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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译自里根发表于1989年1月11日的《告别演说》（Farewell Address to the Nation）。本文由 万吉庆 译，全文约5800字，本文为摘录版，约4600字。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 美国同胞们：
这是我第三十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总统办公室向你们讲话。我们一起相处了八年，不久就是分别的时刻。在这之前，我希望和你们分享一些想法，其中一些想法，我已经酝酿良久。
能够成为你们的总统，是我的莫大荣幸。过去几周，许多美国人给我写信致谢，这也是我想对你们说的。你们授予我们为国效力的机会，南希和我深表感激。
身为总统，你总会或多或少地脱离人民。你会坐在别人代驾的车子里度过许多时光，透过染色车窗望着众人：有抱着孩子的父母，有向你挥手致意却来不及一一应答的人。有多少次，我想停下车、伸出手和大伙致意。嗯，今晚我或许可以稍作弥补。
有人问我，离别是什么感受。事实上，“离别是一种甜蜜的忧伤。”甜蜜的是，我可以重返加州的牧场并重拾自由。悲伤的是，和诸位的道别，当然，还要离开这座美丽的住所。
大家知道，从总统办公室沿着大厅直走，楼上就是总统和家人的住处。这里有几个我最喜欢的窗户，我喜欢清晨站在窗前远眺。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华盛顿纪念碑，然后是国家广场和杰弗逊纪念堂。在天气晴朗的早晨，你甚至可以看到纪念堂之外的波托马克河和弗吉尼亚河岸。有人说，林肯曾在这里目睹过布尔朗战役上空的浓烟。我呢，看到的则是一些稀松平常的事物：河岸的水草，早晨通勤的车流，偶尔也会看到人们在河上泛舟。
我喜欢在窗边思考。我一直在思考过去的八年意味着什么。此时，一幅水手的画面就像副歌一般浮现在脑海：这是一个小故事，它讲述了一艘大船、一个难民和一位水手。这要追溯到八十年代初，那时候，正是越南船民逃亡的高潮。（译注：可参考电影《投奔怒海》）一位水手正在“中途岛号”航母上努力工作，这艘航母正在南中国海巡曳。就像大多数美国军人，这位水手年轻、聪明、敏锐。船员们从海平面上监视到一艘漏水的小船。里面挤满了印度支那的难民，他们渴望抵达美国。“中途岛号”派出一艘小汽艇，准备把他们安全带回船上。就在难民穿过波涛汹涌的海面之际，有人发现了甲板上的水手，站了起来，向他大声呼喊。那人喊道：“你好，美国水手。你好，自由人。”
一个微不足道却又意义深远的时刻。这位水手在家书中写道，这一刻，他永志难忘。实际上，如果我目睹了这一幕，我也不会忘记。因为这正是80年代身为美国人的含义。我们再次成为自由的象征。我知道我们一向如此，但是在过去的数年，整个世界——某种程度上包括我们自己——再次发现了这一点。
事实上，从格林纳达到华盛顿再到莫斯科峰会，从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到始于1982年末并持续至今的经济扩张，我们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我看来，我们取得了两大胜利，这是我最引以为豪的两件事。首先是经济复苏，美国人民创造并填补了1900万个就业岗位。其次是美国士气的恢复。美国在世界上再次受到尊重，并被期待着成为世界领袖。
我数年来的经历反映了这种变化。这要从1981年说起，那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大型经济峰会，峰会由加拿大主办。补充一句，该峰会由成员国轮流举办。开幕式是一场款待七国政府首脑的正式晚宴。呃，我就像刚上学的新生，坐在那里、听人讲话。弗朗索瓦（·密特朗）说这，赫尔穆特（·施密特）说那。他们丢掉头衔，彼此直呼其名。有一刻，我凑近一步说，“我叫罗恩。”就在那一年，我们开始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复苏——即减税和放松管制，开始削减开支。不久之后，复苏回来了。
两年后，另一场经济峰会的阵容大致相同。在开幕式上我们齐聚一堂，突然间，我发现所有人都坐在那里盯着我。之后，有人打破沉默，“给我们讲讲美国奇迹吧”，他说。
呃，说到1980年，当时我正在角逐美国总统，情况是如此不同。一些专家断言，我们的方案会带来灾难。我们对外交事务的看法会引发战争。我们的经济方案会造成通货膨胀急剧攀升，进而引发经济崩溃。我还记得一位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在1982年预言，“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已经熄灭，未来几年，这种局面也不会改观。”然而，他和其他意见领袖都错了。事实上，他们所抨击的“走极端”恰恰是“正确之举”。他们所抨击的“危险之举”恰恰“极为必要”。
