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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下层文化彩陶简析

 吴奇郭粤吴宏伟 2018-09-20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是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北起西拉木伦河、南到海河、西起桑乾河上游、东到辽河左岸的广大地区都有文化遗存。经考古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迹主要有石城、壕沟、聚落、房址、陶窑、灰坑窖穴及墓葬、祭祀遗址等,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小件青铜器、蚌器、骨器、玉器、

彩绘陶器、粮食作物遗存、动物骨骼等。其中彩绘陶器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出土彩绘陶器的文化遗址

目前考古发掘出土彩陶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主要有:辽宁北票丰下遗址第二、三层出土陶器残片20多件,器形有折腹盆和鬲。其中一件折腹盆口沿和腹部有彩绘图案[1]。河北香河县庆功台村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的陶器中,在折腹盆的沿面和鬲、罐肩部有残留的红色彩绘痕迹[2]。平谷县刘家

河村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随葬陶器21件,

主要是折肩罐,在罐的肩部多遗有朱红三角形或人字

形彩绘纹饰[3]。

内蒙古赤峰蜘蛛山遗址出土14件彩陶残片,器形有陶尊、陶鬲、陶豆、陶罐等,器表残存有动物形图案[4]。在敖汉旗范杖子发掘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八十余座,分A 、B 、C 三区。A 区发掘墓葬41座,随葬品有陶器60多件,彩绘陶器1件。B 区发掘墓葬19座,凡是殉猪、狗的墓葬都出土有彩陶,器形有陶罐和陶鬲两种。C 区发掘墓葬29座,出土的彩绘陶器有陶罐、陶鼎、陶豆等[5]。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发掘墓葬804座,随葬陶

器的墓葬有640座,

占墓葬总数的80%。各类陶质器皿总计1583件,其中彩绘陶器有420件,出自223座墓葬。能辨别出花纹的有334件,器形有陶鬲、陶罐、陶鼎、陶壶、陶尊、陶簋等,器表彩绘纹饰十分丰富,有171种[6]。从已发表的考古资料看,在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彩陶多出自墓葬,在居住

址少见。敖汉旗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彩陶最具代表性,本文以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彩陶为主要资料,就彩陶的典型纹饰及陶器的使用功能进行简要介绍。

二、夏家店下层文化彩陶纹饰

大甸子墓地出土彩陶数量大、种类多,并进行

系统的整理和研究[7]。据发掘报告介绍,彩陶胎体多

为灰黑色,其上绘红、

白两色纹饰。经鉴定红色是HgS ,白色为CaCO 3,橙黄色是红白两色颜料混合所致,绘画使用的工具是毛笔。彩绘纹饰分布有一定规律,主要位于器体的腹间,凡是结构复杂、图案单元大的纹饰都集中在此,它们构成主体纹饰。在陶器的唇沿、颈、足或器盖等部位则绘较小的单元和

简单的纹样,属于主体纹饰的填充。

绘制纹饰时,在陶器器表沿一个方向或分别向两个方向连续延展,画面展开后是一布局严谨的带状图案。大甸子墓地

出土的能辨别出纹饰的彩陶有334件,

纹样有171种。依据纹饰在器物上的位置和图案结构,大体可分为两种型式(图1)。A 型主要分布在陶器的腹间,图案单元较大,是陶器上的主体纹饰。B 型为辅助纹饰,属于边缘画面,位于陶器的唇沿、颈、足或器盖等部位,单元简单,是主体纹饰的填充。在A 、B 两型中又分为两式,a 式为专用的特殊单元,b 式是

夏家店下层文化彩陶简析

崔岩勤

(赤峰学院

历史系,内蒙古赤峰024000)

摘要:夏家店下层文化彩陶纹饰种类多样,文化内涵丰富,彩陶的使用功能独特,为研究当时的彩绘艺术、

宗教信仰和葬俗提供了重要资料。关键词:夏家店下层文化;彩陶;纹饰;使用功能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09)10-0001-03

