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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腊梅 王安石了解民间疾苦，自己也一生简朴，即使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也挑不出他品质上的半点毛病。他施行变法时，曾立言“三不足畏”：“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然而，搬泥菩萨洗澡，好心也能办坏事。他的变法，不仅没有带来他所期望的国富民强的景象，相反，却让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 当时就有人认为他的“新法误苍生”，他告病辞职，在回家的路上,更是经常见到有人在墙上写诗讥讽新政，认为他本人是“无端偏固执”，变法则有违人情，尤其“最恨邪言‘三不畏’，千年流毒臭声遗。”当他借宿于一户因为新政而家破人亡的老妪家，听到老妪喂猪时口中呼唤的是“罗，罗，罗，拗相公来”，喂鸡时叫的是“王安石来”，一向坚定变法的王安石也不觉长叹。 一个清正廉明、深受民众爱戴的宰相，为何落得如此地步呢？ 王安石的变法，意在使国富民强，其中一些措施也的确新颖超前，可惜过于超前，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 比如，他盲目地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不必服役，可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再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本是为了解放劳动力，但令清廉的王安石没有想到的是，有些贪官污吏趁火打劫，从中牟取暴利，从而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这直接导致其改革声名狼藉，以致最终一败涂地。 又如青苗法。这本应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按照规定，青黄不接时，富户应借钱借粮给农民，夏粮秋粮成熟后农民加息偿还。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借贷的利息相当高，一旦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偿还。 同时，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还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这就成了强制贷款。不少农民因付不出强制贷款的本金和利息而失去了土地，一些农民全家逃亡，或典当财物，或卖妻卖子还债。不少人拴着铁链搬砖负柴来缴税，监狱常满，官府诉讼不绝。 饥寒交迫的难民弃家逃荒，入京乞讨的人挤满汴梁街道。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期，农民起义有35次之多，和变法前相比，民众生活反而更差。 当时王安石的重要助手邓绾也曾公开说：“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他这一谬论与王安石的“三不足畏”如出一辙。这些言论看起来是表现了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由于他们变法采取了国家强迫和垄断经营的方式，与民间争利，搞得民不聊生，百姓破产，民间怨声载道，以至于被人们骂做猪狗，他们当初的誓言反而成了笑柄。 一个执政者光有“三不足畏”的勇气不行，在吏治清明的基础上，还必须注意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循序渐进,避免急功近利和顾此失彼；同时，还必须争取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兼顾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诸如王安石好心办了坏事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不足畏”才是真正可畏的。 2012年8期《百家讲坛》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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