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公元1069年，也就是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上台的第二年（熙宁二年），整个宋朝的财政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经济的匮乏，使得朝野对于改革变法形成了共识。这时候，早在宋神宗当太子时就非常看好，崇拜不已的王安石顺势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继商鞅变法后又一次大规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当然这也是最后一次。因为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围绕王安石变法产生的党争则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才结束。所以后世对此次变法的争议之大，前所未有。后来的元明清三朝皆以王安石变法为戒，再也不敢尝试深度的商业化改革，也不敢在整体制度上探索得更远了。 王安石 纵观王安石变法，只有站在一千多年后的我们，在熟悉了现代工商业与金融体制后，才会比前人看得更清楚。也因此会对那次变法的失败深感叹息，因为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了的话，人类社会的市场经济与发达的金融体系要提前九百到一千年在北宋实现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将发生大的改观。这也是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值得我们后人反复探讨的原因。 今天我们就从王安石变法最先实施的青苗法入手，谈谈王安石变法为何会失败，以及失败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 什么是青苗法？青苗法相比常平法如何？所谓青苗法，说白了其实就相当于现代的小额农业贷款，王安石上台之后，计划让地方政府放低息贷款给农民，使农民有钱买禾苗种子播种，待到秋收之时再连本带息归还政府，这样一来，农民解决了一时的手头之急，政府又可以额外创收，用王安石的话说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农民示意图
为了保证这项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金融信贷制度的顺利实施，王安石尽可能的考虑到了当时的部分现实困境，比如大部分的乡村农民没有文化，不识字。而金融信贷需要每个农民都明了借贷的协议条款，然后要签字画押，严守信贷制度的契约精神。官府如果挨个的给不识字的农民们做工作的话，效率之低是不可想象的，产生的各种纠纷也在所难免。因此对于变法有些急于求成的王安石为了节省官府的工作量，提高行政效率，实行了十户联保的方法。就是把七户贫穷点的人结合三户富裕的人组织在一起，由三户富裕的人为他们下面的7户贫穷的农民作担保，这样官员需要对接的人就精简了不少，青苗法也得以在全国迅速的实施。 王安石变法 相比旧的常平法，青苗法在保留了原有的“平抑物价”与“赈济灾民”的两项功能上，增添了给农民的小额贷款功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民间的高利贷对贫民小农的剥削与土地兼并现象。（在古代，贫穷的农民通常会因为还不起高利贷而用自己的土地抵债） 在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下旧的常平法是怎样的，常平法最早起源于战国时期魏国变法家李悝，李悝担任魏国相国后开始主持魏国变法，为振兴魏国社会经济与安抚百姓，推行“平籴法”的政策：“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即由国家出资在丰年的时候买粮入平仓，防止“谷贱伤农”，遇荒年的时候则又开平仓以平粮价，防止“谷贵伤民”。——《文献通考·卷二十一》 常平制度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但其弊端也不少：
正是存在着社会生产力有限和制度上的不透明等固有缺点，导致常平法虽然能缓解部分社会矛盾，但效果很有限，而在宋神宗刚上台的时候，北宋财政上的不济更是显得旧的常平制度的无力与不足，在此背景下王安石才推出了新的青苗法来代替旧的常平法。 常平法示意图 青苗法的“以钱借贷”比起常平法的“以物救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以钱放贷的方式扩大了货币的流通，加速了农村的商品经济发展，顺应了历史潮流。而且在常平法原有功能基础上还可以使百姓有生产的本钱以促进生产，贷款的利息又可以为国家额外创收。可以说青苗法的功能与现代的农村银行没什么两样，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直接给民众贷款的金融制度，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青苗法产生的背景和实施的后果与弊端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制度，其内在含义是人们对某一现实状况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的产生需要考量当时具体的社会背景和旧的制度运行模式,。显然，王安石所处的宋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工商业最发达的时期，重农抑商是中原王朝历来的传统，但宋朝却是个例外，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就非常重视商业的发展，政府支持造船、铸币、开矿、榷税、酒醋专卖等事业。而且宋朝皇帝对待读书人也是最宽容的，“与士大夫共天下”是宋朝最基本的政治格局。
