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立业 现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地域文化研究》编辑部研究员，研究方向：高句丽史。 汉武帝灭朝鲜、设四郡，汉朝力量在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广义辽东地区达到顶峰，此后，由盛转衰，政治、军事力量渐成退却之势，新的真空的出现，也意味着需要新的力量填补，在多重文化影响下的辽东山地古族群进一步开化、整合，全新的族群共同体已经呼之欲出。朱蒙集团南下建立了卒本夫余，在并吞原“句骊胡”部族“沸流部”时，借壳古“高句丽”。“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的过程，也是从卒本夫余改称“高句丽”的过程，此后以朱蒙为始祖的新的高句丽族群共同体伴随着高句丽政权逐渐形成。 玄菟郡 句骊 卒本扶余 高句丽 朱蒙集团 作为一个总体的进程，燕秦汉诸政权对辽东地区的开拓可谓继踵而至，但燕亡秦来、秦灭汉兴都有大乱向大治的过渡时期，强势政权交替之际，往往也给边疆地区带来危机和契机。汉武帝灭朝鲜、设四郡，汉朝力量在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广义辽东地区达到顶峰，此后，由盛转衰，政治、军事力量渐成退却之势，新的真空的出现，也意味着需要新的力量填补，在多重文化影响下的辽东山地古族群进一步开化、整合，全新的族群共同体已经呼之欲出。朱蒙集团南下建立了卒本夫余，在并吞原“句骊胡”部族“沸流部”时，借壳古“高句丽”，“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的过程，也是从卒本夫余改称“高句丽”的过程，此后以朱蒙为始祖的新的高句丽族群共同体伴随着高句丽政权逐渐形成。 卫氏朝鲜脱胎于箕子朝鲜。根据《史记·宋微子世家》《汉书·地理志》等书的记载，一般认为箕子朝鲜是商末遗臣箕子于商亡周兴之际率众出走，周武王感佩其为人，封之于朝鲜而许其不臣。箕子感周德而受分封，在朝觐武王的路上，曾过殷墟而作《麦秀》，以表其志。箕子为朝鲜之地带去了殷商文明，使当地成为高于周边部族的文明体，“昔箕子适朝鲜，作八条之教”，“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其统治者初称箕侯，后来改称朝鲜侯，长期以来一直以周在东北之诸侯长自居，在燕称王后，“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全盛之时，从“真番、临屯，皆来服属”、“秽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来看，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清川江流域和辽东地区都曾是其势力范围。到战国中晚期，燕国强盛后，“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魏略》所言“满番汗”为今天大宁江侧的博陵城故址，也即《汉书·地理志》“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中的“番汗”县，“沛水”也即大宁江。《魏略》中的“至满番汗为界”，实际是以点带面，指代的是以今天的“大宁江长城”为界，“大宁江长城”就是燕国辽东长城的南端。燕国修了辽东长城以后，以长城为基线向南继续挤压朝鲜侯国，控制范围到了清川江一带。“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否死，其子准立。二十余年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秦一统六国后，继承了燕国的辽东郡，并有所拓展，其辽东长城南端在继承燕长城之外，不排除还曾修有支线，秦的势力也约略在浿水(今清川江)一线。 秦灭汉兴之时，箕子后人准为朝鲜侯，“汉以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界于浿水。及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为胡服，东渡浿水，诣准降，说准求居西界，故中国亡命为朝鲜藩屏。