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串起这两个人的联系有很多个角度和维度，其中有一条就是“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谬误”。他们的内在联系，就是这个“向前的一步”。一个人设计了一套制度，一个人在一百年后试图变革这套制度，两个人却都有点“走过头了”。最终买单的是大宋朝的国力。 史学界有人说“靖康之变”从根源上是赵匡胤的责任，有人说是王安石的责任。我们读《帝国政界往事》，细看一下这两个人的关联。关于“靖康之变”究竟该谁负责，小伙伴们也自行辨别吧。 自信“可利百代”的制度 出身武将、被部下“黄袍加身”而坐拥天下的赵匡胤，为大宋朝设计了一整套防止别人复制他而上位的制度。以文制武、裁抑武将，对军事制度的改革是他为后世子孙设计的整套制度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他为设计这套制度而绞尽脑汁，尽力保全所有的功臣部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政权更替和权力回收。相比于以往改朝换代的血流成河，赵匡胤的确更智慧，也更温情。  当时来看，这是所有权力交替可能性当中最好的一种。他把国家从五代十国时期的“有枪就是草头王”，整个转型成为全世界最文明、最富裕、最发达，文人墨客星光熠熠的梦幻朝代。这制度原本不错，可惜走过头了。酿成了另一个极端的后果。 当时，赵匡胤自信这套制度能保子孙万世。他曾经不无自豪地对宰相赵普说，这套制度“可以利百代”。然而事实上确实没有百代，宋徽宗赵佶是他的第六代孙辈，就已经亡国了。而且，亡国亡得十分难看。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被认为是：这套制度造成的军队战斗力下降，还有冗官冗兵所带来的财政负担。 架空官员 阉割军队 赵匡胤所发明的这套制度，很复杂。但简单理解起来就是，改革官职、改革军队，以保证武官无法坐拥兵权而犯上或者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改革官职主要有两点，一点是把官衔和实质权力分开。科举中榜之后，可以获得官衔，却仍要等待皇帝发配具体实际任务给他。否则，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实际工作，只是个富贵闲人。这样导致同一件事，会配两个官员的名额，甚至更多。另外一点就是，重文抑武，用文官节制武官，武官一般需要听从上级文官的支配。 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一般文官对皇帝的威胁不大，而武将则不同。虽然历朝历代都有防止武将造反的各种监察措施，但像赵匡胤这样，为了这件事而整个改变国家的军事制度的做法却不多。这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军队丧失战斗力，兵不能战。虽然防止了自己人造反，与此同时，有外敌入侵的时候也无法保卫国家。“靖康之变”的事实就是铁证。  但这个制度造成的危机并不是到了“靖康之变”才被人看到。而是在神宗皇帝即位的时候，就已经无法维持。因为朝廷没钱了。 20岁的神宗皇帝看着国库日渐难以支撑开支，朝廷中所有的老臣都在劝他稳定局面，与民休息。只有王安石给他出主意，说“我们需要另外一套办法给朝廷弄点钱。”这说到了神宗皇帝的心坎上。王安石要对赵匡胤留下的制度进行一些变革。但遗憾的是，他设计的整套变革制度也“走过头了”。原本理论上可行的熙宁变法，却导致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 不得不改的“熙宁变法” 王安石此人是国外汉学家和研究中国史专家当中的“明星”。而在国内史学界，虽然王安石也是历史学家经常研究的人物，但地位和关注度却比国外要差了一截。这其中有一些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熙宁变法到底给国家带来了什么？”这一结论国内外并无共识。在这需要说明的一点，并不是国外统一了共识和国内不同，而是国内外史学界对此都无共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仍无解，处于各派各执一词，相互之间都无法说服的局面。第二个原因是博主猜测的，因为国外史学家、汉学家和国内史学家的关注点不同，欧美人一向倾向于解决问题要靠制度，所以对制度和制度变革者的研究格外下功夫。相比于赵匡胤的历史功过是非，王安石要复杂多了。一千多年过去了，目前仍无定论。  