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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个现代考古學学者李济说：“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帐。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发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寻。” 这代表了古史研究的一个方向，文献记载神话和传说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神话和传说只是古代传承历史的一种形式。我们应该能够掌握解读这些“神话和传说”的方法，创作这些神话和传说，最初所要表述的思想，解读的方法，除了文献，考古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漢字。我们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學界，没有意识到倉颉創立的漢字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人类社会统一意识的最初的概念系统。重建中國的上古史，必须开启漢字學的研究，确定黄帝这个原点，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才具有落脚点。漢字體系是研究黄帝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的方式。 李玄伯1924年曾大力主张“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但到193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社会探研》中，几乎全部采用文献史料，可以代表史学界态度的一个转变。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考古學和文献學研究中國的上古史的无法消除弱点，就是时空上的错位。 考古学在中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为现代人重新书写中国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具有地域性，也具有时段性，即为具有时空上的局限性。伴随着考古成果的持续涌现，考古学既不能创造历史，也不能地改写历史，只能考释历史，佐证历史。 建立科学的古史系统，完全依赖于考古學是具有狭隘思维，不能轻视漢字學的主导作用，文献學和考古學只能作为辅助，尤其是在考释五帝时期的这一段历史。考古學在其诞生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考古学备受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一门最富生命力的学科，不但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和杰出的学者，而且考古学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导致了中国人文学术的重大变化和进展。可以说，考古学成了现代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确定黄帝时期这个中國通史的原点，考古學不仅显得力不从心，而是，作为论证黄帝这个起始点的论据也显得苍白无力。 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考古发掘为基础，安阳殷墟的发掘即是最为重要的成就，只是把中国的历史上推到商代。为进一步探究中国文明的起源，追溯中國历史的源头，只有借助倉颉創立的漢字體系。这是考古學无法完成的使命，可信的上古史的确定黄帝这个中國历史起源的原点，有了漢字就有可信的历史，并且有了可以追溯的历史。 倉颉創立漢字體系，研究漢字本身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就是重建中國上古史的重要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方法和线索。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史重建活动：第一次是孔子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重建；第二次是漢代对先秦历史的重建；第三次是20世纪初叶以来利用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对先秦历史的重建。孔子已经不知倉颉創字这一历史事件，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倉颉創字最初的字义。漢字學已经成为绝學，是对古史系统最严重的的破坏，也是难以重建，难以追溯中國上古史的起始点的最关键的一点。 重建中國的上古史，常常因传统文献缺失而束手无策。前二次重建的主要途径是筛选、修复、整理和阐释传统文献，也有一些篡改。重建的同时，也是一种无形的破坏。第三次是古史系统因传统文献被怀疑，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以考古材料印证传统文献的可靠性，同时纠正和补充一些传统观点，进一步完善古史系统。在利用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资料进行古史重建方面，尤以李济、徐旭生、张光直、苏秉琦等人虽然取得一些的成就，但是，仍然没有掌握重建中國上古史的关键点，也就是开启倉颉創立漢字學的研究。三次重建中國的古史，均不能开启漢字學的研究和探讨，实际上，对古史的破坏远远超过重建。 清 （一）李济的古史重建活动 李济不仅在考古发掘方面有突出的成绩，而且在考古学研究方面也有骄人的成就，尤其在“古史重建”方面更是身体力行，为从“疑古”走向“重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疑古”固然有其错误的历史观，但是，漢字學成为绝學，“重建”仍是奢望。 1962年，李济撰写《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系统说明了编纂《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想法，指出需要七种材料，对后世重建中國的上古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与人类原始有关的材料； 倉颉創立漢字“人”，是“人”的起源。我们如果重建中國的上古史，重建中國的人类史，就应该以黄帝时期，倉颉創字时期为人类的起源点，起始点。倉颉創字之前，称为中國上古史的史前，史前的先民，不能称为人类，只能称为史前先民。史学上称为三皇时期。 