准信宠之，拜以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满诱亡党，众稍多，乃诈遣人告准，言汉兵十道至，求入宿卫，遂还攻准。准与战，不敌也”。准败退后，“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此后，卫满被“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王险城一般被认为在今天的大同江北岸平壤市一带，自箕子朝鲜以来，这里就是华夏人的聚居区。汉代杨雄著《方言》，已把大同江流域与中国东北南部、河北北部看作一个方言区，说明汉代大同江流域为汉族聚居区之一。卫氏朝鲜在此立国，也表明其政权的拥戴主体是故燕、齐之亡命者，国号未改则表明其刻意显示为箕子朝鲜的继承者，从而减弱当地“朝鲜蛮夷”的反抗意识。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在汉初至武帝征朝鲜之间，因为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汉廷经营重点不在东方，故许卫氏朝鲜以汉室外臣的身份存在，汉廷赋予其的职责为守边并保证朝贡之路通畅。到了卫满的孙子右渠当国的时候，招募、吸纳汉朝亡人的力度加大，不但自己不朝觐，并且也阻挠周边部族政权入贡。此时的汉朝亡人，很多是原来汉朝叛乱诸侯的部属，右渠对这部分人的招降纳叛行为，引起了汉王朝的警觉。 不管是秦末亡人还是汉初亡人，其进入朝鲜半岛不外乎两种途径——陆路和海路，其中陆路的一支便是出辽东郡，沿辽东长城一线越鸭绿江，进而沿大宁江长城南下。这些亡人中的一部分进入了朝鲜半岛，还有一部分出辽东长城后沿长城以外的江河谷地进入到辽东山地腹地，与当地人杂居，这些是在鸭绿江、浑江流域多见战国秦汉兵器的一个原因。这些亡人的到来，进一步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文明，其与当地人杂居互融也进一步改变当地的族群生态。这些本身不容于中原的“叛亡者”或“边缘人”有较强的战斗力和自立意识，他们的到来也引领和催化了当地部族建立政权的意识。 秦汉之际的大动荡削弱了中原政权控制东北的能力，给当地政权的建立创造了空间。如果说卫满朝鲜是燕赵旧人建立的汉人政权，而几乎同一时期立国的夫余则是由东北当地部族建立的土著政权。夫余之名始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貊、朝鲜、真番之利。”按照王充《论衡》的记载，夫余王出自“橐离国”，其建国神话为：“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三国志》对夫余有了比较明确的描述：“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万，其民土著，有宫室、仓库、牢狱。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作城栅皆圆，有似牢狱……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以也。” 关于夫余的建国时间，虽然史无明载，但从《史记》的记载看，最迟汉武帝时期已然存在。考虑到古代信息的迟滞性，时间可能还要更早一些，很可能是在秦汉交替之际，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此一时期是中原文明对东北开拓的收缩时期，而此前华风汉雨的文明浸润，很容易在一个收缩期的东北大地上结出政权之果。 关于夫余王城(前期王城) ，李健才先生认为在今吉林省吉林市附近的龙潭山古城或东团山古城及其南麓的南城子古城。武国勋先生进一步提出: 吉林市东团山“南城子”古城是夫余王城，经实地勘测证实南城子古城是一座圆形古城，符合夫余城的“圆栅”之制。确立了夫余前期王城，也就确立了夫余王国的中心地带，依据考古学文化、结合文献，李健才、田耘、王绵厚、林沄等诸多先生都对夫余疆域范围作了描述，其中以王绵厚先生的描述最为详尽，王绵厚认为：“在汉代夫余部的极盛时期，以松花江中游的‘濊城’和‘鹿山’为中心，北起松嫩平原，南及柳河、辉发河、浑江上游，与高句丽接界；东及张广才岭，西至长岭和伊通河以东。他与其南邻的以‘貊’族为主体的高句丽政权，构成了与汉代东北地区东部‘长白山南系’中，同属濊貊系而文化渊源相近的、最有势力的民族集团。”