图1彩陶纹饰分布示意图

1--

二方或四方连续单元。其中,Aa 式有特殊寓意,主要是形似兽面或徽帜的图案;Ab 式是二方或四方连续图案。Ba 式分布在鼎足、器盖、器纽及其他不规则的画面空隙;Bb 式属于边缘画面,为主要画面狭窄纹带中的二方连续图案。

彩陶纹饰图案主要由横竖直线及大小不同的勾云纹(C 形)、S 形、T 形曲线组成,其中较典型的

是以动物、

植物和自然现象为题材的纹饰,主要有兽面纹、龙凤纹、禾苗、花卉及勾云纹等。

兽面纹分有目纹和无目纹两类。有目纹有二十多种,多数是由左右对称的图案构成。比如Aa 式,

见于M 371:

10罐(图二:1),用白色画兽面主体图案,红色填底,画于罐肩,一匝有三个单元,不连续,中间隔以Ab115,是唯一一件画有下颌的兽面纹

饰。Aa 式见于M 317:

2罐(图二:2),白色已脱落,红色底纹残存。Ab 式见于M522:6鬲和M4:1罐

(图二:

3、4),单元竖长尽器颈以下,饶器一匝画三个单元,不连续。画面竖长,中画白色竖线均分单元为左右两半,由竖线分别向两侧连画两组对称勾云纹,竖线下端呈“人”字形,各与勾云纹相连。它们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的图案极其相似(图三)。无目兽面纹以勾云纹为主,以对称或不对称的形式绘出整体画面,《大甸子》报告

称之为徽帜图案。比如Aa 式,

见于M316:1鬲(图二:5),主体画中部以“T ”形卷曲竖向连缀,左右两侧为对称勾云纹。单元之间以红、白两色相间画两

排并列勾云纹。

《大甸子》报告中图五六:1、2、5、7,图五七:5等都属此类。

此外,还有鸟兽纹和龙纹[9]。鸟兽纹Aa 式,见于M 828:3罐(图二:6),以左右两半对称的图案构成一鸟纹,如果将其翻转倒看,又是一兽面纹。龙图

案主要有Ab 式,见于M 387:3鼎,二方连续纹带无上下边框,连续横画“S ”

形卷曲纹,内填红色,首尾相接如行龙、卷龙

(图二:7)。植物形纹饰多为草木、禾苗形[10]。比如Aa 式,绘于M452:1鬲,主体纹

饰为白色勾云形卷曲纹,连缀两竖行,属变体艺术

化的禾苗纹(图四:

1)。Ba 式绘于M610:6罐,如初生的禾苗(图四:2)。Ab 式绘于M663:1鬲,像生机

勃勃的花树(图四:

3),此图案与Ab 式M726:17的右半部完全一致(图四:4)。

勾云形纹形似“C ”字,在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彩陶中出现的频率最高,不仅见于A 型中心纹饰,而

且在B 型辅助纹饰中也常见,

有多种变体。在中心纹饰Aa 式中,勾云纹在动物形纹饰(图二:1~5)、植物形纹饰(图四:3、4)里以对称或单体的形式出现,在Ab 式纹饰中也是重要的构图要素(图五:1~4)。Ab 式见于M419:5鬲和M 713:7罐(图五:1、2),勾云纹反复颠倒连成单元,环绕器壁。白线双勾,内填红色者较多。Ab 式见于M771:2簋和M 741:3罐(图五:3、4),以两个相对的白色勾云纹为单元,头尾颠倒,中间以白色一笔相连。

在Bb 式中,勾云纹主要以单勾云或双勾云为一组,呈弧线和折线(似雷纹)。弧线形单勾云纹如Bb 式,见于M 522:6鬲(图五:5),在两条白线之间横画白色勾云纹,填红底,见于鬲口沿或罐的颈部。Bb 式见于M 901:1鬲(图五:6),横画白色勾云纹,卷曲背向一边,横向连续呈纹带,填红底,多画在鬲或罐的颈间。折线形勾云纹如Bb 式,见于M 867:4罐(图五:7),单元以上下相对的纹样错间相对,外缘转角处方折。Bb 式见于M1261:1鬲(图五:8),

