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白，六零后，北京土著，某部委副局级闲职，外形就是扔在人群里不起眼的体面中年人。
虽然自诩老北京，其实我家那时候属于北京城郊，当然现在也是寸土寸金的高房价地区了，这是后话。我出生家境普通，在普通大杂院里相比别家我家甚至也属于拮据的那种，小时候调皮捣蛋，招猫逗狗，中学时候寒暑假打着零工贴补家用。我们这代人吃苦不是白吃的，童年物质的匮乏感一直鞭策着我，所以工作后买了好几处房子，赶上了好时代。
我人生影响最大的转折点，是高考考上国字头的大学，成了当年我们那片儿唯一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到了市里业务单位，我所在的行业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领域，大学生干部身份让我还算顺风顺水，从一线管理开始，辗转几地，做到了分支局一把手。自己性格不算强势，业务不算骨干，只能说协调能力还可以，以处级的身份竞聘到了现在的部委下属单位，一干又是十年，十几年前通过争取和运作进到机关工作。从正处级调研员干到实职处长，工作做得不好不坏，正常晋升，虚职副局，基本到头了。
我家中姊妹三人，大姐和姐夫做点小生意，家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唯有小弟不争气，年逾五十，混混日子，四处打打零工，好歹基本自给自足；父母尚在，大体康健。夫人能力比我强，高级技术职称，在企业里算是高管，收入尚可。女儿公派留学，懂事也让人操心。
中央机关里，老北京人其实非常少，首都虽然是家乡，但是在机关里我遇见老乡的概率不比湖南或者河南同事遇见他老乡的概率高。
公务员有个好处就是办公室里没人炫富，我们这里婚丧嫁娶不随份子，单位同事开得车都是三十万上下，赶上分房的老一代，光一套房子也近千万身家。五零后六零后家境大抵殷实，赶上了好时代；七五年往前的体制人，基本跟我一样都有不同岗位的工作背景，有搞技术出身的，有学医的，有基层老油条出身的，也有纯文官出身的；七五后八零后一般是学霸出身，家境差异较大，早买房的经济不错，晚买的家里支持少的过的稍微辛苦一点，甚至还有夫妻分居两地待解决的；八五后考进来的，大都家境殷实，开好车，房子早就备下了，工作三年内结婚生子一气呵成。九零后一代新鲜人，更聪明更有规划，对于自己要什么很清楚。男同事之间不比表，女同事之间不比包，大体大家都是中年白领的普通配置。
２０１２年以后，酒局、娱乐，红线管得严，瓜田李下，能免则免。偶尔工作关系的旧相识来京办事，私下小聚，也都慎之又慎，选地方低调，拿着发票自己掏腰包。饭局遇到生面孔尤其谨慎，不敢拍照，不敢和企业界的朋友玩在一块儿。酒后必请代驾，开到小区车位里才敢放司机走。每年都有同僚因为酒驾碰瓷儿锒铛入狱，说不清是他们不谨慎还是被算计了。
人到中年，都是越来越寂寞的，心里喜欢热闹，但是人聚得稍微多一点就要绕开，生怕一不留神说得兴起，说了不该说的，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很喜欢聊天，不过也要分对象了，年轻时那种三杯酒下肚三山五岳尽是知己的劲头，如今看来很是傻逼。偶有性情投契的三五老友相邀，也是喜欢端茶胜过端酒，话倒是越来越密，不过“想当年……”替代了“以后啊……”每每聊起往昔，不谈政治，聊聊当年的某科长辞职全家移民澳大利亚；某某青年才俊，前年锒铛入狱；后悔当年跟某某上下级的时候没合影留念，如今人家啊成了常委进了政治局。
当处长的时候，烦心事太多。每年想着规划两件业务大事，三场宣传，有空跟上级哭哭人少，可是心里又担心副处挂职回来不服管。遇见要求严格的领导，也是痛苦，遇事挨训，很多时候是无妄之灾，虽然是你责任所在，但是并非事事可控，有时候甚至是无妄之灾。有段时间一看见司长来电手都哆嗦。如今玻璃天花板就在头顶，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少，心态也越来越好。年岁大点的领导都退休了，偶有没退的也都摆出了一副老领导的模样，开始与人为善，整天笑眯眯地神秘的大佛一般。在岗的领导大家岁数或者资历差不多，有不满意的地方互相也得留面子。一是知道你什么都不在乎，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无欲无求就无所顾忌；二是拿你也没办法，树大根深盘根错节，真闹翻了受伤的指不定是谁。
提了副局，就不再做什么事务性的工作，工作成了一场搞平衡搞和谐的面子游戏。有点事情就往下分派，拿捏摆放部属关系，安排个调遣得动的年轻人鞍前马后，足矣。
对着手底下的年轻人，我也能把各种政治正确但是毫无卵用的大道理信手拈来，讲讲形势，讲讲发展。也习惯了主位就坐，也记得了一些高级幽默，也学会了一些酒桌上笼络人心的小法门。端起酒杯看他们的诚惶诚恐，端起架子看他们的战战兢兢，一方面惊觉自己也变成了当年自己最讨厌的模样，一方面感叹老子终于也有今天……
前两年，我卖了套房子，给老爹老娘换了老街坊云集的次新大户型，每周去看望一次，炒俩菜，给老娘梳梳头。下班看看剧，看看书，陪陪夫人，写写大字。等着机构改革尘埃落定，如无顺心安置，就和夫人四处旅行安度晚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