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得以滋长的真正原因。从童年时代起，我们的大脑和潜意识就一直在编写程序，为自己设定某种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然后我们生活在这一程序中，并给自己造成大量的疾病和问题。我们想改变，却无从入手。如果一个人不想对自己的疾病负责，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生病或者无法治愈，或者从一种病转化为另一种病。于是，他便会归咎于环境：坏天气、亲人、他人、工作、医生，而不是关注自己的内心，帮助自己理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现代医学好像一出荒诞剧！医生的作用简化为将人赶入某个诊断模子，然后发给他们与此模子相应的药品拐杖！如果认为我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生活，那么疾病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如果说我们生命中拥有的东西与我们的潜意识行为程序及我们的思想是相符的，那么我们的疾病也反映着我们的某种思想和行为方法。也就是说疾病的原因隐藏在我们自己身上。显然，有一些病因处于比物理、化学层更深、更脆弱的层面。这是信息—能量层面。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情绪、感情，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世界观。人的意识与身体仅仅负载着1%～5%的信息。人实际上只使用了其能力的一小部分。人的主要信息存在于信息—能量结构中，这就是所谓的“潜意识”。生病就是潜意识在告诉你，你的行为、你的某些思想感情与宇宙的法则相冲突了。也就是说，要治愈疾病，就必须让自己的思想情绪与宇宙的规律协调起来。

疾病不是惩罚，只是你的思想情绪在身体层面的反映结果。思想是一种特殊的能量，是被编码的信息，它一定会在身体方面有某种相应的表现。如果思想是破坏性的，例如怨恨、责难和仇恨，那么就会以疾病的形式在身体方面反映出来。疾病和痛苦的原因不是外在的，它就在我们内心，其根源就在我们不健康的世界观中，在我们歪歪斜斜的怪想法里。要想痊愈，就要修正自己的世界观。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应当顺应宇宙的规律生活。如果内心和谐，外部也将和谐，连带与你相关的一切都会和谐。所以，问题不在宇宙和不和谐，而在你自己和不和谐，你的内心和不和谐。

意念是由人生成的，它具有巨大的能量。意念的力量是巨大的。科学家们大致估算，人的信息场的能量要超过核裂变所释放的能量无数倍，这一倍数超过百位，大得没有相称的名称。人们想象不到每个人所蕴藏的潜力有多大。这些力量可以创造，也可以毁灭。如果一个人心里气愤，向另一个人发出毁灭性的意念，这个意念会反过来让自己接受，使他自己生病或痛苦。如果一个人对他人与世界充满了恶意，那么这种恶意就会反过来伤害他自己。如果他表达爱，就是在发送创造的感情，那么它也会返回，带给他欢快和喜乐。结果，人们在潜意识层面互相伤害，却不明白为什么疾病没有变少，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暴力。我们的行为不是从言行开始的，而是从我们的意念和情绪开始的。意念是能量的集大成形式。我们的意念和感情会物化，也就是反映在现实中。如果你的生活中缺少什么或有“不公平”之处，那么其原因只是隐藏在你自己身上，而不是在外部世界或所谓的外部环境中。如果他人身上有什么你不喜欢的东西，那么你的潜意识中一定有这种东西（喜欢的东西也一样)。一般说来，你心灵中和潜意识中的敌意越少，你的生活就越愉快有趣，你就将拥有更多的健康、更多的生活活力与创造能力。改变自己首先就要摆脱与骄傲有关的、具有攻击性的意念和情绪。疾病是一个信号，表明平衡及与宇宙的和谐被破坏了。因此要对自己的病抱着尊重的态度，要接受自己的病。疾病还是我们有害的意念、行为和意图，也就是我们的世界观的外部反映。它是要保护我们自己免受毁灭性的行为或意念之害。生病的人就是世界观有病的人。可见，要治愈疾病，就必须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医治自己的世界观。

从某种意义上说，疾病就是我们人格的阴影，是我们精神的暗斑，它对应的是我们内心的偏差，内心的负值，内心的亏欠，内心的空虚。这里所指的阴影实际上就是我们内心中所有那些我们不想看到，不愿想到，不愿经历和不愿呈现的东西。是我们一直想回避，但实际上又回避不了的那些东西。就像德国医学家吕·达尔克所说：“阴影是人最大的危险，因为人有阴影，却看不到它，也不知其存在。阴影使人的全部努力和企图最终都走向反面。人们因为害怕在自己身上找到所有不幸的根源，于是就把源于阴影的所有表现都投射到世界上某种无名的恶魔身上。其实人们不愿意和不喜欢的东西都来自于他自己的阴影—阴影本身就是他自己不愿拥有的东西的总和。”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在回避阴影，但拒绝经历阴影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这些被拒绝的东西会迫使人在实际生活中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对付它们。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投入是通过反射的方式来实现的。说不定我们愈是在抗拒它，它愈是在暗地里膨胀放大。

也就是说，实际上阴影是无法抗拒的，我们只能想办法使其化解、削弱，使它成为一种不过分的东西。疾病源于我们的人格阴影，源于我们精神的某种挤压、扭曲与空缺，源于我们下意识的某种对于生活本身的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疾病的发作，病症的出现。

从心理感应、意识经历的层面上说，这种感应、这种经历的负面信息的总和就是病，正面信息的叠加即为健康或正常。疾病是偏正的象征，那么，何为负？何为正？这显然是一个宗教、哲学的认识论问题，而不属于一般油盐论与家政学的范畴，也不属于生理学或病理学的领域。人关键是要认识何为负？何为正？何为生命的坦途？何为思想的正道？只有这样，他才会首先在思想上、精神上捷登防病的平台，抢占治病的先机。但如果人们普遍采取的是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即，只要下三路，不要上三段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这就是说，在这些地方，人们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偏执与轻狂，明明是愚蠢，他们会自认为是聪明；明明是封闭，他们会自以为是开放；明明是狭隘，他们会自以为是宽广；明明是被动、消极的无奈，他们会自以为是主动、积极的承担。人们关于何为负，何为正的问题是没有尺度，没有定准的。这种相对诡辩论一般会说：正即为负，负即为正。就像他们爱说：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一样。这种说法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回避问题。结果，自然就否定了正负，抹杀了生死。也就意味着生活中什么都行，一切都可以。这表面上听起来好像非常超脱，非常圆融，也非常豪迈。但事实果真是如此吗？真的是什么都行，一切都可以吗？显然不是这样。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恰好相反：是负的行，正的不可；是死的可以，生的不行。有的患病的人，其恶愈来愈强大，善愈来愈弱小。这实际上是一种不正不负的生活、一种非生非死的生命必然要导致的后果。而我认为，如果正负的问题不解决，那精神的大偏差，生命的大邪门，身体的大病变就实属一种必然。我相信，在意识的状况和身体的表现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必然之逻辑与严格之因果的。概言之：坏有多深，病有多重。

倘若疾病已经发生，我们就应该提醒自己：要去治的可能并不是症状，不是病，甚至可能不是病人，而是治我们的生活，治我们的心，治我们的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治我们对自身专属的那张蓝图的某种背叛与偏离。

一切功利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因小失大者、就事论事者，以及没有换位思考和拓展思维的人是休想去发现并理解真正发病之病因的。就像健康的人生需要七个价值的全息支撑一样，患病的人生实际上是对这七个价值中某些价值的严重忽视或悬搁，乃至有意、无意对这些价值的彻底屏蔽与删除。

我认为，只有多点站位者、多元拓展者才能从根本上弄清楚病的来路，从而明白病的去向。

疾病是我们生活步入进退维谷、艰难困境的表征。倘若我们把无意识中的盛怒、极悲、偏颇转化成语言，表现为动作，那我们就必病无疑，非病不可。

既然疾病是内心缺失或失衡的表征，那我们就需要从内至外，从心至身，从身至药，从药至医去进行治疗，而不是相反，走一条从医生到药物，从药物到身体，从身体到心灵的极其愚蠢的相悖路线。

明德尔有言：“可怕的症状通常是你那设法变为现实的最可怕的噩梦。”

奥伊尔的镜子比喻说认为：“你的身体状况就像面镜子映出你的心理特征。”