过去的八年，别人送了我一个绰号，“伟大的沟通者”。不过，我从不认为是自己的风格或措辞使然：是内容使然。我不是一个伟大的沟通者，但是，我传递了伟大的理念，它们不是从我脑子里冒出来的，而是来自一个伟大民族的内心——来自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智慧，来自我们对指导了我们两百余年的原则的信仰。你们称其为“里根革命”。我接受这种提法，不过，在我看来，它似乎更像是一场伟大的发现之旅，即重新发现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常识。
因为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似乎更棘手。情况向来如此。但只要我们牢记自己的基本原则、相信自己，未来就永远属于我们。我们还学到了其他一些东西：一旦你开启了一场伟大的运动，就不知道它会在哪里停止。我们本打算改变一个国家，结果，却改变了整个世界。
世界各国正转而支持自由市场和言论自由，并且摒弃过去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1980年代一项重大发现是，看哪！遵循道德的政府，也可以是务实的政府：良好的民主体制，也可以是富有成效的体制。
当你人届中年、到了可以庆祝39岁生日的时候，你偶尔可以坐下来、回顾自己的一生，让生命之河在你面前静静流淌。对我来说，河流出现了一个分叉，它正好发生在我的中年。我本无心从政。这不是我年轻时的梦。但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你必须为上天的赐福支付代价。我对自己在娱乐圈的事业很满意，但我最终选择从政，因为我想保护一些珍贵的东西。
我们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逆转政府进程的革命，它只用了三个字：“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我们人民”告诉政府该做什么，而不是相反。“我们人民”是司机，政府是汽车，我们决定它应该开到何地，走哪条路线，开多快。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宪法都是这类文献，政府告诉人民他们享有哪些特权。我们的宪法则不然，“我们人民”告诉政府它可以做些什么。“我们人民”是自由的。这个信念，是我过去八年以来所有行动的根本基础。
但是，回到20世纪60年代，我开始感觉，我们似乎开始扰乱天纪——政府凭借越来越多的规章制度和近乎没收性的税收，拿走了我们更多的收入，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自由。我从政的部分原因，是想举手指着它说：“停下来。”我是一个公民政治家，这似乎是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认为我们已经叫停了很多必须停止的事情。我希望再次提醒人们，除非政府受到限制，否则，人不可能是自由的。这里有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就像物理法则一样清晰、明确，“政府扩张，自由收缩。”
有人问我是否有遗憾。嗯，确实有。赤字就是一例。最近，我一直在谈论这个话题，但今晚不是谈论的时候，所以我会保持沉默。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我在国会取得过一些胜利，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我的每一次胜利都是你们的功劳。他们从未看见过我的军队；他们从未见识过里根兵团，即美国人民。你们通过拨打电话、给议员写信呼吁采取措施，帮我打赢了每一场战斗。是的，我们仍需要再接再厉。如果我们要完成这项任务，里根的兵团就不得不变成布什的部队。很快，他就会成为新首领，他像我一样需要你们。
最后，历来的总统告别演说秉持着伟大的告诫传统，而且，我的脑海里不时有一个念头。但奇怪的是，它始于我在过去八年里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民族自豪感的复兴，我称之为“新爱国主义”。这种民族情感是好的，但除非它建立在深思熟虑和知识的基础上，否则，它不会有太大的价值，而且也不会持续下去。