关于西迁后的夫余王城(后期王城) ，学界曾有过四平市“一面城”说、“农安县县城说”、“西丰城子山山城”说，近年来又有了“辽源龙首山山城说”，应该说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晰了。夫余作为两汉时期东北地区最强大的地方政权，其历史发展对于周边各族有重要影响。 以上对卫氏朝鲜和夫余立国过程作了简要叙述，可以看出，在汉武帝灭朝鲜、设四郡之前，辽东山地貊系诸族群面临的形势为：西有长城为限，汉人向东嵌入式进入；北有夫余迫近，辉发河、浑江上游秽貊共存；南有卫氏朝鲜招降纳叛，渐次北拓。辽东山地在汉初成为三方力量的贮存地和均衡点，汉文化、夫余文化、次生华夏文化(指卫氏朝鲜)在这里交汇，多族群、多文化杂处使原来的貊系诸部迅速分化也加速整合，一旦力量平衡被打破，新的族群共同体也会在风雨激荡中孕育出来。 燕人卫满建立的卫氏朝鲜，“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汉武帝对此很不满，元封二年(前109)“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浿水，使御刺杀送何者与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即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之后，汉武帝“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虽然汉军因内部矛盾、指挥失当等原因未能速胜，但长久围困还是迫使卫氏朝鲜统治阶层出现内讧，“尼溪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复攻吏。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谕其民，诛成巳，以故遂定朝鲜，为四郡”。 关于四郡，《汉书·武帝记》记为：“(元封三年)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关于汉四郡的地望，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乐浪郡在今朝鲜半岛平壤市附近，包含大同江一带；真番郡一般被认为在乐浪郡的北部；临屯郡则被认为在今朝鲜元山一带或江陵附近；关于玄菟郡，因为以后多次内迁，武帝初设时的玄菟郡，学界习惯上称之为第一玄菟郡，按《三国志》记载，其郡治应在“沃沮城”，“沃沮城”一般被认为在今天朝鲜的咸镜南道。1958年平壤贞柏洞土圹墓曾出土“夫租薉君”印，该地另一座墓还发现了“夫租长印”。关于“夫租”，林沄先生已释读其为“夭租”之传写，此印也足以证明古籍记载之可靠。汉四郡共同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其区划也屡经调整，从史书记载看，西汉时期，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的调整较大，“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岭已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说明在昭帝始元五年四郡已合并为两郡。对此，《后汉书·东沃沮传》记为：“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汉书·昭帝纪》也有：“(元凤)六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的记载。 基本上可以认为，此时新的玄菟郡迁出了朝鲜半岛，沿辽东长城以东区划，而原来的真番、临屯和半岛内原玄菟郡部分则并入了乐浪郡。此一时期的玄菟郡，学界习惯称之为第二玄菟郡。《汉书·地理志》中的“南苏水”为今天的苏子河，“辽水”为今之浑河，辽宁新宾一带恰在两河之间。新的玄菟郡下辖三县，高句骊、上殷台、西盖马，高句骊为首县，按汉代习惯，首县即郡治之所在。第二玄菟郡治“玄菟城”，一般被认为是今天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西南苏子河南岸的两座汉代土城之一。 