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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昏侯汉墓的发掘工作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而海昏侯汉墓中出土的带有“医工五禁汤”5字的漆器，更是将中医药与2000多年前西汉贵族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医工五禁汤”内涵的明确阐析，不仅能够揭示墓主刘贺生前的健康状态以还原史实;更有助于了解2000年前西汉时期的医药面貌。 《荀子·礼论》有言:“丧礼者，以生者事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存。”据此习俗，汉代贵族的丧葬礼俗多体现为“事死如事生”的特点。由此可以得出，带有“医工五禁汤”5字的漆器是墓主刘贺生前常用的生活用具，并曾受到刘贺和其医师的高度重视。以此为基础，有助于推测“医工五禁汤”5字的真实内涵。 1 “医工”的内涵 秦汉时期，为皇帝、宫廷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医师，多以“工”称谓，如“医工”“上工”“中工”“下工”等。《灵枢》曰:“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工。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对于“医工”，史书也有记载。《汉书·百官志》曰:“王国官有礼乐长，主乐人;……医工长，主医药;……皆比四百石。”《通典》亦云:“汉有医丞，有医工长。”医工长是汉代皇宫里主管宫廷医药的官职，之下设有太医、侍医、太医监、本草待诏、医待诏以及女侍医、乳医、女医等官职，分别为皇室、宫廷人员服务，由此可以看出汉代宫廷对医疗服务的重视。在此体制下，诸王列侯们的医疗保健工作均有专门的医工负责。1968年，河北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了刻有“医工”字样的铜盆，为中山靖王府侍医洗涤所用。海昏侯刘贺在生前同样有专门的医工提供医疗服务，汉墓中出土的带有“医工”字样的漆器即是证明。 2 “五禁”的内涵 对古代文字的训诂，需要深入其所在的历史时期和语言环境。“禁”字，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吉凶之忌也。”说明在秦汉时期，“禁”字主要为“禁止、避忌”之意。在此基础上，当前学术界对“五禁”的含义主要有2种推测，具体如下: 2.1 忌过食辛、甘、酸、苦、咸五味 该推测源于《黄帝内经》的相关论述。《灵枢·五味》曰:“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素问·宣明五气篇》亦云:“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素问·宣明五气篇》明确提出“五禁”之说:“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是谓五禁，无令多食。”根据以上论述，基于“五味”与“五脏”的五行配属，过食辛、甘、酸、苦、咸五味的药物或食物，会对人体的心、肝、脾、肺、肾五脏造成一定刺激和伤害，进而对人体的气、血、筋、骨、肉之病带来不利的影响。 《内经》虽有“五禁”之说，但笔者认为该说法并不符合“五禁汤”之内涵。原因有二: 其一，《内经》提出的“五禁”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操作。众所周知，辛、甘、酸、苦、咸为药物自身所具有的药味属性，也代表了药物自身的偏性。在治疗过程中，药物针对机体阴阳失调而导致的疾病，通过自身的性味和功效，“以偏治偏”，从而达到治疗效果。因此，世间很难找到属性完全“平和”的药物，即使是日常食物也多少有些偏性。即便真能找到属性完全“平和”的药物或者是诸药经配伍之后成为属性完全“平和”的方剂，也无法针对人体因阴阳失调所导致的疾病产生相应的治疗作用。 其二，以“禁忌”命名方剂的方法不符合秦汉时期的方剂命名特点。历代方剂命名多有以下特点:一为以“主治”命名，如五积汤;二为以“组成”命名，如五皮汤;三为以“效果”命名，如五神汤。以“禁忌”命名方剂的方法颇为少见。综观秦汉时期《五十二病方》《杂疗方》《养生方》《黄帝内经》等医籍中的方剂，多直接以“主治”或“组成”来命名，而尚未发现有以“禁忌”命名的方剂。由此可以推断，这种基于《内经》“五禁”之说命名方剂的方法不符合秦汉时期方剂命名的特点。 2.2 忌用5种疗法 该推测源于元代医家王好古的论述。王好古在《此事难知》中针对小柴胡汤有言:“忌发汗，忌利小便，忌利大便，故名三禁汤，乃和解之剂。”他在《医垒元戎》中又云:“小柴胡汤，不汗、不下、不利小便，故洁古名三禁汤也。”王好古认为张仲景所创制的小柴胡汤的立方之旨在于采用“和解”之法来治疗相应疾病，因其禁忌发汗、泻下、利小便3种治疗方法，故可以命名为“三禁汤”。 王好古虽然提出“三禁”之说，但笔者认为该说法同样不符合“五禁汤”之内涵。原因有三: 其一，王好古提出的方剂命名方法并不符合张仲景的原意，张仲景创制此方并非刻意突出小柴胡汤的禁忌治法。 其二，禁用发汗、泻下、利小便3种治法的方剂有很多，并非只适用于小柴胡汤一方。“三禁汤”的提法虽然在王好古的著作《此事难知》中有所记载，但未能得到后世医家的普遍认可。 