麦克康纳德的银幕比喻说认为：“我们的身体不单单是面镜子，而是一块银幕。我们真正的心态与情感，意识到或幽闭了的情感，都会自动在银幕上显现出来。倘若我们不喜欢银幕上映出的图像，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放映机里的胶片。实际上，在我们个人的身心剧场里，我们只有三种选择：（1）离开剧场（即死亡）；（2）专门在身体上下功夫（生理治疗、药物治疗、食品治疗、保健治疗之类）；（3）在放映机里置入新胶片（即改变我们对身体的看法，对疾病的看法，乃至对世界的看法）。”

面对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人们却囿于一个匮乏而缩窄的世界，自投一个他掐而自甘的罗网，哪有不病、不废、不残的道理？

病不病的关键在于：一个人有没有内心的饱满、充实，有没有内在的情趣生长点和意义生发源。我认为，一个人不仅应从他生存的环境中去吸取意义的要素，更重要的，应该在自己的内心中去培植一种意义自动生发、自助成长的机理。一旦有了这种机理，对阻拦疾病来说，就构成了我们生命中第一道重要的防波堤、保护层。

有一种“疾病填空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疾病是用来填空的。所谓“空”，指的是人生的空缺、亏欠、负债、凹陷、干瘪、偏离。实际上，上帝在造人的同时，也拟定了人生样板的理想模式，提出了完整生活应然的标准原型，给出了每个人的专属蓝图，比如说，人类意识的垂直七层，平面俯瞰的全景（360°）图像；又比如，人生的五大关系，五大支柱；再比如，人的“三商”理论，价值“七价”说。这些都是从观念的层次，对人应有的那种生活所做的一种几乎理想的揣测和几乎完美的猜想。但我们置这些揣测与猜想于完全不顾，醉心于旮旮角角，边角余料，细枝末节，鸡零狗碎，这哪有不病的道理？

所以，我们说，小空小填，中空中填，大空大填。也就是小空与小病相应，中空与中病对称，大空与大病互补。因为凡空即是残缺，即是悖论，即是遗憾，即是悔恨。有时，这种残缺、悖论、遗憾和悔恨，意识会假装不觉，但下意识会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而人的下意识对这种残缺、悖论、遗憾、悔恨的接纳与延存是有容限与期限的，它不可能没完没了地接纳，无休无止地延存。因为没完没了的接纳，无休无止的延存，只能增加存在的抵牾，放大场域的冲突，违背世界之有，且为何之有的宗旨，那肯定是一幅生命徒托虚言，时光无为空转的荒唐图景。尽管单个个体的意识会木然、无知，但种族的集体无意识自会了然于心，肺知脾明。凡偏向理应纠正，凡空亏必得补偿。因为任何偏向与空亏的人生都是对造物意图的诋毁与挫伤。天地不容长期的拖债与亏欠。于是，空有多大，就要用多大的“东西”去填。按理说，用来填空补缺的所取之物，在价值上有一个正态的取舍：缺啥补啥，缺多少补多少，此乃正常。但当个体的意识，不明不觉何为应取之物时，他多半就会偏陋就简选取一种现成的替代之物。而这种替代之物，尤其对一个残情灭灵的国家与族类来说，多半就会以疾病的形态出现。因为对这样的群体来说，在其他精神资源和灵性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疾病就是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最现成的所取之物。即，人们可以随意抓取、任意利用的最廉价资源。

疾病严格说来不是病，是符号，是标记，是隐喻，是象征。实际上，符号、标记、隐喻、象征的是某种病之前、病之外的东西，象征着某种病之前、病之外的人对于生命偏离、挤压、阴郁、负面之历史的轨迹，象征着人之某种已经远离了生活正相、常态的负相与异态。

为了要治疗，为了要拯救，为了要改观，就必须要有病。只有从表面上看，病才是莫名其妙，无缘无故的。实际上，任何病都有它病的道理，病的理由，而且道理邃密，理由充分。从某种意义上说，病是雪中炭，病是旱时雨，病是康复的信号和出于健康理由的一种“强求”，是被逼的反弹。致病的隐匿机制与真正原理是，以局部之牺牲求整体之福祉；以患病之前奏赢康复之尾声；以生理之病换心理之变；以疾病之维显意识之相；以短乱求长安；以表紧求内松；以阵苦祛漫痛。即以疾救人，以病治心。病永远是表语，而人之意识的那种想去改变某种东西，想去摆脱某种东西，想去放平某种东西的意图才是其潜词。表面上看，疾病是不幸的结果，是灾难本身，但换一个角度看，它或许又是一种避免更大不幸的策略，是预防更大灾难发生的手段。正所谓短暂的不幸是为了长久的大幸，局部的灾难是为了整体的福音。真实的情况恐怕是，我们的身体也许是病了，但我们的生命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大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的存在却得救了，或有望得救。说不定我们因病而福，由病而幸，也未必。

健康与疾病是一个巨大的对立体，它们是我们生命中的两种存在状态，是一种可以相互适应，相互调整，相互转化的动态平衡。就像善与恶，美与丑，昼与夜一样，它们是互为前提而存在的，取消一方，另一方自然不存。所以，我们对疾病应该泰然处之，我们不应该厌恶疾病，因为你厌恶疾病实际上是厌恶你生命中的一种真实，你厌恶疾病实际上是厌恶你命运中的某种必然。由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与疾病和健康共存俱在的，所以，对疾病的厌恶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厌恶，对生活的厌恶，对存在本身的厌恶。所以，对疾病生闷气，冒明火是不明智，没有道理的。聪明的人应该由疾病获得警醒，得到启示，从疾病反推与反观我们病时（当然更是我们病前）的生活。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疾病又是一种最好的依据与线索，正是它让我们有机会，并且有能力去检测与反思出病时与病前（尤其在病前）我们究竟在做什么，想什么？究竟已经做了什么，想了什么？是否想对了？做对了？所以，疾病是上苍赐予我们的极其重要的反省时刻。

实际上，症状是使我们生活真相得以彰显的一次珍贵的机会，是使我们有可能变得更加诚实的一次天大的恩赐。是对日常生活习惯化、机械化、平庸化、单调化状态的一次蓄意性的“谋反”与背叛。疾病引导我们脱离习惯化和单调化的因循守旧，至少是在一段时间，让我们离开凡庸生活的功利语境，有机会去直面那些我们也许早已忘得差不多的生命主题，比如关爱、慰藉、包容、慈悲、豁达、灵性之类。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考察，说不定疾病从本源上讲还极富某种艺术性和善意性。只不过这种艺术性和善意性太隐秘、太广袤、太巨大，大得超出了常人的理解与想象，所以，人们自然就不会认为疾病有任何艺术性和善意性可言，更不可能理解它最初的目的兴许就是为了一种大的调整与大的拯救。调整什么？拯救什么？调整我们意识之中对于生命不自知的偏差，拯救我们生命之中那个有可能崩盘的精神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喜欢把诸如伤风、感冒、咳嗽、腰酸、头痛之类的病称为“友好病”“善意病”。尽管伤风、感冒、腰酸、头痛让我们自身有各种不适，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和麻烦，但如果你不伤风、不感冒、不腰酸、不头痛的话，那生活给你带来的不便和麻烦就可能更大、更持久、更严重。与其他麻烦相比，这些“友好病”所带来的不便其实就算不了什么。感冒之类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可能是什么大病，它只不过是一次次友善的提示和提醒。提示你卧倒、躺下、放平；提醒你休息、舒缓，放慢生活的节奏，减轻生活的压力。因为其他提示和提醒也许已经出现过了，但你不在意，没有当回事，所以才动用感冒、咳嗽、头痛、发烧之类的方式来“强行”提醒。实际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感冒之类的事伤脑筋，反而应该为它高兴、庆幸才对，因为它发病的真正目的是出于友好，出于善意。感冒的情况是这样，推而广之，其他疾病的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我们对疾病应存感念之心，对疾病应怀谢忱之情，因为几乎任何病都是理由充分，有根有据的。就疾病最深的病因而论，“偶然事故”一说实际上并不成立。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病，恰如没有无缘无故的健康，没有无缘无故的幸福一样。