我们渴望的是一种明智的爱国主义。我们在教育自己的子女何为美国，以及在漫漫人类史中美国的象征意义方面，是否做到足够好？我们这些35岁以上的人成长在一个不同的美国。我们直接学习了身为美国人的含义。我们几乎是从空气中吸收了对国家的爱和对美国制度的欣赏。如果你没有从家人那里学到这些东西，你会从邻居那里学到，你会从打过朝鲜战争的父亲那里得到，或者从那些在安齐奥（Anzio，注释：意大利城市，“二战”战场之一）失去亲人的家庭里得到。或者你可以从学校得到爱国主义情感。如果这一切都不奏效，你还可以从流行文化中得到一种爱国主义情感。这些电影歌颂民主价值观，含蓄地强化美国特殊论。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电视也是如此。
但现在，我们即将步入1990年代，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年轻的父母不再确信，是否应该教授现代的儿童养成对美国坚定不移的欣赏。流行文化的创作者，也不再以有根有据的爱国主义为风格。我们的精神回来了，但还没有把它重新制度化。我们必须再接再厉，向人们解释清楚：美国是自由的国家——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企业自由。而自由是特殊而罕见的。自由是脆弱的，因此需要得到保护。 所以，我们教授历史时不该以什么更流行为基础，而是以什么更重要为基础：朝圣者（the Pilgrims，译注：美国早期的清教徒移民）为什么来到这里；吉米·杜立德（Jimmy Doolittle，注释：二战期间空袭日本的美国空军名将）是谁，以及在东京上空停留30秒意味着什么。你知道，4年前，在诺曼底登陆40周年纪念日那天，我读到一位年轻女士写给亡父的一封信，她父亲曾在奥马哈海滩作战。这位女子名叫Lisa Zanatta Henn，她说：“我们将永远铭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诺曼底男孩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嗯，让我们一起帮她遵守诺言。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谁。我要警告大家，一旦美国的记忆被摧毁，美国精神最终也会凋零。让我们从基本功课开始：更关心美国的历史和更多地强调公民仪式。
让我给大家讲一讲关于美国的第一课：在美国，一切伟大的变革始于餐桌。所以，在明晚的厨房里，我希望这些谈话能够开始。孩子们，如果你的父母没有教会你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务必让他们知道，务必让他们教你们。这非常符合美式做派。
这就是我今晚所要交代的，末了，我再补充一件事。过去的几天，当我站在楼上的窗前，我想起了“闪耀的山巅之城”（shining city on a hill）。这个短语来自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他用这个短语描述自己想象中的美国。他的想象很重要，因为他是早期的朝圣者、早期的自由人。他乘着今天我们所说的小木船来到这里；和其他朝圣者一样，他也在寻找一个自由的家。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一直在谈论这座闪耀之城，但不知道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表述得是否足够清楚。不过，在我的脑海里，它是一座高耸而自豪的城市，建立在比海洋更坚固的磐石上，风吹着、上帝保佑着、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和谐而又和平地生活着。它是一座自由的、充满商业活力的港口城市。如果非要有城墙的话，那么，城墙也是有门的，大门向任何有意愿、有勇气来到这里的人敞开着。这就是我对它的理解，现在依然如此。
在今天这个冬夜，这座城市有何变化？它比八年前更繁荣、更安全、更幸福。但更重要的是：两百年过去了，两个世纪过去了，她仍然坚定而真实地屹立在花岗岩山脊上，无论遇到什么风暴，她的光芒不变。她仍然是一座灯塔，仍然是一块磁石，吸引着所有拥有自由之心的人，吸引着所有那些陷于迷途的朝圣者，他们正在穿越黑暗、奔向家园。
我们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当我卸任并走进这座城市的街巷，我要对参加过“里根革命”的男男女女说最后一句话，这些来自全美各地的同胞，你们八年来的努力让美国重回正轨。我的朋友们：我们做到了。我们没有原地踏步。我们让美国焕然一新。我们使这座山巅之城更强大、更自由；我们把她交托给好人照料。总之，还不错——很不错。
就这样吧，再见，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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