关于高句骊县的地理范围，刘子敏先生推定“其西应以长城为界与辽东郡为邻，其东以浑江为界与西盖马县相接，其南亦以长城为界与辽东郡为邻，西北以浑江上游为界与夫余相接，而东北以今英额布一带为界与上殷台县比邻”。大致不误。这也是“高句骊”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从形式上看，系地名。东汉学者应劭注为“故句骊胡”，显示此地原有土著部族“句骊”。其实“句骊”也好，“高句骊”也罢，在此时都是“貊系”诸部之一，只是当时汉人因其习俗进一步细分的称呼，仍处于自然发展状态，和后来朱蒙集团南下构建的族群共同体意义上的“高句丽”并不等同。《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等史书将此时的“句骊”列入以朱蒙为始祖的“高句丽”传中叙述，是因为朱蒙之子琉璃明王主政时期的卒本夫余拓展到了此地，依托政权，完成了与“句骊”的融合。 《三国志·东夷高句丽传》所载：“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沟溇者，句丽名城也。”指的应该是此时的“句骊”，当时这支“貊系”小部族由玄菟郡下的高句丽令管辖。彼时尚无“高句丽”国，朱蒙建立的政权起初名为卒本夫余，卒本夫余征服此地后，依托政权与“句骊”部族融合后，以“夫余”之核，假“句骊”之名，从国族构建意义上改称“高句丽”，这才是后世意义上的高句丽族群共同体的雏形。 关于玄菟郡内迁的原因，《后汉书·东沃沮传》记为“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 “为夷貊所侵”显示出此一时期，原玄菟郡地区部族反叛意识增强，汉王朝地方边郡实力下降，这和汉武帝征伐四方极大地消耗了汉朝的实力有关。武帝末年骄奢猜忌，“巫蛊之祸”死者数万，几乎触发汉廷统治危机。至汉昭帝以幼子继位，内有权臣，外有边患，而国力已不逮，表现在边疆政策上，则是变进取为守成，在统治不稳固的地区，无力用兵，只能回缩。此后，汉廷内部外戚专权不绝，廷斗不已，边疆管控日益松弛，汉朝由盛转衰，玄菟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内迁的。玄菟郡回缩以后，乐浪郡的控制力也在下降，这样在乐浪、玄菟之间的部族势力开始活跃起来，原有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在酝酿中，更北面的夫余王国乘机南进。周边“场域”的变化，让辽东山地的“貊系”诸部迎来新的挑战和契机。 关于“卒本夫余”名号，中国正史不载，但《三国史记·始祖东明圣王》有两条夹注，一是在“卒本川”下注“《魏书》云纥升骨城”，二是在“国号高句丽，以为高氏”下注“一云朱蒙至卒本夫余”。同书《百济本纪》也有“( 朱蒙) 自北夫余逃难至卒本夫余”的记载，“卒本”更是多次出现在行文中。前文提到《三国史记》在编撰过程中，除了中国正史，还有另外的史料来源，即《留记》《旧三国史》，“卒本川”“卒本夫余”可能就是高句丽《留记》中的留存。此外，一然所著《三国遗事》中亦有“东明帝继北扶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州，为卒本夫余，即高句丽之始祖”。另外，好太王碑碑文中有“忽本”一词，显系地名。今天的桓仁五女山城已被公认为高句丽始都之地“纥升骨城”，则《三国史记》中的“卒本” “卒本川”皆指五女山的山下平原，即今天桓仁县城一带。好太王碑中的“忽本”也即“卒本”。从历史逻辑看，朱蒙始到“卒本”，其政权名为“卒本夫余”也比较合理。中国正史中不见“卒本夫余”，可能是由于此一名号延续时间较短，在与当地“句骊胡”合并后，迅速改称“高句丽”有关。这就涉及对“沸流部”的定位。在“卒本夫余”的建立过程中，“沸流部”的加入至关重要。好太王碑中，“沸流谷”和“忽本”是前后连贯出现的，显示其基本在同一区域，《三国史记》中又有“沸流水”之名，由此推断，“沸流部”生活的区域当为“沸流水”流域，“沸流谷”则可能是一个中心区域，“部”名和“谷”名，都因“水”名而得。《三国史记》对朱蒙部与“沸流部”合并一事，着墨颇为有趣：“(朱蒙)王见沸流水中有菜叶逐流下，知有人在上流者，因以猎往寻，至沸流国。其国王松让出见曰：‘寡人僻在海隅，未尝得见君子，今日邂逅相遇，不亦幸乎！然不识吾子自何而来。’答曰：‘我是天帝子，来都于某所。’松让曰：‘我累世为王，地小不足容两主，君立都日浅，为我附庸可乎？’