其三，依王好古之意，即使确有忌用5种治法的方剂而可以被命名为“五禁汤”，但如前文所述，这种方剂命名方法同样不符合秦汉时期方剂命名的特点。 3 “五禁”与咒禁疗法有关 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对“禁”的解释并没有涵盖其全部内涵。根据《辞海》的解释，“禁”字自古以来还有“指方士、术士作幻术”之意。据此，笔者推测“五禁”应当与秦汉时期盛行的咒禁疗法有关。 3.1 咒禁疗法在古代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咒禁疗法，是一种在古代社会长期盛行的试图通过念诵咒语等方式阻止疾病的进一步发展，并使病情转危为安的治疗方法。尽管现代西方医学与中医学均已将咒禁疗法剔除至科学医疗体系之外，但在从原始社会至明代的漫长历史时期里，咒禁疗法始终是医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并被广泛运用。 巫医在使用咒禁疗法的同时，并不排除使用药物疗法，而且经常将二者配合运用，诸多先秦时期的典籍对此均有明确的记载。如《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山海经·海内西经》里还有六巫的记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又如《逸周书·大聚》所载:“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巫便凭借其较高的社会地位从事医疗活动。在先秦时期，巫、医已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自隋代开始，太医署中设有“祝禁博士”。唐代医生分为4类，分别为医师、针师、按摩师和咒禁师。宋代太医局将医学分为9科，其中包括“金镞兼书禁科”。元、明两代的太医院均设有“祝由科”。虽然历代不乏对咒禁疗法的反对人士，例如汉代司马迁即提出包括“信巫不信医”在内的“病有六不治”之说，宋徽宗亦曾“诏禁巫觋”，但均无法将咒禁疗法完全剔除在医学体系之外。咒禁疗法始终作为医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巫医在运用咒禁疗法的同时，也通过药物、按摩、针灸等手段以实现治疗目的。在咒禁一类的科目里，药物和医疗技术、心理疗法等同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3.2 咒禁疗法在汉代的运用 通过查阅史书和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籍、武威汉代医简等相关资料可知，西汉时期正是咒禁疗法盛行的时期。在该时期，咒禁疗法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治疗手段。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籍中，《杂禁方》即是专门介绍咒禁术的方技之书。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方书《五十二病方》更是记载了大量咒禁疗法的相关内容，计有咒禁疗法38方，涉及14种疾病，可见咒禁疗法使用之广。 此外，在《五十二病方》中，还有将咒禁之术与药物治疗配合应用以治疗疾病的记载:“一方:㿗，以奎蠡盖其肾，即取桃枝东向者，以为弧;取上□，晦，壹射以三矢，□□饮药。其药曰阴干黄牛胆。干即稍□饮之。”可见，汉代医工在对病人使用咒禁疗法的同时，并不排除药物治疗的方式。 3.3 刘贺生前的身心状态 对于海昏侯刘贺生前所患的疾病，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载中可以得到一定的线索。刘贺“在国素狂纵，动作无节”“淫戏无度”“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徵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长期的荒淫无度，导致五脏虚损，经常“血污王坐席”。除身体疾病之外，刘贺本人也存在一定的精神疾病，如“尝见大白犬，颈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无尾”“视而见大熊，左右莫见”，“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等，刘贺自己也仰天长叹曰:“不祥何为数来!”刘贺在遭废黜后又经历了地位的起落，长期心情不遂，更是进一步加重了原有的病情。山阳太守张敞描述了遭废黜之后的刘贺的形象:“故昌邑王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张敞还观察到刘贺“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如史书记载属实，可知刘贺生前长期患有严重且难以治愈的身心疾病，否则也不会在34岁的年纪去世。 由于长期受到身心疾患的困扰，加之政治斗争的打击，刘贺一直将“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等神仙方士思想作为精神寄托。刘贺墓内棺棺盖上的纹饰“朱鸟”和“云纹”，以及出土的“博山炉”和“连枝灯”等文物都是汉代盛行的“升仙”思想的集中体现。