位于鬲口沿上。纹带中间横画白色平行线两条,

分别在两条线外侧画成对的方折形卷曲,填红底,构成纹饰带。

通过上述几种典型纹饰可知,夏家店下层文化

彩绘艺术主要是以陶器为载体,器表所绘纹饰构图形式多样,并有一定的规律。这些纹饰不仅赋有美感,具有装饰性,同时还蕴涵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们既是对本地区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发掘表明,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史前文化十

7

6

5

4

321

图二动物形彩绘纹饰

21图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

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

1.M 4:5

2.M 11:74

3

21图四

植物形彩绘纹饰

8

7

6

5

4321图五

勾云形彩绘纹饰

2--

分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该地区已确立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11]。每个考古学文化都有其独特性,同时,某些文化因素也有明显的继承性,这一点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彩陶纹饰中可见一斑。

就文化的继承而言,龙凤崇拜是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以红山文化为例,在红山文化玉器中就有玉龙、玉凤、兽面形器等,其中玉龙最具代表性。考古发掘表明,西辽河流域是中国龙的文化最早的发源地,红山文化玉龙独立发展,自成体系,有C型龙和蜷体玉猪龙等形制,这里是中国龙的故乡[12]。云纹在玉器中也大量出现,勾云形器以其抽象而神秘的造型成为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典型器之一。龙纹、凤纹、兽面纹、云纹等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以陶器为载体,以彩绘形式被继承下来,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可谓继承、创新兼而有之。同时,龙纹、凤纹、兽面纹、云纹也是中国传统的、典型的装饰图案,龙凤崇拜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由此可见,夏家店下层文化彩陶纹饰中也蕴涵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就文化的创新而言,植物形彩绘纹饰具有典型性。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禾苗、花树形纹饰图案应是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的反映。它们形象生动,充满生机,在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的彩绘纹饰中,这些纹饰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独有的题材,具有明显的农耕文化特征。

三、夏家店下层文化彩陶的使用功能

考古发掘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彩绘陶器多出自墓葬,在居住址中少见,它们不是生活日用器皿,而是为死者专门制作的用于随葬的冥器。彩陶作为随葬品来使用,是当时独特的葬俗。并且,随葬彩陶的数量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有密切的关系[13]。以大甸子墓地为例,该墓地中出土420件彩陶,分别出自223座墓中。出土彩陶的数量多的墓葬,墓圹大、随葬陶器多,墓主身份地位高。在墓圹长2.2米以上墓葬都随葬彩绘陶器。圹长在2.2~1.7米之间的墓葬中,约1/5的有彩绘陶器。圹长在1.7米以下的墓葬,随葬彩陶的很少。出土彩陶数量最多的墓葬为10件[14]。同时,随葬彩陶的墓葬之间也有差别。比如,随葬陶鬹、陶爵的墓葬,或随葬有三组陶鬲、陶罐的墓中都有彩绘陶器。随葬5件陶器的墓中,有彩陶的约占80%;随葬4件陶器的墓葬中,有彩陶的占60%以上;随葬3件陶器的墓葬中,有彩绘的占40%以上;随葬两件陶器的墓葬中,有彩陶的仅占20%以上。较高规格的彩陶出自特定的墓区[15]。大甸子墓地出土兽面纹图案的墓葬共37座,都是大型或较大型墓葬,在整个墓地的分布与出陶鬶、陶爵的墓一致,以北区最多,中区次之,南区不见。总体上看,在墓圹规模大、随葬陶器数量多的墓葬中彩陶出现的频率高,高规格的彩陶有集中分区的现象,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已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墓主人属特殊的阶层或家族,墓葬中随葬的彩陶不仅是一种冥器,同时也成为丧葬礼仪中的一种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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