王忿其言，因与之斗辩，亦相射以校艺，松让不能抗。二年夏六月，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封松让为主。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故以名焉。”累世之王遇新来之主，校艺失败、举国来降，历史显然不会如此写意，所以才有后来王氏高丽时代的李奎报又做了进一步演绎，以增益其“六月来降”的可信度：“咄哉沸流王，何奈不自揆，苦矜仙人后，未识帝孙贵。徒欲为附庸，出语不慎蒽，未中画鹿脐，惊我倒玉指。来观鼓角变，不敢称我器。来观屋柱故，咋舌还自愧。东明西狩时，偶获雪色麂。倒悬蟹原上，敢自咒而谓：天不雨沸流，漂没其都鄙，我固不汝放，汝可助我懫。鹿鸣声甚哀，上彻天之耳。霖雨注七日，霈若倾淮泗。松让甚忧惧，沿流谩横苇，士民竞来攀，流汗相愕眙。东明即以鞭，画水水停沸。松让举国降，是后莫予訾。” 目前国内关于“沸流部”的研究，王绵厚先生和朴灿奎先生的观点较有代表性。王绵厚先生认为：“古沸流国是高句丽建立前已存在于浑江流域的‘小水貊’望族，当‘沸流部’归降朱蒙后，又成为高句丽‘琉璃明王’的后族，这样一支世居‘句丽’的王族大姓，在归附朱蒙和琉璃明王后，被汉廷以‘高句丽侯’封之。”王先生在随后的文章中又提出：“朱蒙南下建国初期在浑江形成的‘卒本夫余’，已不是本来意义的‘北夫余’，而是至少包括朱蒙随行的‘乌伊’等夫余王族，中途‘毛屯谷’一带的土著部族和浑江、富尔江上的旧‘沸流部’等‘小水貊’部落，共同组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则是无疑的。这正是构成了高句丽早期王族‘西部(涓奴部)’的主要成分。”朴灿奎先生认为：“早在汉四郡设置之前，被称之为句丽的古高句丽人，就生活在今天的富尔江和浑江及鸭绿江中游流域，并至少在玄菟西迁辽东之前己经从秽貊人中分离成句丽人，并形成了以沸流国为中心的古代酋邦，即句丽五族联合体。到玄菟西迁辽东地区之时，采取了封沸流国王为县侯的形式，对句丽地区进行了管辖。此沸流国应是史书中出现的涓奴部，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应是富尔江流域，而不是浑江上游地区。” 两位先生的观点，我均部分同意。在我看来，此“沸流部”就是《汉书·地理志》中应劭注称的“句骊胡”，前文已言及“句骊胡”为当时玄菟郡周边诸“貊系”部族之统称， “沸流部”即其一，而且很可能就是那支接受汉赐“鼓吹技人”“朝服衣帻”，而后又“稍骄恣，不复诣郡”的“句骊胡”。《三国志·东夷·高句丽传》后文提到的“王莽初发高句丽兵以伐胡，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县归咎于句丽侯騊，严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于騊，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听，诏尤击之。尤诱期句丽侯騊至而斩之，传送其首诣长安。莽大悦，布告天下，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当此时为侯国，汉光武帝八年，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始见称王”。王莽所杀之“句丽侯騊”很可能是此“沸流部”之先王，其于汉代受封，受玄菟郡高句丽令管辖。正因为“騊”在王莽时期被杀，才导致了“本涓奴部”也即“沸流部”的“稍微弱”，而朱蒙能够南下建立卒本夫余后才能取而代之，兼并其领地，并承其国号、统其民众。王绵厚先生则认为“沸流部”归降朱蒙后才被汉廷封以“多勿侯”，王莽所杀之“騊”，为此后之“沸流部”主。其实我们读不到汉廷授“沸流部”“多勿侯”的记载，若其已经归降朱蒙，汉廷要封恐怕也要先封朱蒙，王莽要归罪恐怕也要先归罪朱蒙，可见将“騊”比附于此时之“多勿侯”并不妥当。《三国史记》载“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封松让为主”，很明显，“多勿”之称出于朱蒙时代，而“多勿侯”恐怕是以后的文献以朱蒙为王，将“王”所封之主比拟为“侯”，以从文字上进行秩序对应。《三国志》明言所杀之人为“句丽侯”，说明彼时騊及其先世受汉朝封号就是“句丽侯”。