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有两位皇帝基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和艺术修养，对花鸟画的演进和发展起着极为独特的作用。他们就是宋徽宗赵佶和明宣宗朱瞻基。虽然两位都是丹青天子，却有着迥异的政治命运。宋徽宗任用奸臣，穷奢极欲，致使国破家亡，自己也落得个客死他乡的悲惨结局，是一位“独不能为君”的亡国之君。而明宣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被史家称颂的“仁宣之治”。明宣宗可以算是个称职的皇帝、合格的守成之君，这是他和宋徽宗最大的不同点。就花鸟画造诣而言，明宣宗略逊于宋徽宗；而就艺术风格和文化意蕴而言，两者则有着极为明显的传承和嬗变的关系。明宣宗秉承明太祖“治隆唐宋”的治国理念和审美标准，并充分地体现在他的花鸟画创作实践之中。观其传世花鸟画作品可知，明宣宗不仅恢复和弘扬了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唐宋花鸟画的基本技法和审美传统，而且还有所发展。 一、“治隆唐宋”意蕴的时代背景 明王朝取代元朝蒙古族统治后，汉族文人士大夫中广泛出现了重建王朝正统、“从今四海永为家”的高涨呼声。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将“治隆唐宋”奉为立国思想，全面恢复唐宋气象。 政治上，明太祖诏谕恢复唐宋制度，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他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权力分归六部，让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设立锦衣卫、镇抚司等特务性质的机构，监控百官和百姓。思想上，他尊崇历代汉族帝王，“议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于京师立庙，每岁存秋致祭”。同时，延续尊孔传统，弘扬儒家文化，以所谓“明教化，正人心”的圣人之道奠定新王朝万世长存的思想基础。 绘画方面，明太祖倡导两宋画风，利用绘画艺术“成教化，助人伦”的特殊功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明太祖的审美标准建立在儒家伦理纲常的基础之上，强调绘画为王朝政治服务的功能。他认为，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元人画风不遵循基本法度，肆意于“写胸中逸气”，过分强调个性展现，与朱明王朝“治隆唐宋”的立国思想格格不入，故而极为推崇两宋富丽工整的风格。题材上，朱元璋喜欢雄健勇猛的鹰和龙之类；意境上，推崇祥瑞恢宏的境界；技法上，盛赞两宋“院体”花鸟画的写实精神。 明朝立国不久，明太祖就建立了类似宋代画院的机构，但是不及两宋画院那样正规和完善，没有成立专门的“图画翰林院”，故而绘画史学者中存在着明代是否有正式的画院制度的争论。笔者以为，明代有以相对松散形式存在的皇家画院，宫廷画家分散安置于御用监、文司院、营缮所，授职文渊阁待诏、翰林待诏、武英殿待诏、供事内府、内供奉、营缮所丞等，授职情况复杂，隶属关系不明晰。明太祖和明成祖对于宫廷绘画的建设很重视。明太祖曾命令进攻元大都的明军统帅尽收元朝内府所藏图画典籍运往南京，并派人四处搜求散失在民间的历代书画珍品。他还通过征召、考试、推荐等方法，将不少有高超技艺的画家召入画院。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曾试图建立正式画院，“欲仿近代设画院于内廷，命臣淮选端厚而善画者充其任”，后因御驾北征而未能实施。然而，明成祖由此延揽了诸多能书善画之士入朝，并加以妥善安置，一时人才济济，出现“禁中三绝”，即蒋子成的道释人物、边景昭的两宋“院体”花鸟画和赵廉的虎。 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的皇家画院，“治隆唐宋”思想主导着审美风尚，也深刻地影响着画师们的艺术实践。他们在绘画创作中十分注重技巧性和装饰性。譬如作为明太祖肖像背景的地毯和宝座就画满了繁杂的纹饰，这在之前的帝王肖像中极为罕见。