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年师著作 八载快相依——蠡测王翚与禹之鼎的交游（下）

现存《石谷先生还山图》拓片仅十九人题诗，而《清晖赠言》内载众人为石谷南还的送行之作远不止此数。慎斋诗作极少见到，书中却保留了他的五绝四首，殊为难得。其中，第三首云：「廿年师著作，八载快相依。」（王翚《清晖赠言》卷五）「八载快相依」当是虚指石谷进京的七年多的时间，这与陈元龙题《石谷先生还山图》诗中「八年野服侍金门」正相吻合。「廿年师著作」同样可作虚指看待，不过稍作考察便会发现原本容易忽视的线索。自康熙三十七年向前倒推二十年，约是康熙十八年左右。在此，就要谈及与石谷、慎斋皆有重要关系之人—徐乾学。

清 禹之鼎 黄昇写经图页

石谷曾于康熙十三年赴昆山为徐氏作《摹古山水图》册，此前两人便应熟识。同年，徐氏赴扬州拜访友人汪懋麟，命初次会面的禹之鼎为二人与同座的姜宸英绘写合像《三子联句图》。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徐乾学、徐元文兄弟因母亲过世而返乡丁忧。康熙十八年，徐氏得赠石谷为其绘制的屏障，王时敏赞曰「巨丽之观，横绝今古」。{赵平《王石谷年谱（二）》 }此年秋间，徐氏兄弟丁忧期满，北上京师。慎斋应是在随行途中或之前见到了石谷赠与徐氏的画作，且多加摹写，体会石谷的笔墨变化，有所增益，故有「廿年师著作」之句。

亦师亦友：王翚与禹之鼎

无论是「廿年师著作」，还是「八载快相依」，究竟慎斋从石谷画作中受到多少启发，学得多少绘事技巧呢？笔者曾在论述慎斋的山水画时，通过对两人作品的比照与分析，明确了石谷的艺术实践摆脱「南北宗」画论的束缚，侧重王蒙笔墨意趣的长处，相信对慎斋的绘画思想与技巧变化起到了引领的作用，进一步指出石谷的作品也是慎斋远溯赵孟頫、王蒙等名家的津梁，这一点无论是钩沉文献还是对照实物，皆能得到证明。

对于学习石谷的笔墨，从作品入手还是间隔了一层。禹之鼎与石谷同聚京师的数年间，于雅集酬宴之所耳闻石谷融汇「南宗」、「北宗」之论，获观石谷挥毫运「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之法，受益之大，在以后创作中方才日益显现出来。

清 王翚、禹之鼎合绘 王掞听泉图卷（局部）

尽管王翚与禹之鼎同在京师的时间不长，两人合作却是不少。除去前述康熙三十六年元月的两次雅聚而留下的作品外，尚有几件慎斋绘像、石谷补图的行乐图性质的肖像画，如康熙三十六年为王时敏之子王掞所作《听泉图》卷等。可以说，在这两年之间，王、禹联合的创作形式，已经成为京师的一道风景，为人瞩目。

清 禹之鼎 乔崇修溪边独立图卷及卷后殷誉庆题跋

对石谷而言，为日后与杨晋、柳遇等画家合作肖像埋下了伏笔。对慎斋而言，成为其与他人合作的绝唱。形成这般境况，是因石谷精于状写山水、草木，却对肖像难以落笔，所以务必要与人联手而为，实乃不得已而为之。慎斋既擅写照，又兼能山水、花鸟、竹石等，而且造诣不浅，故而无论像主提出如何要求，俱可一手完成，无需他人分担。这也是两人各有千秋之处。康熙三十六年，王翚、禹之鼎与王原祁、唐岱、宋骏业、杨晋等二十九人曾为虞山徐兰合绘《芝仙书屋图》轴（成洪燕《〈芝仙书屋图〉述考》），此乃合作个案，与前述王、禹的固定组合无论从绘制方式还是整体布局都大不相同，无法相提并论。

清 王翚、禹之鼎等合绘 芝仙书屋图轴

直至晚年，慎斋仍与石谷有所往来，如其致石谷函中为宝应乔崇修求画数件，初称「鼎久不奉先生教益」云云，非是客套言辞，应为对客观情况的如实记述，这也印证了前述「廿年师著作，八载快相依」的诗句。之后深望石谷「勿以应酬报之」（王翚《清晖阁赠贻尺牍》卷上），二人熟稔由其语气便可判定。

清 王翚 摹古山水图册之“仿赵孟頫渔浦丹枫”

慎斋无论人在江南、京师，身畔皆有知名画家，然而对其绘事影响较大者极少，石谷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况，与慎斋的绘画观大有关系。禹之鼎并不甘独借肖像蜚声于世，而是志在将像主置于大山大水之间，烘托意境氛围，突出像主归心林下、隐居悠游的避世心态，意图从而留得画名，辉耀汗青。于是，禹之鼎为此临摹名迹，不独用功于「南宗」山水，而且广泛从「北宗」诸家画法里体会细腻精致的创作技巧，甚至从同时代的巨匠画作中窃睹堂奥，从而取得了画兼多能、艺得殊荣的绘画成就。环顾慎斋左右，能真正做到兼能「南宗」、「北宗」山水的同时代的巨匠为数寥寥，石谷自然是不二之选。可以说，正是慎斋的这种内在动因使得石谷成为其绘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推动者。

王翚在《摹古山水图》册后的自题

就王翚与禹之鼎两人交游而言，慎斋应属主动结交石谷，并时常请教，以致获益匪浅；石谷对慎斋则是以晚学相待，寻常往来，多有指点。可以肯定，两人在京期间，往来殊多，合作愉快，分别之后，偶传鱼雁，音讯未绝。石谷与慎斋关系如是，有若干缘故。首先，石谷年长慎斋十五岁，慎斋以前辈待之，尊敬有加，双方自然和睦相处；其次，石谷在画坛声名显赫，慎斋虽也非无名之辈，但是与石谷相比无疑是逊色不少，艺苑地位造成高低有别；再次，同在京师之际，两人联袂为诸位文士创作行乐图，可谓互做助力，共存共荣。正是上述原因，使得王、禹两辈画家的友好往来为艺坛投射下一片优雅的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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