我认为，苏珊·桑塔格对疾病隐喻的批判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在我看来，疾病就是隐喻，它隐喻人意识的偏颇、观念的反常，隐喻人在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失衡。我认为，疾病具有一种非医学层面的意义，病因并非仅仅起源于传统医学所认定的那种生物学理论和生理学机制。显然，疾病是与人的精神状况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苏珊·桑塔格反对疾病隐喻的理由是，患者在忍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的同时，还需忍受加之于疾病之上那些象征意义的负担。在她看来，后一种痛苦远比前一种痛苦致命，因为它以道德评判的方式让患者蒙受耻辱。她认为，“使疾病远离那些意义，那些象征，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患者不仅是生理病痛的受害者，更是疾病隐喻的受害者。我不赞同苏珊·桑塔格的观点，因为按照她的说法，如果人不理解，或不理睬疾病的隐喻，那么患者的痛苦自然就会轻得多，或至少不会有致命的后果。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不理解，或拒绝疾病隐喻的患者并没有因为这种不理解和拒绝而减轻他们的病痛，反而可能会加重这种病痛。我认为，疾病痛苦的深浅，乃至治愈的可否与疾病的隐喻无关，而与能否有对疾病病因的正确认识，能否突破生理学的机制界域和能否端正对疾病的态度关系甚大。如果人的心理没有被一种整体的关照囊括，没有被一种全息的观念穿透，如果人对疾病没有一种哲学、形而上学的认识，没有对疾病抱有一种可取的态度，那疾病的痛苦就是无法减轻的，疾病的治愈也就根本无望。疾病的隐喻，以及对疾病所做的一切哲学和心理学根源的探讨，其目的并不是要把一种道德的谴责栽赃给患者，使其蒙受一种精神的羞辱，而是要他以一种更哲学的方式去思考疾病，从而有能力独自去担当起疾病的责任，避免把这种责任推诿给自身之外的某物，诸如他人、环境、偶然事件、客观原因等，以便最终为疾病成为一种多余，搭建一个最大可能性的平台。因为说到底，几乎所有的病都不是由他物、他人治好的，而是由患者自己给调好、变好的。在疾病治愈的过程中，我始终认为，病人自己才是他最好的医生，对疾病的认识和态度才是最有效的药方。而其他一切则只是辅助性的角色和手段。我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在治病的过程中，病人老是摆着那么好的主道不走，却偏要去走辅道、机耕道，甚至走羊肠道、独木桥？

就像温度计上的刻度不是温度本身，它仅仅是温况的一种标度一样，疾病也是我们生命内在品质的某种标尺。它的病状也许是病的，但它的用意却明显具有一种非病的指向。病的明文显然是在向我们公开宣告—请注意，我们的身体出问题了，但它的潜词却是在向我们证明—也许是我们的思想偏了，我们的精神病了，我们的心绪脉络、我们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它向我们提示，我们内心的轨迹是否已经偏离了存在的某一个位点，或我们的心象是否已经缺失了生活之某一部分必需的内容，或我们是否还有很多道门没有打开，很多扇窗没有推开，很多道坎没有跨越，很多尘埃没有拂去。我认为，凡是有三大主题（自由意志、不朽精神、至善上帝）连接的生命，有正题可想、正事可做的生命，一般说来是不易犯病的。即使一不小心病了，这病也很容易治愈，很容易消失。因为正想正事之人，他几乎没有什么闲心、工夫、机会去得病。即使得了，他也会用正想正事通过一种意识无意识化的方式去把这种所得之病给顶掉、替掉、化掉。甚至他得病也不知，病愈也不觉。即使大病在他的身体中实际上已经“闪亮登场”过一回，他也会觉得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既忘记了得病,也忘记了治病,但正是这种伟大的“忘却”才使他的病自然而然地溜之大吉，化整为零。这样的例子我在生活中就遇见过好几个，就发生在身边朋友的身上。

疾病好比汽车油箱和水箱上的指示灯，生病只是指示灯亮了，成为一种红色的警示，但“病”的并不是指示灯，我们切不可以认为是指示灯坏了。指示灯的亮只是说明汽油少了，水温高了，该加油了，该添水了。当指示灯亮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对指示灯发火、生气，对指示灯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显然这是不明智之举。如果我们不停下车来查看，或把车开到汽修厂去检修，反而企图用拍打、取下灯泡的做法来排除汽车的故障，这显然更是愚蠢至极。按常理，指示灯亮，我们不但不应该向指示灯生气埋怨，反而应该对它报以感激、谢忱才是，因为它只是在向我们提示—车坏了，该修了，但坏的并不是灯，而是车，我们再也不应继续在高速路上狂奔了。也许正是灯亮，才使我们避免了一场不堪设想的严重车祸。就像我们不能用摘去指示灯的做法来解决汽油没有、水温过高的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能用简单的医药方法来排除我们思想和精神上的故障。不能对灯冒火的道理与不能对病生气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病仅仅是我们“思想油箱”和“精神水箱”的指示灯。“灯”亮了，只是说明人“病”了。灯亮，它不但不是一件坏事，反而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和高兴的事，因为病是为防病而生的，此病仅仅是彼病的提前警示与预告，相当于军事上的火力侦察。正是病才得以让我们有机会从整体上去重新评估、审视我们的生活，用一种超出遗忘状态的目光，重新去打量我们平时也许并没有在意的对于生命正向的某种偏离。去思，去想，我们究竟缺少了什么？应该改变点什么？补充点什么？

疾病是一种语境，一种预警，它使用的是一种复调式的语言，想表达的可能是一种言外之意。造化用生病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放松生活的压力，减缓行动的节奏，增加休息的睡眠，注意思想的调整。多亏有疾病这种“火灾预警器”，我们的生命才增添了某种额外的保险。正因为它的存在，我们才有可能避免一场场心灵更大的“火灾”，以及人生更多的不幸。

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具有深刻的个人生存含义的象征，这些含义通常会通过精神冲突生理化的过程表现为一种肉体的怨诉，从而引起与它们相关的症状。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些症状看作是患者精神生活在被压抑的神经质冲突中的一种下意识主题的表现与象征。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是象征，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指称了我们内心生活的某种状况，提示了我们内心中某种倾向的偏离。有时候，生病本身完全是一种更具智慧的策略，它用生理之痛来转移、转化我们的心理之痛；用肉体之忧来化解、稀释我们的精神之忧，从而求得一种内在生命的更大平衡、更大和谐。即在总体上，在综量分析、综合评判的意义上，把我们已经或将要发生的生命之失降低到最低阈值。

大多数疾病都是我们内心不愿接受，或不能接受的精神冲突的一种生理物质化的转移方式。即我们内心不愿或不能接受的精神矛盾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看成是一种生理物质化的症状象征。我们内心中不可见的部分可由生理上可见的部分来表现，精神中不可见的内容可以通过身体上可见的症状来做一种转喻性的表达，从而使不可见的东西成为可见的东西。如果意识的冲突过于强烈，下意识的矛盾超过了一定的阈值，那么人的意识就会无意识地表现出某种疾病的症状。我认为，所谓症状只不过是由人的下意识的冲突和内心过激的矛盾顺势诱发，自然而然被带出来的。因为思想的偏瘫是内隐不显的，通常也不为人所感觉，所自知。如果这种毛病长期恶化下去，那久而久之就必将给人以毁灭。为了防止这种极端性的（同时也是整体性的）毁灭，于是疾病就自然而然会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登台亮相”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疾病的出现其用意就是要让人们去追溯，去反推，去钩沉某种东西，去联想，去梳理，去推论某种东西。追溯某种病中之病、病外之病、病前之病，甚至病后之病，推论病的某种大背景、大前提和大场域。我认为，疾病有时候是一种声东击西的东西，它经常枉尺直寻，顾左右而言他。所以，我们不能以病论病，不能止于病而驻于病，应该超越于病去思病、防病与治病。

疾病的所有意义都在于试图去回避，或期求某种东西。回避的是我们生命中那些不能承受的生活之重，期求的是我们想要得到而如今尚没有得到的那部分生活的内容。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疾病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战略性功能的生存之道。它表面上是“病”，而实质上是“救”。当然，这种关于疾病的看法，如果不深究，人们是不能接受的。但我相信，只要人们愿意作一种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们就不难发现这其中确有一定的道理。