当时所盛行的神仙方士思想与咒禁疗法在内涵与仪轨等方面具有密切的联系，且二者后来均成为东汉时期正式创立的道教宗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神仙方士思想的影响，刘贺在身心疾病长期难以治愈的情况下会很自然地接受咒禁疗法的治疗。 3.4 咒禁疗法与五禁汤的联系 在咒禁疗法之中，“五禁”代表“五禁法”，即咒禁疗法在实施过程中的5种仪式和方法。两汉时期，咒禁术是一种常见的巫术形式。据《风俗通义·怪神篇》记载:“武帝时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数以为言，武帝欲验其道，令巫诅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诵咏经论，不能伤害，而巫者忽死。”东汉时期的文献中开始出现用于“控制自然与禁治疾病”的咒禁术。《论衡·言毒篇》记载“南越之人，祝禁则效”，又载“南郡极热之地，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 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载了多种汉晋时期盛行的咒禁仪式和方法。《登涉篇》提到“入山禁法”及“禁蛇法”，是以存思、闭气、捻目相结合;《杂应篇》提到的“仙人入瘟疫秘禁法”,其方法则为存思、禹步、闭气的配合。《登涉篇》更是明确提出了“五禁法”:“三五禁法，当须口传，笔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为朱鸟，令长三丈，而立来虎头上，因即闭气，虎即去。……又法，以左手持刀闭气，画地作方，祝曰，恒山之阴，太山之阳，盗贼不起，虎狼不行……亦无所畏也。”由此可见，“五禁”在此代表了禹步、闭气、存思、咒祝等咒禁仪式和方法。对于“五禁”记载未尽之处，葛洪在其本人的另一部著作《肘后备急方》“禁虎兽毒虫”项下进行了补充说明，即存思、闭气、捻目、禹步、咒祝相结合。在两汉时期，“五禁法”由于咒禁术的特殊性质，“当须口传，笔不能委曲”，在当时的文献中少有记载，但在当时的咒禁仪式中已经有所体现，直到东晋葛洪在著作中才对其有了较为明确的记述。《唐六典》“咒禁博士”条李林甫注称:“有道禁，出于山居方术之士;有禁咒，出于释氏。以五法神之:一曰存思，二曰禹步，三曰营目，四曰掌诀，五曰手印。”在唐代，受佛教的影响“五禁”被进一步总结为以上五法，但除“手印”为佛教禁术之外，其余“四禁”皆属两汉时期流传而来的咒禁法术。 “五禁”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介作用于病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而这种媒介就是“汤”。《说文解字》将“汤”解释为:“热水也。”在咒禁疗法中，“汤”既可以是治病的“药汤”，也可以是被施加了某些咒语后的“符水”。东汉时期太平道创始人和黄巾起义首领张角即以“符水咒说”为人治病，而且愈者甚众。由此推测，刘贺在病重时接受了以“五禁汤”为代表的咒禁疗法的治疗。 对于刘贺与“五禁汤”之间的关系，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刘贺在接受咒禁疗法和“五禁汤”治疗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药物治疗。刘贺墓中所发现的类似“虫草”等药物即是证明。 第二，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咒禁疗法在汉代是一种常规治疗方式。刘贺生前长期患有严重的身心疾病，加之本人受“得道成仙”的神仙方士思想影响，使其在药物疗法难以起效之时，很自然地接受了咒禁疗法的治疗。 第三，也许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心理安慰的作用，咒禁疗法深受刘贺的重视。为便于经常接受治疗，刘贺生前准备了专门盛放“五禁汤”的漆器。当然，该疗法最终仍然无法挽救刘贺的生命。 第四，“五禁汤”是在咒禁疗法范畴内，巫医以驱病除灾为目的在进行以存思、禹步、营目、掌诀、咒祝为代表的咒禁仪式和方法时，用以作用于病人的以“药汤”或“符水”为表现形式的媒介。该咒禁疗法和理论自《内经》时代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主流医学的排斥，因而未见于后世医家的医著之内，只是散见于咒禁科书目之中。 以上是笔者在对海昏侯汉墓现有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并对汉代出土医籍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对“医工五禁汤”内涵进行的辨析和考证。笔者拟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搜集相关资料，对有关内容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相信随着后续研究的开展和相关史料的发现，“医工五禁汤”的相关内容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揭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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