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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新宇 在历史圈子里，流派甚多，尤其在西方学界，光是弄清那些流派的起源、宗旨、方法、代表人物及著作就让人头大。巴尔赞、麦克尼尔、霍布斯鲍姆、布罗代尔之作品，几乎是硬读，磕磕绊绊而数度中断。待读唐诺的《眼前》，竟如孙猴子在菩提祖师的课堂上手舞足蹈，彻底体验了一把“六经注我”的快乐。乃有所悟，同一历史，方家解读各不相同，读者又何必被动跟着人家走？ 唐诺历史科班出身，然而他读《左传》却是文学家的眼光。读罢让我对“读史使人明智”的理解更深一步。什么是明智呢？按我的愚见，亦是唐诺给我的启发，便是知道真相，不纠缠真相，不庆幸亦不失望于真相，从真相中开出新的境界来。 翻开《眼前》，唐诺开宗明义，借博尔赫斯读《神曲》的出发点：“当你下定决心不再怀疑，你就能读一本好书了。”这意味着他已经抛弃了诸如考据求证这类历史学基本工具，仅凭《左传》文本说话，换言之，唐诺读的是《左传》所呈现的历史。在唐诺的眼里，《左传》既是史书，又是近于小说的文学，文史一家而偏重后者，所以我们看到，唐诺引以为证的，以小说家者言居多。同时，他从当下，从现实世界回溯到春秋，由两千多年前的事件想到今天，一来一往，周流不殆，构成一个有趣的值得咂摸的循环。 《左传》为鲁史，左丘明在中小型国家郑国的子产身上费的笔墨最多。很多时候，小国或者弱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唐诺引用昆德拉《帷幕》一书中捷克听天由命的无奈。郑国在强敌环伺之情势下，有惊无险，其原因多归功于子产。子产的事功，正是建立在准确的小国生存思维和方法上。小国寡民的短处是随时有被消灭兼并的危险，但这也会促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唐诺由此检讨大国思维，“因为生为某个大型国家的国民而感到骄傲，不论怎么说都是很好笑的，也是很懦弱，而且极不礼貌”。大国并不等于强国，大国也有被鱼肉的危险。比如宋代靖康之耻，晚清被外国列强欺辱如是等等。子产的小国忧患精神则因而显得重要。当然，鲁国历代史官与左丘明无法预见身后事，鲁国在其时，实力并不强劲。他们重视子产，实在是想从后者那里学到点什么。子产的思想很现实，先顾眼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手段也够狠，老百姓刚扭转对他的看法，他便改制征税，百姓又开骂了。只有孔子挺他：“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唐诺说了一句极为精彩的话：“现实世界和一般人民往往比掌权者更不好说服。” 《春秋》鲁宣公二年载，“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我最先在李敖的书里知道这件事。“在晋董狐笔”（闻一多），中国历代文人赞美史家不畏死亡之实事求是绝不吝啬。但内里详情之变化之复杂，我却是多年后才了解的。赵盾弑君，没问题。事实上赵盾没有杀君，而在法理上他却是凶手，这是为什么？《左传》写这件事，提及另外三个因此而死的当事人，我们该怎样看待？唐诺从来不相信历史是“事实仓库”，谁来看都是一样的一堆事实，那么，历史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唐诺总结说：“董狐记史故事是个复杂许多的历史难题，真正的危险不在人身安全而是记史本身，我们只有一句话大小的说话空间，我们要高举哪一个价值？要凸显哪一处错误或不幸？要选择、强调并留给后人什么？之外非常困难的，而更难的可能是，即使我们认为已做出了最适选择，这仍是排他的，让其余太多也值得一提一记的东西埋没下去。历史的偏颇，不只来自史官，也存在于历史这一书写本身。” 论述《左传》作者问题时，唐诺用了一个“把人加回去”的概念。他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事件。说到史书的记录者，“人”亦有着相当的重要性，这也是《左传》与《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最大的区别。左丘明是真正的作者，而司马光仅是由皇权思想支配，由皇帝发薪水的编辑。他赞同博尔赫斯“不要像一个时代那样书写，而是要像一个作者那样写”的观点。 《左传》写君王，也写大事件里的普通人。《左传》写庄公汴之死，记载了一个园丁，有名有姓有举动。在惜字如金的史书里，这是多么难得。史学理论发达的西方，本来很看重“人”，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对人的去中心化（结构主义史学），把人看作历史的泡沫（年鉴学派），甚至宣告“人的死亡”（福柯），造成一定程度的史学研究的偏颇。中国史书传统，自从变成帝王家事后，“人”亦销声匿迹。就算现代史学研究，也有人（比如罗志田）认为“普通个体越来越少了”。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历史尘埃模糊了人的样子，我们应该学习深闺少妇，（通过史书的只言片语）去怀想，恢复“人”。因为我们也在历史中，我们与历史人物有着同样的体温。 唐诺读《左传》，肯定是唏嘘再唏嘘，扼腕复扼腕。他发出疑问，为何当事人不能“多一点审慎，多一点坚持”，历史恐怕就不是那个令人惋惜的历史了。旋即他又悟到，“看似如此简单却实际上不能够，这里面便藏放着某个深刻的世界真相，人的真相”。这也是我认为的不纠缠真相，不庆幸亦不失望于真相，从真相中开出新的境界来的意思。思想之于历史，魅力亦在于此。 与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不如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科林伍德）。王汎森最近在北大的讲演里，提到思想在历史中的作用，它为具体的听众也为无限的听众服务，有潜在的意向也有当下的意向，思想的读者不一定在具体脉络中，也可能为无限远方、无限未来“说法”。唐诺与前者不谋而合。唐诺认为读史一定要跳出历史，“越过当下政治，指向某个时间深处、历史远方”。后世齐声赞美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却忽视了“一个日后的真正主体人物，那就是君王、皇帝、天子”，在“新现实里，君王的确逐渐成为正确世界的关键，正确的第一因，是首先得摆放正确的核心一块，君正孰能不正，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看来唐诺的历史观有些灰暗。他以为“最好的人，最好的东西不会在这里”。那么在哪里？唐诺并未明说。无奈之下，他寄希望于文学，像巴尔扎克那样用小说替代历史。唐诺明知历史与文学既不是泾渭分明的两个学科，也不能相互替代。但作为读者，不妨用历史的眼光读文学，不妨用文学的眼光读历史—反而令他自己也令读者有了“六经注我”的喜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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