有时候，疾病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表现与策略，它想减弱、降低，甚至回避生命中那种更令患者难堪的生活局面和存在事实。在这种时候，疾病就成为换了面孔的托词、借口和盾牌。病征的出现不仅意在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让漫无边际的焦灼变成有板有眼的痛苦，让心无驻处的广袤变成一种牵肠挂肚的关注，一个魂牵梦萦的题目。似乎这样，生命就“充实”了，肿胀了。这当然是患者做出的一种抉择：宁可用这种病态的充实来抗拒存在的虚无、生活的虚无），而且更是在转移别人、旁人的注意力。患病自然把人放在了一个弱势、劣势的位置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放在了一个中心的位置上。在一个群体的生活和人际的网络中，显然，这种位置对患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由于病的存在，似乎无形中就给患者平添了许多可被原谅、可被理解、可被“赦免”的特权，自然也就避免了某种由于自己的“过失”可能会招来的来自周围世界的指责，甚至避免了某种按常理应该去接受的直接而来的惩罚。有时候，疾病又是被患者当成一种武器来使用的，尽管疾病本身是一种受罚的形式，但他却又下意识地想通过疾病来惩罚别人，惩罚那些他自认加害于他的人，或自认加害于他的社会。所以，患病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更是聪明绝顶的。

生活中没有伟大而庄重的时刻，一方面，疾病是生活沉闷、单调、无聊、无意义的一种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是试图去刺激、触动、突破、改变生活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尽管生病也许是生活无意义化的一个结果，但它同时又是希望生活被重新赋予某种意义的一次令人感动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是被动、无奈，甚至是绝望的，但这却是患者本人在其所有可能的选择中唯一的一种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某些长期的患者来说，苦难与疾病对生活的影响甚至比对生病过程的痛苦意义更为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的真相和存在的意义正是通过病人患病的具体症状来予以说明的。如果文字的表述已显得苍白无力，如果整个生活环境已呈现出一种普遍的语误状态，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反义特征，那么，任何疾病实际上都是充满意义，富含象征的。它终究会提醒人们去注意生活周遭那些早已被他们忽略了的重大问题，进而去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答案。反正，我们应该明白：任何一种疾病，不管发生在什么时候，也不管发生在谁的身上，它都绝不是一个事故，一种偶然，一种像人们所认定的那样，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无中生有。病是对环境生活压力的一种表达，同时也是舒缓这种压力的手段。尽管这种手段是被动的，但它仍然会在无意义的情景中创造出一种意义来。

疾病是机会，正是它的存在才会使我们把注意力从物质转向生命，从瞎忙转向沉思,从外在转向内心。事实上，只有当我们处于绝望与病痛的境况时，我们才能理解生活之最重大的意义。只有大疾苦才能使我们接近大意义。生命的意义是在严重的病痛之中，由那种现实与理想构成的差距、我们个人与生活环境之间所形成的窘况创造出来的。只有当我们面对病痛或死亡所造成的一种真相而感到震惊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转向那些赋予生活世界以存在价值的意义之源。对疾病的反省必然要导致对生命意义的审思。也就是说，当我们生病时，我们就无法回避意义的问题。任何疾病都是有意义的，只要这种疾病不造成自毁，病痛经验就可以成为一种新生与成长的机会，一个转向更好更高生命的起点。实际上，我们生活中那些最深刻的领悟—也可以说是对生活意义的创造—都是在我们面对人生的一种极端情境的条件下产生的。所以，平庸的正常不可能产生深刻的意义，所谓正常的人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可言，至少它不能使人感受到生命中那种最深邃、最精彩、最丰满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总是要生病的，只不过这种生病在平时所谓健康的情况下是一种不显现的状态罢了。病征的出现仅仅给人提供了一个走向痊愈的转机，那是一个信号、一次提醒，一种准备要去改变点什么的预告。所以，人不应该站在疾病的对立面，而应该站在疾病的一边，站在我们生命阴影的那一边。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讨厌疾病是懵懂之举的话，那反对疾病，与疾病做斗争，并且试图要去战胜它，就实在是一种愚蠢之举了。面对疾病，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更好的良方妙策，只能与它打配合，与它称兄道弟，握手言欢，和平共处，亲切交流，促膝谈心，甚至与它谈情说爱，殷切调情；只能从我们的意识层面着手，想方设法把疾病变成一种我们走向痊愈的转机。无论从哪方面说，疾病都是不可战胜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使它成为多余，成为一种没有必要非得要去表现、非得要去存在、非得要去张扬的东西。对疾病，我们要去帮它，而不是去恨它，打它，压它。我们始终应和疾病友善相处。要知道，疾病本身是无辜、无罪、无恶的，辜的是我们的心灵，罪的是我们的意识，恶的是我们的思想。

疾病是道路，是一条转换、变化之路，它的目标是要通向中点与平衡。症状的出现是要迫使我们去改变点什么，改变我们目前，或前一段时期的生活状况，改变我们已经经历的，或正在经历的远离中点的偏差。有些东西我们的意识是觉察不到的，但我们的下意识却非常清楚。这就是那种已经偏离了正常、和谐与平衡的我们并不自知的生活事实、行为事实。实际上，这些事实我们是不能接受，甚至是不能容忍的。但仅靠我们的主观意志，又无法去改变它们。于是，症状出现了，疾病登场了。它们的出现，其目的不外就是提醒我们，需要我们去改变生活，调整生活的时刻到了，机会来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疾病除了它所带来的不幸，它确实还为我们带来了创造生活新的情境的某种契机。它无疑具有一种精神动力学方面的积极意义。

疾病仅仅是我们生命的阴天与雨天，我们怎么可能只要生命的灿烂日子，而排斥生命的雨季呢？我们只知道下雨的诸多麻烦，比如道路泞烂，水湿鞋边，泥溅裤腿，行走不便，但不知道雨水对干燥天气、炎热夏天的调节与平衡，不知道它对万物的滋润与植物世界对它的渴求。正如没有雨水的世界是一种莫大的遗憾一样，没有病的生命同样也是一种缺陷。因为病是生命的一种必需，就像雨是夏天的一种期求。病是一种友好的吼叫，一次善意的牢骚，是一种招呼，一次预报，要是没有它，我们的生命恐怕就会在一种不经意的转眼之间突然陷入崩溃，陷入一种毫无暗示的毁灭。人们应该感谢疾病，因为有了它，人们才能知道何为健康，何为正常，怎样才能利用它，通过它步入一种让生活变得更为强健的历程。有时，只有疾病才能使我们变，促使我们变，变得更为成熟，更为丰富，也更为美好。变得不像我们平时所谓健康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么蛮横，那么刁钻，那么固执，那么狭隘。

有时，疾病又是一面镜子，但只有对那些具有镜像意识的人来说，他们才能知道镜子里的那个影子不是他们本人，而是他们的一个影像。影像和人是有区别的。影像是反映人的符号，它能够映射出人的某种特征，但不管反映得多么逼真，它终究也不可能是人自己。也就是说，疾病是用来反映东西，反映问题的，但它肯定不是被反映的东西，不是问题本身。通过疾病这面镜子，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平时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到的东西。通过这面镜子，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病的意图，病的意义。就像一个句子不是由诸如纸张、墨水、字母、笔画构成的一样，一种病的意义也绝不可能由这种病的病征来形成。疾病的出现，是要我们通过这面镜子来看到疾病之外、疾病之前与疾病之后的东西。我们不仅要去追查疾病的生理成因，而且更应该去深究疾病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意图。只有明白了这种疾病的意图，我们才有可能去谈论疾病的治愈。从而让我们变得更好，在综合评判的情况下使我们变得不那么病。

生活的背反性表现得最突出的一点就在于，世界上许多美好的东西（也许是最美好的东西）在我们处于所谓健康的状态时，我们恰好是无法去品味和领会的，也无法去欣赏和分享。只有当我们生病时，只有当我们经历了一场情感的龙卷风和心理的大地震后，我们才能在生活的一种遗忘状态中脱身，在病中招回许多平时生活的忘却，唤起过往生活的美好记忆。有很多东西，我们在平时是不经意，不在意的，是常常被我们搁置、忽略的，比如对父母的关心，对一个朋友的问候，对生命意义的拷问，对生活中那些感人细节的咀嚼，一次神交、一次远游、一次动心的倾诉、一次诚恳的交谈。如果我们过滤掉那些忙碌、那些叨扰、那些所谓的正业和事务，那些充满诱惑的关于“成功”的神话，实际上，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而刚好是这些东西，我们在“健康”时，没有把它们当回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反形而上学的动物，然而没有形而上学，我们的生活也就失去了最终的托付与依凭，我们无法寻得进步的起点，但正是病的时刻，才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日常生活的琐碎，摆脱嘈杂的纠缠，接近一种光辉的形而上学之境。正是病才使我们生活中那些最平常、最美好的东西失而复得。从这种意义上说，病是一种契机，一次召唤，一次邀请，一次恩宠。

