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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和阳村是合阳县东区的大村子，人民公社化后分为六个生产队，其中五队最大，由雷家巷、刘家巷，杨家场三条巷组成，无论人口还是耕地，都占了全村的四分之一。到了实行生产责任制前两三年，随着人口不断增加，觉得实在不好管理，便分成五、七、八三个生产队，现在叫村民小组，但至今人们仍习惯把这三个组的地盘称“五队”，只是加上了一个“老”字，称“老五队”。
上世纪60年代初，和阳村五队在伏六公社是出了名的，不光是因为队大，队长得力，生产搞得好，还因为有一帮子姑娘，无论干地里活还是参加村里组织的其他活动，都得到大家的称赞。那时候，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比较严重，“女娃娃上的学能干啥，识几个字叫人哄不了就行了”，家长们都这样认为，她们也都默认了这种命运的安排，所以顶多上个初小，便回家帮父母拾柴担水，喂鸡扫院，稍大一点够了女劳力的年龄便要下地挣工分弄家了。不过，她们对这个现实似乎也乐于接受，没有人想离开农村到外面去开开眼界。“农业学大寨”的号令发出后，争当郭凤莲那样的“铁姑娘”便成为她们奋斗的目标。再说，多挣一点工分，家里的生活也就能好过一点，刚刚过去的困难时期真把人整怕了。说起五队这一帮年龄相仿的姑娘们，干起活来那可真叫人佩服。往地里送粪，往饲养室拉土，一人一辆架子车，一个比一个欢，跑得疯快。一天三晌，一干就是十几天，连小伙子也陪不过她们。夏收时节，割麦子全靠她们。一百多丈长的地畛子，杨俊英（左三）、杨妙有（右一）这些快手，一口气割到地头，连腰也不直一下。队上一年种四五百亩棉花，全是妇女们的任务。姑娘们一人包四五亩，从剔苗、整枝到拾棉花都靠她们。我那时从高中退学回家，在大队办的科研站劳动，地就在五队的地盘上，她们说话的声音、银铃般的笑声不时随风飘进我的耳朵，我真羡慕她们的无忧无郁，好像从来没有一点发愁的事，成天都是高兴的。在农村里，姑娘和小伙子不同，从地里回来还得做家务，晚上和下雨天还得纳鞋底，缝衣衫，为母亲分忧。我们村地处旱塬，吃水得来回跑四五里路下沟去担，在沟坡上也能经常见到五队姑娘们的身影。
这些姑娘们也不是不爱念书，只是苦于没有上学的机会。村里冬天办民校，她们都是积极分子，每天晚上都来得最早，来了之后就是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好像天天都有高兴的事。可等到一上课，那份认真劲儿经常得到老师们的表扬。在团支部的女团员中，五队的姑娘最多；在大队民兵营的基干民兵中，五队的姑娘是骨干；后来村上成立了业余剧团，最早的女演员杨岁茹（左一）、杨妙有也是五队的姑娘。自然在大队和公社的领奖台上，也是五队的姑娘多。
我当时除在大队科研站劳动外，因为多识了几个字，便在团支部、民兵营、政治夜校和业余剧团都有一点责任。和五队的姑娘们接触也多。她们不光干活舍得出力，还待人热情，泼辣大方。从我家到科研站地里有二三里路，为了不误事，1965年麦收前我买了一辆62型加重飞鸽自行车，这在当时是个稀罕物件。有天我骑车往回走，碰到雪琴（左四）在地里栽毕红薯担着水桶也往回走，一见我便喊一声：“把我带上！”我估摸她担着水桶坐不到后架上，不料她身轻如燕，一偏身子便稳稳当当地坐了上来。我佩服她的灵巧，更佩服她的大方。因为在当时的农村里，一个小伙子自行车后面带个姑娘，旁人是要说闲话的。雪琴却不管路上那些下工的社员投来什么样的眼光，一直坐到她家门口才下来。
杨岁茹是父母的老生女，在这群姑娘中年龄最小，生性活泼。有天在路上碰见我，红着脸说，她有点事要出村，能不能把我的新自行车用两天。我说没问题，下工后便把车子给了她。车子还回来时，不但擦得明光锃亮，一尘不染，钥匙后面还用红绿绸子绑了个小小的蝴蝶结。黑色的车架，黄灿灿的车钥匙，配上彩色的蝴蝶结，非常好看。我真佩服她的细心，说：“以后要用车子尽管说！”
县上修水库，五队的十多名姑娘上了北山脚下离村五十多里的水利工地，住在人家废弃的土窑洞里，没门没窗，吃水就从饮牲口的涝池里往回担，表面漂着一层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到口边一股腥气。姑娘们开头还硬撑着，但十几天以后便撑不住了，有天下雨不出工，带去的鞋底也没心思纳，坐在一起集体嚎啕大哭！此事在工地上传为笑谈。人们都说：“老五队的铁姑娘还哭鼻子，丢人死咧！”多年以后，我和妻子杨岁茹（她当时年龄最小）说起此事，她说：“你想哩嘛，一满没离开大（合阳人称父亲为“大”）妈身边到那远的地方，白天干起活来倒没啥，晚上夜深人静，也不知是啥叫唤，半夜睡不着觉。一个人一掉眼泪，大家跟上就哭开了！”
虽说五队这一帮子年龄上不差一下不差二的姑娘有二十多个，但肯定有住得近关系也亲密的，照片中的这几个都姓杨，住在北头的杨家场。五队的耕地都在村东南方，等队长派活时或下地路过总要到南头的俊娃嫂子（照片中唯一一个剪发的）家里坐坐，一来二去关系便很好，有一天几个人一商量，于是叫上这位嫂子到离村五里的坊镇拍了这张照片。一律的长辫子，这是当时农村姑娘的时尚发型，穿的是自己缝的最好的细布碎花罩衫。平时劳动她们都穿着自己纺织的粗布衫子，这种既要掏钱又要用布票的细布衫子只有逢年过节赶集走亲戚时才穿。脚上的布鞋自然也都是自己做的，面料有黑条绒也有花布。大约是头一次照相的缘故，平日干活时的泼辣劲儿和青春的笑脸都找不见了，一个个文绉绉地显得有些严肃。
那时村里人都说：“谁要说上五队的姑娘当媳妇，那就算前世烧了头炉香了！”俊英和光琴嫁到了十里外的坤龙村；妙有嫁到西清，离村五里；雪琴的女婿在本队。我与岁茹在村里接触多，互相了解，1968年秋天结为夫妻。我也算有福气的人。如今照片上的人都当了奶奶，里外孙子好几个，日子都过得不错。当时照相的钱大家分摊，照片每人一张，可是妻子那张早已找不见了。今年春上随渭南电视台到坤龙村拍专题片，俊英的爱人说他家里的这张照片还在，取来看过，又勾起我对当年老五队姑娘们的回忆。妻子说，拍这张照片时她虚岁十七。妻子生于1949年，由此推算，照片拍于1965年，即“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距今已经四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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