先看王安石的整套变法制度是怎么登场的。 赵匡胤的整套制度的恶果在神宗皇帝即位的时候已经显现。我们小时候读书，教科书上说这时候是“积贫积弱”。一方面，朝廷没钱，面临巨额财政赤字。怎么样弄到钱是当务之急。这是所谓的“积贫”。另外一方面，赵匡胤的制度弄的军官不认识下属，下属也混日子。军队战斗力不行，不能打。几次和辽国过招都只能认输，只能“赏赐”对方钱和东西才能过个太平日子。太祖太宗惦记了多年的幽云十六州收不回来也就算了，边境上经常被人骚扰。辽国也就算了，打不过就认输。连西夏这么个又穷又low的地方也不得不“赏赐”。实在就不能忍了。这就是“积弱”。 改革几乎是唯一的路，神宗皇帝其实并没有什么选择。朝廷这么多人，只有王安石给国家递上来了“药方”。神宗皇帝熙宁二年，王安石被认命为参知政事，正式开始了长达17年的变法。 可与千年后对话的王安石 现在我们回看一千年前王安石给国家开出的药方，不得不佩服这个人的远见卓识。他的一些政策完全是现代金融的雏形。 比如“青苗法”。给农民发放贷款，以他们田里的青苗作抵押。这是现代抵押贷款的雏形。官府能收利息，当时官府定的利息是20%（民间借贷利息在30%-50%）。农民有了流动资金，算能两全其美。而且，这个办法在王安石在陕西做地方官时已经推广过。当时在全世界，这理念都绝对是很先进。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中国历来的行政体系有个特点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套办法肯定是农民所需要的，特别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更能显示出它救济和援助的功能。有钱人家不需要这种援助，贫苦之家需要，但必须有抵押。风调雨顺的时候，没有问题。但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发放贷款的官府和借贷的农民立刻同时陷入了恐慌。此时官府会逼迫农民，没有办法的农民只好变卖家当，还本付息。有些甚至卖儿卖女。最后许多农民流离失所，这让更多人不敢贷款。 但这样政令就执行不下去，所以官府就准备了贷款准备金，一级级压下去任务，必须要贷出去。官府就要想对策了，当时普遍做法是根据农户经济状况，给他们划分等级。规定不同的贷款额度，然后强行让富户和穷户相捆绑。让富户给穷户提供抵押。还有的官员，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在贷款利息上做文章，把利息提到30%甚至更高。  这种应对方法其实非常危险，一旦出现饥荒，所有人家都会被一网打尽。老百姓无应对之策，只有官府可以旱涝保收。王安石没考虑到权力的可怕。在官府与民间实际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官府属于完全强势方，他们想要保护自己有许多文章可做。而百姓只能任人鱼肉。这样推广新政，伤害的是民间经济。原本带扶贫功德性质的政策，落到下面变成了残害百姓的利刃。与此类似的还有，均输法，原本初衷是为了平抑物价。实际推行过程中，变成了国家垄断市场价格，残害了城市工商业。  对于这一点，反对派精神领袖司马光在新政设计之初就了如指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千多年以来的帝王将相的必读书，治国理政的教科书。就是因为他对中国历代政治和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律和机理有深刻洞察。他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些政策在执行层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这两位昔日政坛的精神领袖，曾经的密友同事因为改革政见不一，站到了完全对立的两面。各执己见不肯相让，以致终身为敌。大宋政坛也以这两位为首，迅速分化成为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两派。最初的君子政见不和，后期逐渐演变成为权力之争；再而后，成了是非颠倒。变法新政随着不同派别的权力更迭，不断地废除又重启，重启又废除。直至徽宗朝，大宋气数已尽。随后整个北方成了金人天下，南宋仅留苟延残喘的半壁江山。 （全文完，图源网络，侵联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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