如果人们理解了，一个病或某种症状实际上是表明他们所一贯忽视、缺乏或误解了的东西，那他们就应该去学会友善地与这个病或这种症状相处。这才是一切治病愈病的关键所在。谁要是去敌视或厌恶疾病，我几乎就敢下这样一个大致不会太错的结论：他的病就很难会好转—不但不会好转，反而会加重。任何身体的症状反映的都是人们意识中阴影的内容，或者是生活环境的阴影在他们心中的折射，如果人们有意识地去否定这种内容，症状实际上是不会因为这种否定而自动消除的。我认为，接受症状，认同症状—当然，最好的情况是忘却症状，淡化症状，对症状抱一种完全开放与宽容的态度—这是一切治病的前提。只有人们接受、认同了症状，才有可能使症状自讨没趣，变成一种多余。如果你与它老是抬杠，过不去，它也会与你抬杠，过不去；如果你总是与它扭着、拧着，它同样也会来扭你、拧你。事实已证明，谁对症状表现出一种大而化之、慈悲为怀的态度，谁的症状就会消失得更快。这就像一个爱哭爱闹、调皮捣蛋的小孩，你愈是注意他，制止他，他会哭闹、调皮得愈厉害；你不理他，不睬他，也许哭而哭之，挨不了多久，他本人也会感到无趣、无聊，最终停止哭闹。症状的情况也是如此，你愈在乎它，它会愈起劲、愈来劲、愈抵触、愈反弹，愈要耍“人来疯”；你不理睬它，它反倒会收刀拣褂，销声匿迹，不了了之。直到有一天，等你一觉醒来，你会突然发现它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让人惊叹无比！

实际上，任何病都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惧怕、焦虑、恐慌给闹严重，弄深沉的。如果人们能够真正认识到，病仅仅是一种提示，一种招呼，而这种提示和招呼的用意又并非是只要人们去关注他们的身体，去纠缠他们的症状，而是要他们去关心疾病之更内里、症状之更前期的一些东西，去注意他们精神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疾病从本质上说就不是可怕的。因为疾病就像水箱的指示灯，它只不过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去检查其他问题的线索。如果当人们病时，他们不把精力全部花在身体性表现的病症上，而是把注意力用在对于自己精神生活、生存方式的检视中，用在对于自己想法念头、意识形态的调整中，那我相信，人们至少就为病赢得了一个有可能痊愈的开端，为病的好转搭建了一个可喜的平台。所以，治愈永远是一个在意识中发生的故事。身体和生理的东西永远是意识想加以利用的手段和材料。所以，我提议：治病首先应该治心，而治心的前提是应该去养心。该治该养的永远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想法，是人们的生活本身。所以，当人们生病时，进医院、找大夫、用药物永远都应该是次要的，而最重要的则是抓住这个时机对他们的意识形态进行梳理，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加以调整。因为任何病都要通过“我”这个中介来表达和转化，而“我”的本质又绝不是身体和生理，而是“我”的意识和精神、我的想法和观念，所以，人的意识、精神之治才是疾病的大治之方，而一切所谓的医学、药物之治都是治病的辅助手段。如果主次不分，甚至主次颠倒，那病重难治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之事。

我经常在想，要是有一种力量能够把伪饰我们生活的那层表皮揭开，要是有一种有穿透力的理性的X射线把我们内在的精神谱系来一番彻底的透视，我毫不怀疑，其暴露出来的那种真相是令人发指的，其残酷的内幕肯定令人目不忍睹，心不忍思。但我又想，为什么这样一种真相，这样一种内幕它何以会如此这般地存在下去，并且显得好像相安无事呢？我认为，这里面必定有一种天大的机巧与魔鬼的法则，另外肯定还有一种人类的心智歪用其极的邪恶的弥补之术。

在一个讲究明哲护身、自保为上，追求局部完善，只顾眼下，只想熟人福禄的社会，人们病态的认识论、病态的下意识还表现在：自作聪明与狡智横行，满以为自己过好了，就万事大吉了，这真是幼稚至极。他们并没有在骨子里认识到，人是互渗的，万事是相系的，存在和生活绝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推之究极，只有别人好，你才会好；只有别人顺，你才会顺；只有别人幸福，你才会幸福。这道理原本十分简单，只是自作聪明的人们，聪明过了头，把简单的道理也弄得无从认识。说实话，人应该站在两极的中间，站在两个极相的中点上，他才能把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从而使存在的各类事物，相互冲突、相互差异、相互背反的事物通过意识的作用、人的努力抵达一个有效的均值。判断事物的好坏优劣不应该只是通过一个个案、一个特例，最终说明问题的还是这样的一个均值。何为均值？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平均数，一个综合分，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分布概率，也就是人们通过理性的除法后所得到的一个商数。这个商数，就是综量分析后得到的一个结果。你以为你过好了，就好了？否！殊不知在你自认为好的同时与之后，总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负值事件和负值信息在拉扯你，捣乱你，纠缠你。最后一算总账，你仍是亏的、欠的、损的。不信，你就用一种长远的尺度来做一次整体的评估，即算一次总账吧。这样，你就可以在整体上对自己做出评估，究竟是亏了？还是赢了？遗憾的是人们只会算个人、短时的偏账，不会算整体、长时的均账。所以总是个别人无度的恶赢，整体上无限的善亏。 

我经常在想，为什么不写一本名叫《癌化的思维》的书呢？人们只知道风湿关节炎、皮疹、偏头痛、胃病、肝癌、肠癌、肺癌，为什么就不知道思想炎、观念疹、意识痛、精神癌、哲学癌和世界观癌呢？我认为，所有的症状都有对应，都有隐喻与象征。尽管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反对疾病的隐喻，但实际上这种隐喻是存在的。也许，世界上只有人才能意识到这种隐喻的存在，并找到疾病与精神、症状与意识、生理与心理之间的那种几乎是必然的联系。我认为，对于一个思想单一、惯习刚固的个人和群体来说，一切疾病的前提性病灶实际上早已存在，后来人们所说的、医学所诊断的那些致病之因，比如细菌、病毒、病原体、食物、气候等外在因素只不过是引燃疾病的一些导火索而已。与精神和文化的原因相比，它们实际上只是些近因、外因和浅因。真正的病实际上发源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哲学、我们的观念，发源于我们的一种来自生活背景的大的亏欠和大的偏离。眼界没有打开，思想没有出口，情绪无法纾解，存在的一切都是打压、围堵、逼窄、关闭占上风，哪有不病不患之理！

由于人们的生活失去了一种统摄性的力量，失去了导致大脑向高级神经系统发育的主要线索，这就注定了他们的身体形态与意识形态是不匹配的。即他们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是各自独立地发展的，语言是语言，行为是行为，这两者根本不搭界。如果说人们的行为从一种动物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考察还属正常的话，那么其语言从人本神经生理学的角度来检测就实属病态了。他们言说的与他们所做的只是遵循了语言“五应”模式中的三种劣质模式，这三种模式就是：错应模式、虚应模式和背应模式。即是说，他们之语言与行为的关系不仅是错乱的、虚无的，而且是背反的。这一点在他们集体无意识的抽象层面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作为集体、集团、族群的语言形态与个体的具体行为方式总是呈现出一种极度的偏差与背离。人们内在的生活品质完全经不起意识文化学指标的检测与审核，仅从生物学范畴的肢体语言层面，你就会发现它破绽丛生，漏洞百出。在实际的生活中，你几乎就找不到几个哪怕是在体型方面尚属正常的人，仿佛他们的体态形貌总是偏离了某种应然模态的正常值。至于他们的表情、眼神，那就更经不起一种人性目光的打量。其表情成像即使用一种纯然生物学标准的视角去测试，你也会发现那是不及格、不达标的，几乎远远低于一种自然应有的水平。老实说，面对那一副副生涩粗硬、僵化呆滞的表情，难道你真的还忍心用一种神理和哲学的眼光去审视与检测吗？真的是于心不忍。既然我们从一种身体的层面去考察就能发现无限多的问题，倘若我们用一种精神动力学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的严重性岂非自然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无论你在什么场合（大街、地铁、饭店、商店、寺庙、学校、机关、会所等）看人们的背影、正面，看人们的眼神、表情，体验人们由身体语言、话语表述、在场方式所酝酿、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氛围、那种气息，你都会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缺失了很多东西，尤其是许多生活中必需、精彩、优异的东西明显被抽空了，剥离了，销蚀了。无论你用“五系”理论、“三商”学说，还是大脑的“三位一体”假设去检测，去评估，去猜想，你都会认识到这种丢失的严重性。比如，用“五系”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明显丢失了主要的三系：人和他自己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联、人与神源的维系。这三系的丢失就意味着，人与自己无法形成对话，人与自然不能构成交流，人就失去了神灵世界对他生活的智性支撑与彗性滋养。用“三商”的理论来分析，他们的生活明显表现出了某种“一突、一弱、一缺”的特点，即也许智商突出，但情商弱化，神商欠缺。用“三位一体脑”的假设来考察，他们也许只保留了原始脑（内核脑、本能脑、爬行动物脑），中间脑不发达（情感能力、移情能力差），新皮质的边缘系统（额叶皮层）也许尚没有真正进化出来。用“双半脑”的学说来检测，他们只有左半脑在起作用，而右半脑却明显废退了。也许他们的大脑运行情况，非常适合用于人类大脑的古生物学研究，为人们研究“大原始＋小现代”的混合型社会提供了现存的材料、生动的案例。