《三国史记》载“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故以名焉”恰恰说明“沸流部”就是此前“句丽侯”之所部，“复旧土”也显示了朱蒙取而代之，比肩之前的“句丽侯”之意。 这里面还有个年代的问题，从《汉书》王莽传的记载可知，至少在始建国元年(9) ，其“东出者”，已有“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而句丽侯騊被杀的时间，据《三国史记》是在始建国四年(12)，按同书记载，朱蒙建国于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前37)，如此，始建国四年(12)已到了琉璃明王三十一年，明显和之前的判断矛盾。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建昭二年(前37)之说，只出现于《三国史记》，不见于中国正史，是金富轼根据《留记》耆老700年之世传言上推的结果，其具体时间也可能是为了与百济、新罗对应而定出的年份，并无他证。对此已有学者指出，金富轼故意强调朱蒙建国的当年已经是新罗始祖赫居世二十一年，就是为了彰显其以新罗为中心的政治意图。况且，《三国志》尚可能将此前由“句骊胡”而得名的“高句丽王(王莽时改为侯)”与朱蒙所建卒本夫余改称后的“高句丽”记为一处，金富轼弄混也不足为奇。很可能，在《三国史记》中朱蒙南下建立卒本夫余的时间被提前了，《三国史记》王系中并无“騊”，因为他确实也不是朱蒙世系成员，是早于朱蒙的“高句丽王”。卒本夫余改称高句丽，本属“有意借壳”行为，既以朱蒙为始祖，自然不会向上追记“騊”。但中国正史的记载不容忽视，所以《三国史记》将其记为琉璃明王部将“延丕”，并以高句丽人口吻指出两汉书以降存在误记。在我看来，在《三国史记》中，朱蒙之高句丽建立时间可能被前推了约50年，这前推的50年可能属于以“騊”为代表的“沸流部”，所以才有《三国志》“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和《三国史记》中“累世为王”“复旧土”之说。这就解释了《三国志》以降之正史和《三国史记》在王系记载上的矛盾。《三国志》向称良史，“騊”被杀一事，应绝非虚记。而《三国史记》倒是矛盾之处颇多，此早已为有识者所指出。金富轼当年撰写《三国史记》，需要三国联动，其新罗正统意识使其必然以新罗为中心确定一个时间基点，而后百济、高句丽“从动”，史远难追，有所编缀也在情理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清人丁谦最早提出了两个高句丽的问题，只是他认为在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各有一个，一古一今。现在看来有两个高句丽是对的，但都在同一区域，所不同者是王族世系，一则是以“騊”及其先世为代表的“沸流部”高句丽，一则是以朱蒙为始祖的后世意义上的高句丽。此外，“松让”之名也颇有意味，从《三国史记》记载看，“松让”确属让国，是不是因为“让国”才被称为“松让”的？也许其原名为“松”，聊备一说。和“松让”同样有意味的是“涓奴部”，高句丽五部分别被记为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除朱蒙以后王族所出之桂娄部，不带“奴”字外，其他各部都被冠以“奴”字，这个好理解，代表被征服和臣服的关系。“涓奴部”也即此前之“沸流部”，变“沸”为“涓”，由“喧腾”变“安静”，是不是也隐含了王权更替后的矮化呢？亦备一说。“沸流部”和朱蒙卒本夫余集团的最初整合远没有《三国史记》记得写意轻松，在朱蒙死后，两者之间便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并导致迁都等一系列大事，深刻地影响了以后高句丽的国史和族史，但不管如何，“沸流部”和朱蒙卒本夫余集团的整合，卒本夫余对古“句丽”的借壳，标志着新的高句丽族群共同体的初步建立，其突出表现便是朱蒙桂娄部取代沸流部(涓奴部)为王族，新老王族以联姻形式构建新的统治体系。 【注】文章刊登于《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12期。 责编：李骁勇 声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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