正是这种既重视商业又重视文人的开明的局面，使得宋朝社会风气的开放，文化思想的繁荣，社会商业的发达为历朝所罕见。在这样的土壤上，王安石的超前性的“奇思妙想”也就不足为怪了。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学者不在少数。——《唐研究·第十一卷·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张广达 繁华的宋朝街市示意图 王安石变法不仅是基于他本人的经济头脑，通过仔细研究相关的史料论文，我们发现处于11世纪的宋朝其本身也正面临着“现代化”的压力了。宋太宗赵光义时代军用雨衣和帐篷已经有“好几万段”在库房里霉烂。《宋史》食货志又提出神宗赵顼时内殿库房所积绢32库都已积满，更再积羡赢为20库。——《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 由此可见，宋神宗时期的财政危机并不是社会生产力不足而造成了，除了“三冗危机”外，主要是因为国家缺乏先进的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与金融体制一起来实现“供需平衡”，国库里的大量积货如果用商业的方式处理之的话，这正符合王安石的理财思路。 王安石主持变法 但是王安石变法的结果却是相当的糟糕，南宋的大儒朱熹曾用“群奸肆虐，流毒四海”形容之。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司马光则是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反对者，他在青苗法推行不到一年时就对宋神宗说：“今行之才数月，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钱为不便，......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显然司马光已经预料到，青苗法的实施一定会造成社会动乱，百姓将不堪其扰。——《传家集·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在熙宁七年的时候，此时王安石变法已经推行5年了，造成的后果果然不出司马光所料，民间是一片骚然。司马光又向宋神宗上疏“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意思是青苗法使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了。——《续资治通鉴·卷第七十》 司马光 同样是在熙宁七年，这一年的春天又恰巧天下大旱，对于不堪重负的饥民们来讲则是雪上加霜。这时候王安石曾重重提拔的郑侠也站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他知道这位“拗相公”一直听不进不同意见，而神宗对他的支持也非常坚定。于是为了让神宗和两宫太后深切体会到民间疾苦，郑侠画了一幅《流民图》给神宗看，《流民图》中的情景是百姓们衣不蔽体，骨瘦如柴，口衔草根野果，携儿带女的逃荒。据说神宗与两宫太后见此图后不禁潸然泪下，两宫太后直接断言“王安石乱天下”，面对反对派们的群情汹汹，《流民图》上的哀鸿遍野，一直以来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终于也开始怀疑变法了，这次怀疑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被罢相。 流民示意图
这就奇怪了，前面我们说了，王安石的变法其客观条件其实是相当好的，第一、长期的社会积弊已使得朝野对于变法形成了共识。第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宋神宗的坚定支持，在古代一个大臣变法能否成功，与皇帝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譬如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正是先有了秦孝公的坚定支持，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才得以成功，而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被秦国贵族五马分尸了，但已经根深蒂固的变法主张还是保留了下来。第三、宋朝时期的工商业非常的发达，具备经济改革的底子。既然如此，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为什么会如此糟糕，最后以失败告终了呢？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青苗法实施过程中的弊端来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以及失败背后的深层逻辑。 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赵顼 对于变法的失败，王安石晚年时曾说：“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简而言之，非法弊而实为人弊也。在王安石看来，自己变法的主张是没错的，主要是下面的官吏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问题，从而导致变法功败垂成。——《临川先生文集》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王安石的话也不无道理，他推行的很多变法政策一经底层的官吏执行就走了样，但这同时也表明王安石本人在人事与细节方面的考虑不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弊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深层逻辑是什么？对于青苗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弊端，以及王安石变法为何会失败，用王安石本人的“人弊”与“急于求成”这两个观点来解释，显然是过于简单和浅陋了。 