由于五缺三、三缺二、二缺一，这就注定了人们发病的概率可能非常之高，注定了人们很容易就暴露出他们那种无法掩饰的病态与患像。如果说从生理层面去考察，人们身体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亚病状态是显而易见的话，那从心理层面去衡量，他们就更有可能是病入膏肓。按现有的条件说（比如物质条件、技术手段、世界之现存信息，以及人们可资利用的大量资源），他们没有理由这样。如果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这只能说明，他们有意无意地采取了一种自我欺骗、自我封杀的生存策略，只换硬件，不换软件。在这方面，他们肯定早已做出了某种决策。这就是，以形式取代内容，以数量取代品质，以物质取代精神，以俗智取代灵性，以生物学的优势取代宗教与哲学的潜能。两者必取其一，如果人们无法取其中点，那就只有依凭一极。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能算是一种“合理”，但这种“合理”显然是悲惨的，因为它只维持了平庸的现状，求得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安平，但却同时葬送了一切发展和进化的机缘。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做动物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但做人肯定是一种失败，一种最为彻底和完整的失败。于是，一个可怕的问题自然就出现了，要是一个群体的绝大多数成员其下意识的自我认定和不懈追求仅仅是动物学、生物学意义上的牛气与成功，那你还能去说什么呢？可能到头来，你真的不能去说什么。久而久之，自然清醒者淡出，甚至绝种，而盲从者多如牛毛，形成了一股恶劣的强大主流。结果，这主流顺势就压倒了生活中一切的良好苗头。

在一个滋生疾病的大环境中，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些健康因素对身体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比如食物干净与否，抽烟喝酒与否，睡眠充足与否，习惯卫生与否等。人们的许多疾病实际上都有其更深层次的心理与精神方面的原因，而这种心理、精神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生活环境所酝酿的那种人际关系的品质造成的。就拿胃病来说吧，人的胃出了问题，只有当我们从非常表浅的层次去看，才有可能把它看作是胃病。实际上，胃病的意思并不是胃有病，食物消化不了，或者说，食欲不振，不想吃东西，它真正的含义和潜词也许是想说明，我们的下意识对整个生活，尤其是我们对自身生活的一种不接受、不认同，内心有一种难以克服的排斥和抵触情绪。胃病只不过是这种情绪在胃里的一种表现与表达。表面上是胃病，消化不了食物，其实是当事人消化不了生活，消化不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消化不了环境施加给他的那种无形的紧张与压力。一句话，吃不消的并不是食物，而是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再比如头痛，头痛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简单。它不仅仅是一个感觉神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种发生在头部的纯粹的生理性病痛。痛的虽然是头，但真正悲的却是心。头痛实际上是心痛的一个结果。为什么会心痛？不外乎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感到伤心。也就是说，在任何头痛之前，肯定早已有一种我们难以言说的东西深深伤害了我们的心，刺痛了我们的感觉与情绪。头痛仅仅是世界上有一种令人心酸的东西在我们头部的折射与反映罢了。先肯定是生活出现了紊乱，我们的感觉、情绪、心思出现了问题，然后，这混乱、这问题反映到我们的头脑中才引起了头痛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头痛是心痛的隐喻，头部痛是生活痛的象征，是世界痛的映射。依此类推，甚至一般的妇科疾病、男性疾病实际上都有其深刻的心理、精神方面的原因。如果仅仅把它们归因于细菌、病毒之类，那不是在肤浅，就是在犯傻。

我认为，许多生理性疾病都与生活的问题有某种对应关系。比如说，口腔、呼吸道疾病就与人际关系、交往障碍有关；肠胃病与消化不了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与所遭遇的生存现实有联系；脊椎病与不能承受生活的重负有关；妇科病与丈夫的抵牾、婚姻的危机有关联；酗酒与生活的放纵、自律的丧失有关；吸毒与人的愚昧、意志的薄弱有关；偏头痛、胸闷与潜在的自卑、自我否定有联系；高血压、心脏病肯定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成正比；癌症与艾滋直接对应的是社会的失范与人信仰的缺失等。

就拿癌症来说，我并不认为癌症是了不得的病，甚至认为，癌症不是什么病。癌症的严重性、极端恐怖性显然被人们稀里糊涂地放大了，拔高了。在这种放大、拔高的过程中，医疗机构、大夫、药品制造商、器官贩子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加油的作用。

我认为，从比较抽象与深远的意义上说，癌症所表明的，仅仅是癌症患者在过去的生活岁月中，有哪一步肯定是踏虚了，踩空了。只不过这一巨大的踏虚与踩空，在患者的意识层面没有被明确地意识到而已，但在下意识中，这一巨大的虚与空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总有一天要以一种给人巨大冲击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这一虚一空为尔后的癌症奠定了基础，埋下了伏笔。既然前因已定，果的出现就只是个时间与机遇的问题。从比较具体与实在的意义上说，我们每个成年人，每天都会有大约300亿个细胞在死亡，而其中的1%到10%是癌细胞。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癌细胞与正常细胞癌在我们的体内有一定的存在比例。实际上，癌细胞是我们自己自动（突变）产生的，每个成年人，每天都会产生几百万个癌细胞。因此，有癌细胞，并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万分恐慌的事情。对癌症产生极端的恐慌是一种不明真相，极不明智的反应，只会让我们增加精神负担，加大心理压力，影响新陈代谢，紊乱内分泌，降低免疫力。而正是这些因素才使得更多的正常细胞发生突变，让更多的突变细胞（癌细胞）得不到杀灭，进而在我们的体内形成肿瘤、淤积与堵块。

癌细胞的生长和灭亡，就像你身上一般细胞的生长和灭亡一样，都是身体自然运作的情形。就像天上飘来飘去的云朵，一个季节里的晴天与雨天一样自然。癌细胞不是错误的所在，不是病源的所在，只有身体各系统和器官，累积了大量致癌因素的整体性体质，才是问题的关键。压力、紧张、沮丧、无意义感等导致我们情感、情绪发生的问题，才是应该急迫去解决的事情。所以，将癌细胞当作是“反革命分子”的想法是不对的。无论是用“切、烧、割、放射、下毒”的方式来处理它们，都是不明白真实情况的做法。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是，你的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出现了什么故障，使你的身体容忍了癌细胞的滋生和蔓延？其中之一肯定就有你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倾向，你的饮食习惯与生活习惯，再加上其他许许多多因素，产生了综合效应，才最终导致了身体的全面致癌化。

肿瘤为什么会愈来愈大？癌细胞在各种致癌、致突变因素的作用下，随时发生，机体的代谢、内分泌、免疫力正常时癌细胞也就随生随灭，机体的代谢、内分泌、免疫力不正常时就会堆积，长期的病态它就会愈来愈大。因此，肿瘤是长期（3-5年）全身病态的积累，也可以联想到，是患者长期心态、心理、作息、生活习惯、生活环境连续恶化的累积，最终集中表现在肿瘤这一发病现象上。癌细胞和正常细胞一样会死亡。癌细胞会被Ｔ杀手细胞处理掉。或最后会分解而死亡。根据尸体的解剖显示，33%的男性都有前列腺癌，却只有1%的人因此而死亡。而甲状腺癌、胰脏癌的发现，也是医院已经检查出来的个案的数十倍。