倉颉創字的黄帝时期，先民经过漢字的教化，进入人类的分界点。倉颉被后人称为史皇，字聖，用漢字本身记载历史，称为中國的上古史，也就是人类史。 司马迁编撰的《史记》就是以黄帝本纪作为中國上古史的起始点。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对于时空坐标的关键就是设定坐标原点。倉颉創立漢字體系不仅确定了中國上古史的坐标原点，而且，黄帝时期也是这个坐标原点的历史依据。 2、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 研究东亚的地形，不应该研究中國的上古史主流。当今史学大家不仅研究中國的上古史，首先研究倉颉創立的漢字體系，研究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戰。倉颉創立漢字體系阐释人类不断与自然灾害斗争，不断革天命的思想體系，记载了黄帝戰蚩尤涿鹿之戰这个上古史的原始点。漢字本身阐释了“抗灾除恶”的思想，这也是中國人类形成的宗旨，必须研究倉颉創立的漢字。 研究倉颉創立漢字體系，掌握漢字的字形与漢字的字义的逻辑关系，倉颉創字的思维也是黄帝时期的时空原点的思维，倉颉創立漢字體系所要表述的字义，就是黄帝这个时空原点，成为人类社会所应该具备善恶思维，抗灾除恶的原点思维。 倉颉創立漢字的地点，应该集中于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周边。黄帝陵是中國上古史空间上的原点，故此称为“中原”。原点，不应该盲目放大，而是，需要逻辑上阐释。 3、用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人类文化遗迹； 考古方式研究人类學，倉颉創字之前的史前，史前先民从事農业活动，渔猎活动，畜牧活动都不能称为“人类”活动，只是部落、家族等小范围的意识统一的行动。尚未具备人类的善恶意识形态，也未形成社会性，只是动物的生存本能和天性。 如考古學发掘的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贾湖文化等，都是史前先民文化，不能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组成，也不能作为中國上古史的组成。 倉颉創立“人”字，才是人类的起源。具有“人”概念，才有主观上的人类，对“人”字的理解上的统一，主动做人的意愿上统一，才能形成“人”类社会。 考古學不仅无法考古发掘“人”的概念，也无法从史前古代文化遗址中，确定“人”的起源。考古學是不能直接解读“人”的字义，也不能直接解读倉颉創字的象形原理，只能研究漢字學，通过漢字的字形结构分析，解读字形结构中逻辑关系，才能解读字义。考古學只是作为辅助，漢字學作为主导，重新建立中國的上古史。 4、体质人类学的资料； 所谓体质人类学，基因学，血缘學研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人类學，而是人类學的歧途，体质人类学实际上属于动物学范畴。 人，首先具有知人特性，也就是知道漢字“人”的字义，意识形态上具有做人的意愿和主观，行为上按照“人”的概念行事。人类學是研究人类统一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道，而不是研究体质人类学，基因学，血缘关联。 5、狭义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属有文字记录时期的资料； 考古學发掘的最早的古文的资料就是安阳殷墟的甲骨文，我们知道殷商时代与倉颉創字的黄帝时期时间上相隔1000年左右，地域上相隔一条天堑—黄河。即使甲骨文上的记载的内容，还需要对甲骨文通透的研究，才能解读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甲骨文所记载只是安阳这个地域，殷商时期所发生的事件。 倉颉創立的漢字體系，漢字本身所承载的是黄帝时期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倉颉与黄帝所处的地点和时间上的一致性，才能通过漢字释义的方式，解读黄帝时期。倉颉創立漢字具有起始点，原点的思维。而甲骨文并不具备原点思维，只是具有地域性，时段性的文化载体。 有些学者认为考古发掘的一些史前的陶符，这些陶符可以称为“文”，不能称为“字”。能够称为“字”，就必须符合倉颉創字仿生學、仿豕學、仿豬學的象形原理。否则，只能称为“文”，就不能称为“字”，更不能称为漢字。 6、民族学家研究的对象； 我们知道黄帝、倉颉所在地称为中原。四周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其实，我们不能理解倉颉創字，对倉颉創字的原理一无所知，对“中原”的理解也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含义完全不符。 中，丨虫厶，丨，指人为属性，一，自然属性，虫，动物总称，动物的代表就是豬。厶，虫厶，动物的本能和天性引起的灾害。中，抗击动物（豬）引起的灾害，就是抗灾除恶为“中”。 原，厂白小（巾），厂，一，自然属性，丿，指人为属性，厂，指倉颉創字确定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的原点，起始点。具有原点的时空坐标为厂。白小（巾），实为“帛”，帛，皇头帝尾，特指黄帝时期。帛，也是指丝绸，黄帝时期就是崇尚丝绸的时代。 中原，指抗灾除恶的原点，也是崇尚丝绸的时代。指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戰的地点，也是倉颉創字的所在地。并不是指现在的如此广阔的地域为中原。陕西黄陵县黄帝陵就是倉颉創字之初的“中原”，中國的起始原点，也是中國文明的起始原点。 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指没有经过倉颉創立的漢字體系的教化，尚且处于动物生存的形式，没有进入人类社会的时代，也没有进入文明时代，没有形成抗灾除恶的宗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均含有贬义。 7、历代传下来的有关秦朝以前的记录。 文献记载先秦时期的记录，周代以后文献逐渐发达起来，对于五帝时期，夏商时期的历史记载寥寥无几，显然，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也不容易理解。商代的甲骨文，金文等，与现代漢字體系上的差异，不能完全解读甲骨文中蕴含的信息。只是商人卜筮的工具。 漢字學的研究只是研究倉颉創字之初的思想體系和逻辑體系，重点是确定中國上古史五帝时期的部分。周代以后的历史应该以文献记载作为索引，以考古學作为佐证的依据。五帝时期的历史以漢字學作为主导地位，释读五帝时期的神话和传说，以考古學作为佐证依据。 五帝时期活动的地理位置主要是陕西黄帝陵的周边的黄河以北，而不是现代所指的整个中原地带。[/f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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