明成祖继承和弘扬明太祖“治隆唐宋”思想，使在元代沉寂了近百年的两宋“院体”花鸟画逐渐恢复和兴盛，名家迭出，佳作纷呈，并延续至明宣宗时期的宣德画院，形成自南宋以来“院体”花鸟画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 作为明太祖和明成祖的后继之君，明宣宗朱瞻基不仅是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也是治国理念的发展者。由两位开国皇帝思想衍生而来的艺术审美特质以及相应的政治活动和文化实践，奠定了明宣宗花鸟画“治隆唐宋”意蕴的社会文化基础。 二、唐宋院体画的遗韵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朝第五位皇帝，建元宣德，自号长春真人，洪熙元年（1425）即位，宣德十年（1435）驾崩，在位10年。虽然明宣宗38岁就英年早逝，但是其在绘画艺术上的禀赋极高，成就很大。明韩昂《图绘宝鉴续纂》记载：“（明宣宗）万机之暇，留神词翰，于图画之作，随意所至，尤极精妙。盖圣能天纵，一出自然，若化工之于万物，因物赋形，不待矫揉，而各遂生成也。”明宣宗绘画题材广泛，山水、人物、蔬果、禽鸟、草虫均有涉及。从历代著录及传世作品来看，其作品以花鸟画居多。也正因为明宣宗对花鸟画的偏好，两宋“院体”风格花鸟画在宣德年间全面复兴，并在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年间继续发展，呈现出繁荣景象。从传世明宣宗花鸟画作品分析，其艺术风格富丽雅致，不失皇家雍容风范，有着浓郁的唐宋遗韵，是对“治隆唐宋”思想的艺术诠释。 明宣宗花鸟画风格的形成，与他的帝王身份和性格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明宣宗虽然承袭明太祖和明成祖“治隆唐宋”的治国理念，但是在统治方式上迥然不同。明太祖马上得天下，明成祖武力夺帝位，均是用高压手段处理朝政；而明宣宗则颇似其父明仁宗朱高炽，推行宽仁的治国策略。他执政后，偃兵安民，与民休息，慎用刑律，整顿吏治，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他知人善用，招纳贤才共图治理，缓和了明朝在成立之初形成的动辄得咎的君臣紧张关系。这也充分体现在宫廷画院的建设方面。 明太祖虽然征召了许多画家入宫，但任务单纯，主要是为自己画像，而且往往不称皇帝之意就会被罚甚至被杀。明成祖也征召了大批画家入宫，但是依然注重利用绘画为自己歌功颂德，宫廷画家的创作仍然受到严格限制。明宣宗由于自小接受了较为完备的艺术教育，有着较高的艺术修养，所以能给供奉内廷的画家更多创作上的自由。他甚至和画家联袂作画，切磋绘画技艺。宣德画院中专擅或兼擅花鸟走兽的画家很多，有长于画马的韩秀实、精于花果翎毛的边景昭、善于画翎毛草虫的孙隆、工于墨龙的倪端等等。明宣宗和宫廷花鸟画家们的交往，不仅促进了花鸟画尤其是“院体”花鸟画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使明宣宗的花鸟画创作受到了诸多宫廷花鸟画家的影响。譬如，以擅长两宋“院体”花鸟画而在明初宫廷绘画中独领风骚的边景昭，宣德元年因受贿举荐被革去冠带削职为民，直到宣德十年年逾八十才又被召入京师，供奉宫廷画院。明宣宗与边景昭没有过多的交往，然而边景昭作品中“承黄筌设色遗绪，取古法之意加以变化”的唐宋遗韵却不时展现在明宣宗花鸟画中，“御笔亦多仿其意，于令节赐大臣”。 明宣宗花鸟画基本承袭了唐宋花鸟画的意韵、构图以及表现技法细腻清雅、富丽工致的特点。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花下狸奴图》，采用南宋院体画的边角式构图，画面右边兀然直立一块太湖石，石畔野菊迎风摇曳。作为画幅主体的两只狸猫目光炯炯而神情怡然，蹲踞在画面左下角。边角式构图源起南宋马远和夏圭。马远常把山景置于画面一角，使崇山峻岭与大片空白形成强烈对比，时人称为“马一角”。夏圭用半边之势构景，表现深邃意境，被称为“夏半边”。《花下狸奴图》承袭马远构图法式，使画面层次分明、虚实协和，给人以无限遐想和“无画处皆成妙境”的艺术审美体悟。画中狸猫的表现技法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传世的宋人院体画猫作品，诸如李迪《狸猫小影图》、无款《狸猫图》等。《花下狸奴图》中狸猫双眼、鼻、嘴、爪用挺劲线条勾勒轮廓；绒毛及斑纹先用墨色晕染，再勾勒、披擦兼用，极具质感。太湖石和野菊均先勾勒轮廓，再或皴擦或敷彩。 花下狸奴图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三阳开泰图》中，山羊的表现方法与《花下狸奴图》中狸猫的表现方式极为相似。两幅作品均造型准确、笔触细腻、敷色精微，充分体现了唐宋“院体”绘画对明宣宗花鸟画的熏染。 