我认为，不管是通过渐变还是突变，既然癌细胞在我们的体内有一条内生、内增的内在途径，它肯定在我们的体内也同样存在着一种内消、内减的神秘方式。这有点像洪涝灾害，祸水淹坝，大水漫堤，采取把水吸掉、抽干、拦截、围堵的方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前者，你根本做不到，后者可能会使水的反压更大，反弹更狠。解决洪涝最明智的做法是分流、疏导，在下游挖沟、开渠，缓减水的压力，加大水的流速。让癌细胞减少、消失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依赖的显然是一条内在的缓减之路，神秘的消化之道。请注意，这路、这道既是内在的，也是主观的，更是当事人有形之无形化、有意识之无意识化的。就医治像癌症这样的疑难杂症之更为有效性而言，我觉得，中医要胜于西医。因为真正好的、传统的中医是因人、因时、因地、因宜而治，是对人的整体之治，它医治的对象是人。尽管它采取的方法是旁敲侧击、声东击西、迂回、婉转的，但这旁敲、声东、迂回、婉转却充满了一种绝妙的智慧。相比而言，西医是靶的战略，改锥手法，把人视作一种机械集成与系统，医治疾病更像是一种零部件修复与零配件替换，类似于4S店修汽车的做法。比如西医医治癌症的开刀手术、化学药物、放射性治疗与器官移植，更接近于一种血腥与暴力。对于这种医学暴力性的认识，人们是认识不足，惶兮惑兮有余的。人们只知道大街上的歹徒向不认识的人捅刀子是暴力犯罪，为什么就不清楚医院里的大夫向病床上的病人开刀，化疗，进行器官移植也同样是一种暴力行径呢？难道只因为大街上的暴力是赤裸裸的，而病床上的暴力是隐性的，披着人道、救死扶伤的外衣吗？在我看来，它们同样是暴力，其暴力的血腥程度与残酷性相差无几。据澳洲北雪梨癌症中心放射肿瘤科所做的调查统计，在22个主要的成人恶性肿瘤中，化疗后五年的存活率，在澳洲估计是2.3%，在美国则是2.1%。所以，我想问的是，为了这样的一种中奖概率，你真的愿意既花钱又受苦去做化学治疗吗？

如果发现癌症，不去治疗会怎样？我的观点是，可以不去治疗。除非你能找到第一流的中医师、第一流的营养师去进行中医治疗外，完全可以不进行西医治疗。因为就我身边的案例而言，不治疗的效果比治疗还好。因为现代化西医的治疗行为，包括开刀、化学治疗、放射性治疗等，产生的伤害非常之大，甚至是病人致死的主要原因。因为癌症的治愈是发生在心理学、意识学、形而上学，或者至少是发生在细胞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层面的事，而不是发生在机械学、物理学层面的事。它的治愈有赖于精神的疏导，心理的解压，免疫力的提高，不是通过像药物、手术、射线这样一些简单的东西就可以解决的。我始终认为有一种叫作“病原性损伤”“医院性加害”的东西存在（只不过，现在人们对这种损伤与加害还感知不足，认识不清）。事实上，很多病都是被莫名其妙的体检给“查”出来的，也是被药物给“治”出来的，更是被现代医疗手段给弄深沉的。在我看来，医生的药物与医院的治疗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是在治愈我们的疾病，减轻我们的病痛，而是在加重我们的病情，加速我们的死亡，并且是在毫无体面与尊严的情况下加重病情与加速死亡，尤其是像癌症这样的所谓疑难病与极端病，就更是如此。

反正，要是换了我，即使你给我几十万元的奖励费或补偿费，要我去接受手术治疗与化疗，我也会断然拒绝，就更不要说让我付几十万元的治疗费去接受手术与化疗了。换了我，我会毫不犹豫地选一块空气清洁、水质优良、蔬果新鲜的山林，安住下来，种地、养鸡、喝茶、冥想、看天、发呆、静坐、漫步。优化我的饮食，注意我的休息，纯正我的意念，放松我的身体与情绪。也许，这就是我认为的治疗癌症的正确之道。与其挨刀、遭受辐射痛苦而死，不如听而任之自然而亡。

前些天，我还对朋友说过：也许医保与医院对我来说是多余的。因为原因很简单，小病小痛不医也会好，大病大痛再医也好不了。还不如干脆就把小病交给自然，大病交给时间自己去处理就对了。

在世界观非常缩窄、非常物质化的地方，真正的大平衡，人们是不得而知的。所谓小平衡、简单的平衡、局域的平衡，他们倒是晓得一些。比如就身体健康的平衡来讲，他们也许知道动静、劳逸、荤素的平衡，也好像仿佛知道比较玄巫的阴阳的平衡，但说什么也不知道“五系”的平衡、“三商”的平衡、“七价”的平衡、“天—地—人”与“物—人—神”之间的平衡。因为后几种平衡在他们的意识知觉中并没有清晰的平衡对象、平衡指标、平衡参数和平衡方向。他们并不知道生活和心理的平衡必须从大平衡着手才能收到平衡的真正效果，只有大平衡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平衡。比如在情与智的平衡中，必须要加入神与灵的因素，此平衡才能产生理想的实效。在精神与肉体、心理与生理的平衡中，必须要加入信仰的维度，此类平衡才能事半功倍，顺理成章。在世界观物质化的地方，生活不仅是一个缩窄的概念，而且更是一个缩窄的事实。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实现平衡可资利用的手段是十分有限的。即使病了，也不知道从大平衡的角度去调整、转化，更不要说从根本上去治愈、根除了。缺乏大平衡的观念，这无疑是人们易病的通道，同时又是治病的屏障。因为在一个其心智还没有进化到具有“五系”观念、“七价”意识的地方，在一个不知道怎样照顾五大关系，如何捍卫七阶价值的地方，人们既弄不清病之成因，更不会明白治病的手段。

有人认为，在一个“物质化”“身体化”倾向特别明显的地方，人们几乎很少会出现心理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待商榷的，不能说你把一切都物质化了，身体化了，你在心理方面的问题自然就会少了。在我看来，与其他地方相比，这方面的问题不但不会少，反而可能会更多。因为把一切都物质化、身体化，缺乏人的正常心理感觉和心理知识，这本身就是最严重的心理问题。在这些地方，心理问题不普遍存在仅仅是一种假象。这种假象的产生恰好就在于心理问题太家常、太普遍、太熟视无睹了，以致到了一种无法甄别、无法定义、无法辨认的地步。因为大家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张三有、李四有、王五有，也就不那么显山露水，彰显突出了。所以，这方面的问题也就常常成为一种忽略、一种遗忘，一种不再是问题的问题了。在这些地方，人们的自我状态，也即私人状态是不发达的。人们根本谈不上具有普遍的心理常识，更不要说那种深度的个体心理学的高妙之论了。

由于身体化倾向，他们分不清楚由体外细菌或体内器官失调造成的身体疾病与由心理情绪紊乱造成的身体疾病之间的差别，所以常常把一切病都看成是身体病。自然，他们处理疾病的办法就不可能是去走一条心理治疗的道路，而只能是进医院看病、服药，或用鸡汤、营养液进补之类的办法。我认为，本来是心理方面的疾病，却硬要用物质性质的手段去治疗，这肯定是一种失误与失策，至少是一种错位。