要想彻底的了解一个国家，或者透析一段历史，我们需要从“技术”、“制度”、“文化”这三个方面来做综合的分析。任何一种变法主张，只有在有着充分的技术支撑，适当的文化背景和高度符合当下制度逻辑的基础上的时候，才有望成功。（这里的技术并非指科学生产技术，而是指财税制度、货币信用制度等经济管理的技术）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和经济思想在当时是极具“超前性”的，有着很浓重的“现代化”的味道。他的变法主张无非是利用国家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加速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从而达到他所期望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的。这些“市场经济”的理财思路在我们今天的人们看来，其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有些不切实际。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技术”、“制度”与“文化”这三方面来分析和解释，为什么说王安石当年的变法筹划是不切实际，行不通的。 首先我们从技术（经济管理技术）方面来看。要想实行深度的商业化，那么官方与民间都必须恪守商业规则，按照公平交易的原则来办事。对于基层的官员必须约束有力，做到权责分明。然后商业法规必须完善，私人财产权能够获得法律的保障，以便重重相因，衍生出一层层合理的自发秩序，造成社会物资、服务全面流通，账目能彼此核对，实现“数目字管理”。用金钱来推动和统治社会的高效运转。很明显，王安石所处的北宋时期，根本就没有完善的商业法规，也不可能承认私人财产权神圣而不可侵犯。而从青苗法执行的弊端和后果来看，作为宰相的王安石所能用的机构，只有传统的官僚集团，他们根本做不到权责分明，也不可能用平等的姿态与民间百姓进行商业交易。
王安石 其次我们从制度方面分析。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从秦汉开始就已经基本定型，而后续的发展，也无非是步步加强中央集权而已，在这一整套已运行和进化千年的皇权专制的制度逻辑中，官僚集团与皇帝个人可以说是相互利用，相互依赖的关系。首先官僚集团手中的权利来自皇帝的授予，而皇帝之所以能统治天下，靠的也是官僚集团的效忠。所以官僚集团与皇帝都是这场权利游戏和制度逻辑中的获益者，而千千万万的底层平民们，他们长期处于政治的边缘，手中的权利几乎为零。尽管儒家思想体系中也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句子，但是在实际的制度运行中，大多数的官僚还是唯上不唯下，在实际的制度进化中，还是以加强君主专制为主体。而君主之所以强调“爱民如子”以及频繁的申斥官僚们要正本清廉，其目的也无非是缓和社会积弊，把这种皇权专制的统治延续的更久而已。 在这样的制度逻辑之下，要想肯定平民百姓的个人权利，以及用法律为他们私人财产权提供坚定的保障，以为商业化搭建基石，其希望是渺茫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司法系统最终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与垄断，而且民法也要彻底展开，比如婚姻、遗传、负债，签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产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处置。而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制度变革对于皇帝来讲无异于颠覆。因此，王安石变法的实际难度之大，我想当年的宋神宗与王安石都没有完全想明白。 最后一点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过去整个国家与社会的主体文化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忠孝，尽管它也泛泛而谈了一些仁爱，但是它并没有强调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儒家文化更像是一种社会关系学，他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父子关系，师生关系，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君臣关系。这也正是汉武帝选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所以中国过去社会的实况是，君主不会主动分权予民，而民众自己也没有争取个人权利的思想意识。问题分析到这样一个深度，我们就发现了，王安石变法注定了只是王安石本人的一个孤独之旅。归根结底，他既得不到统治阶层的支持，也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
王安石雕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处于11世纪的北宋王朝，它的技术、制度和文化三方面都不足以支持王安石变法成功。而且我们可以设想，即使王安石变法的开局是顺利的，那么随着商业化带来的私人权利的逐步肯定和解放的逻辑，它也势必会与存在演化了上千年的皇权专制产生矛盾。其未知的系数与难度，大到远超我们的想象。所以面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我们且不必追问荆国公王安石是否贞忠谋国，也不必探究这位“拗相公”性格和能力上的不足，已先可断言他的变法主张和筹划是不切实际，必败无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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