三阳开泰图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壶中富贵图》，是另一幅重要的明宣宗画猫作品。全画用笔工致，设色典雅，唐宋“院体”画意韵极为浓郁。画面下方蹲伏着一只狸猫，正抬首仰望上方悬空的古铜壶。壶中白色牡丹团簇，鲜丽可人。狸猫意欲跃而攫之的瞬间之姿十分生动，可谓曲尽狸猫之天然意趣，深得两宋“院体”花鸟画尊重自然、极尽天趣之精髓。 壶中富贵图 三、清雅简逸的新风 38岁就英年早逝，这使得明宣宗缺乏像宋徽宗那样必要的艺术积淀，没有达到在唐宋“院体”花鸟画传统中自在遨游的境界；然而在其传世作品的局部技法中不乏高于唐宋画家之处。譬如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沙可乐博物馆的《双犬图》。此图描绘两只阿富汗犬在庭院间安然信步的情景。较之南宋李迪的《猎犬图》，明宣宗此图更胜一筹。李迪用细笔丝出犬毛，虽精细生动然略显繁琐；而明宣宗则以没骨法和勾勒法巧妙结合，笔迹浑然一体，生动地表现出双犬的体毛质感，巧妙自然。 双犬图 显然，明宣宗既喜欢以“黄筌画派”为代表的唐宋“院体”富丽工致的风格，又并不完全拘泥于此，而是有着更多的文人意趣。明宣宗的文人情怀我们可以从他的题画诗中领略一二。譬如他的《题崔白芦雁》：“渺渺芦花浅水流，随阳已足稻粱谋。绝怜妙笔天机到，写出潇湘九月秋。”他的《题杂画九兽·草虫》曰：“微物及时皆自得，栖葩缘叶隐芳丛。乾坤一段生成意，妙入霜毫点染中。”正是这种文人情怀使明宣宗的花鸟画少有构图繁琐、场面恢宏的鸿篇巨制，而大多是精细描绘自然小景的佳作。这种文人情怀也使明宣宗的花鸟画创作比较注重线条和墨韵。较之宋徽宗，明宣宗的花鸟画有更加明显的写意性趋向。明宣宗花鸟画往往用墨较多，表现技法多样，双钩填彩、粗笔没骨以及点染皴擦交织使用，清雅简逸，兼具宫廷院体和文人逸笔两种风格。这在明宣宗画鼠作品和画猿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明宣宗传世花鸟画作品中，文人情趣最为浓郁的要属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苦瓜鼠图》。图绘小鼠踞于岩石之上，回头机警地注视着藤蔓中垂下的苦瓜。较大的苦瓜已微微裂开，果肉诱人。那鼠馋涎欲滴的神态是那样栩栩如生，使人过目难忘。全图采用夏圭半边式构图，鼠、石、瓜、叶、藤以及草均集中在画面左边，只有几根长草延至画面右边，使得画面空灵自由且空间感极强。图中叶子用淡墨点写，重墨勾茎，藤蔓、竹叶、岩石和长草用逸笔写出，极具书法笔趣，清新雅丽。鼠的眼、耳、鼻、嘴、足用重墨勾勒。鼠身先用干笔涂擦，再以淡墨晕染，毛茸茸的质感跃然纸上，巧夺天工。款署“宣德丁未御笔戏写”。是年，明宣宗28岁，仍然没有子嗣。苦瓜多子，鼠为子神——他作此图显然有祈求多子多孙以延续皇统的意愿。有意思的是，当年明英宗朱祁镇诞生，次年明代宗朱祁钰诞生。 苦瓜鼠图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戏猿图》采用了对角构图方式，画面左下角溪水潺潺，溪畔岩石有母猿怀抱幼子蹲踞其上，右上角攀援于树上的公猿正拿着枇杷枝与幼子嬉戏，画面洋溢着温馨亲情。就构图而言，此图显然受北宋易元吉《枇杷戏猿图》的影响；就猿猴表现技法而言，则是在北宋易元吉和南宋法常画猿技艺的基础上适当拓展，愈加简逸豪放。以公猿为例，其面部先以淡墨绘出大体，细线稍作勾描，睛、鼻和嘴部施以重墨，尤其眼睛细细刻画，神采奕奕，加之嘴角上翘，更添喜悦之情。猿身造型准确。明宣宗用细笔巧妙地随其身体长势丝出体毛，将蓬松柔软的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此画法，是在师法两宋“院体”花鸟画的基础上又添文人清新雅逸之趣，堪称妙笔。 明代绘画中，花鸟画的成就最为显著，且呈现多样性的表现风格。其前期以院体花鸟画为主，中后期写意花鸟画兴盛。明宣宗以其皇帝的特殊身份和花鸟画方面的高深造诣，在明代花鸟画发展史上起着独特的作用。他遍览宫廷内府珍藏的花鸟画名迹，承袭唐宋“院体画”传统，糅合自身体悟，成为风格鲜明的画家。其艺术创作中的“治隆唐宋”意蕴，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花鸟画构图形式，给沈周等文人花鸟画家以启示；他的画鼠嗜好，不仅丰富了传统花鸟画的题材样式和表现技艺，也使画鼠在宣德画院蔚然成风，且奠定了后世画鼠艺术的基础；他对没骨法粗笔形态的实践，开明代“院体”花鸟画粗笔形态之先河，对于写意花鸟画的兴起和繁盛起了重要作用。 戏猿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