在生活全面物质化、身体化的地方，自我从本质上说完全是虚无化的。自我作为一种有意识成分、心理内容的存在实际上出现了大量的留白和空当。一些必须填充的思想成分和精神内容被生活的外在压力给挤掉了，一个人失去了本应拥有的基本感知。也许作为形式的人仍在生活中忙碌，但在内心实底里作为深度心理的那种知觉却时常感到空空荡荡，成为一种对自己极度不满、对生活本身极度不满的强大潜流隐伏在意识的最深处。如果这种不满不能有效地化解和排除，那势必就要危及人整个生命的安全存在，威胁到人作为系统存在的生命本身。实际上，这种不满作为一种持续的、隐匿的、耿耿于怀的感觉，人是无法容忍和接受的。于是，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择和办法的情况下，人就逼不得已、只好用病的方式来权作这种意识的充填物和替代品。这显然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选择的选择。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最糟糕的办法和选择说什么都要比那种没有任何办法和选择的情况强。这就像肚腹饥饿至极，而在没有其他更好觅食手段的情况下，行乞是一种最佳选择一样，人在精神饥饿之时，在思想危机即将爆发之际，在感觉黑暗最难挨过的关口，也许生病是他缓减危机、冲破黑暗的最好办法。因为病好歹是一个中心、一个主题、一个令人关注与用心的对象，或至少是一个可使人转移注意力的对象。这个对象、中心、主题总比生活中没有任何对象、中心、主题要好。生病的痛苦也许是突发的、强烈的，但同时又可能是暂时的，正是这种暂时的痛才挽救了生命中那种慢性的、长久的痛。尽管这种病的主题在个人的生命中是短暂的，但比起那种根本就没有主题的生活来，这还是人们更愿意接受和选择的，更容易认可和容忍的。病毕竟让人们感觉到了他们与世界有一种联系，有一个可以让他们劳神伤体的主题。有许多慢性的病实际上都是来自人们的意识之虚和精神之空，针对这种虚和空，病从这种意义上说，就成了填补这种虚和空的“实”。这当然是一种假实。所以，针对慢性病，如果人们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肯定是不得要领的，也是治而难愈的。

任何疾病都不会像夜间的盗贼、夏季的潮汛一般突然而至，倏然降临。我认为，像猝死、车祸、脱臼、烫伤之类的事是突然的（实际上即使像这类事故也可能存在着某种值得细细去分析的心理潜词），但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却不会。也许疾病作为结果是突发的，但作为发生，它们肯定有一个起始、酝酿、发展的漫长过程。我认为，任何疾病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都有一个非生理的病因。疾病与死亡并非是生活失败的象征，而放弃与绝望才是失败，把自己闭在消极、被动、冷淡一方才是失败。把病只看成是身体病、生理病才是失败。我们的目的是要去学会生活，愉快地、带着爱心去生活，但平时的生活、平庸的生活却使我们手足无措，只有疾病的出现才使我们知道该怎样去做。在这方面，只有那些将痛苦和折磨视为生活之动力与向导的人才是有幸的，有福的。只有那些学会迎接疾病的挑战，学会与疾病共同分担责任的人，才能去学会拥抱生活，而不仅仅去学会免于死亡。如果你认为疾病乃己之过，并抱有负罪感，那你必然治而不愈。因为当你这样做时，实际上已正在向自身的免疫系统传递出毁灭性的信息，你已为你的不愈提前设定了一个不愈的前提。

如果一个人真正地投入了生活，如果一个人在生活历史中已经记录了他应该有的履历内容，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过去是满意的，评价是肯定的，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有他真正的精神意旨，有他的思想投注，如果一个人有让他热心的利人主题，有让他迷恋的益己事务，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步调是紧凑的，他的时间安排是合理、有序的，那他哪里还有空隙和余暇去生病患病呢？病是无主题生命中的一个代用主题，病是一种弥补空虚生命的填充物，是一种无法之法、无道之道的拯救之法、治愈之道。它出现了，仅仅是警钟，仅仅是提醒。但它要提醒的并不是我们的头、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腰、我们的肩、我们的喉咙、我们的肠胃病了，而是要我们注意也许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心理指向、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哪儿出了问题，也许我们的作为整体存在的生命本身在哪儿有值得去重新审核和反省的地方。也许，真正病的并不是我们的身体，而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生命已然存在的事实本身。我认为，现代医学的最大失误就在于，它只相信医院和药物，只相信病，而不相信人，不相信人的意识—信息—能量自我转化、自我调节的层面。实际上，身体是不会病的，身体的病永远是人之病、心理之病的一种反映，一种镜像。让我们感谢疾病吧，因为疾病的真正含义是提醒，是知识，是回报，是得救。

我一位朋友的母亲，患肝癌已于前年去世。在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怀着极度的困惑与不解问我：“为什么这样的病会找上我？扪心自问，我一辈子与人为善，从未做过一件亏心事，为什么上苍要这样惩罚我？让我得上如此严重的病？”

我对她说：“我对疾病的看法与常人不同，病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肯定是一种悲剧，一种灾难，但就更大的一种整体或族类的福祉—尤其是整体与族类未来的福祉—而言，它肯定是一种‘聪明’的策略与不得已的手段。”

听毕，她睁大了眼睛，一脸的狐疑。想必，我这番话把她给弄糊涂了。她带着一副惊讶的表情说：“这倒是第一次听说，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呢？”下面是我的回答。

“因为，其实我们都有病，只不过你的病是以可诊断的身体病症的形式来呈现的，而我们大多数人的病是以精神形态的病变来存在的。比如，当世界观的过分狭窄乃至颠倒，善恶是非的标准极度模糊，人生五向中的三向，甚至四向的缺失，感觉迟钝，情感木讷，虚无主义阴霾的笼罩，相对主义旋涡的困扰，物欲主义的甚嚣尘上，生活彻底的无意义感，极度的自卑，无聊、灰暗的日常感觉，极度自私，以及其他一切可以被归入精神分裂、妄想症、强迫症、忧郁症、自闭症、恐惧症、痴呆症等范畴的精神状态发生时，他们必然会患病，只不过不是以可诊断的身体病症的形式来呈现的。”

我相信，在所有的生理病变之前，肯定有一种漫长的心理病变来作为酝酿与铺垫。实际上，任何病都不是突头突脑，莫名其妙，瞬间呈现的。相反，既然是病，并且有明显的病症出现，那肯定就有依据充分、底气十足、有板有眼的理由。生理性病变的出现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性病变的危险提示与临界标刻，是一种对被遮蔽与隐藏的、更严重病态的暴露与揭发。

之所以说病的含义是双重的，是因为一方面它本身就代表着痛苦与不幸，代表着恶；另一方面，这痛苦与不幸的病却同时又包含着一种非病、反病，甚至试图去治愈某种更大之病的目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病都是有意图与目的的。那么，这意图与目的又何在呢？在我看来，生病只有从表面上观之，才可被认同是某种类似中断、停止、毁灭、灾难之类的东西，但它的潜台词却隐含着许多可被人们充分利用的缓冲空间、调整余地、变动契机与更生可能。表面上看，它肯定是一种标准的沦陷与沉没，但往深里看，它何尝又不是一种另类意义上的治愈与拯救呢？

人类的疾病，如果仅就病的出现、病的结果来看，它无疑是不幸的灾难，但当我们从病的历史、病之前生命存在的那种状态来全盘考察，病可能就是为非病、反病，甚至是治病而出现的。只不过出现此病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反抗、治愈另一种更大、更危险、更严重、更隐蔽的病，一种被我们的意识所不知、所不觉，但我们的身体却非常清楚其是极端危害性的病。说生病是一种策略，意思是说，尽管生病出的是一个狠招，但这一狠招却意味着机会、转折、变化与余地，是一种调整心思的契机，一个新的希望与救赎的起点。实际上，病的发生不完全意味着终止与结束，删除与毁灭，它还意味着新生，意味着一种全然更新的新的开始。

作为生病的个体，我们可以这样来猜想，如果此病不出现，那彼病也许就会突破平时竭力支撑的某种僵局，直接导致一个彻底崩盘的结果。病是生理性的，但病理却是非生理性的。尽管病发生在身体的层面，但生病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治身体，而是治人，治生活，治精神，治人之生活的整体脱序与偏离。无疑，生理之病具有一种警醒与启示的意义，是一种强烈要求我们反思、反省、追溯、梳理、检视的呼吁，一种恳请。反思什么？反省什么？应该去追溯与梳理的又是什么？反思我们生病前的生活，反省我们生病前的思想，追溯我们生病前的历史，梳理我们生病前的意识。去考核我们病之前的生活、思想、意识、历史，乃至生活环境的整体状况是否偏了轨、背了道、脱了常、离了正？生病也许是一种舍卒保车的策略，如果不病，继续让生病前的那种状况存在，也许更糟。从某种意义上说，病的发生，又何尝不是给我们的一次机会，一次觉醒，一次重调的可能？表面上是身体病了，生理病了，但其实质却可能是表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绪状态、精神系统出了问题，我们对世界、对他人、对自己的关系出了问题。此病出，是为了治另一种病，治一种可能对我们的整个生活、整个存在威胁性、危害性更大、更严重的病。如果在这种视域下去考察，我们就不应该简单地把生理之病看作是单纯的不幸与灾难，而同时也应看作是一种契机，一种转折，一种开端。（毛喻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