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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法律、做法律工作的，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话说起来很容易，但在司法实践中做起来，却是件极其令人头疼的事情。 比如，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审理中，与事故相关各方，对事故发生的责任大小，是裁判重要的事实基础。通常情况下，交警部门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往往也是法官裁决的主要依据。 因为交警是事故处理的职能部门，他们有条件在第一时间勘验现场，有能力掌握专业性的知识，并且积累了大量经验，所以他们出具的事故认定书，通常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 法庭上，事故认定书是重要的证据，但是否具有证明效力还需要法官综合案件的其他证据作出判定。尽管大多数的事故认定书最终都得到了法官的认可和采集，但凡事都有例外。 最近，赵广才法官在她主审的一件交通事故案件，推翻了事故认定书的证明效力。这是因为什么？又是为了什么？ 2 2017年1月，原告张某起诉要求被告相某、某物流公司及甲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导致的各项损失12.7万元。 根据原告的起诉，2015年6月11日，张某驾驶二轮摩托车，与同向行驶、被告相某驾驶的低速货车相撞，致使张某受伤，两辆车子也不同程度受损。 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赶到现场，通过调查勘验，相某在超越同方向前后车后，未与被超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交警出具了一份交通事故认定责任书，认定相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张某不承担责任。 相某驾驶的货车登记在物流有限公司名下，并且甲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事故发生后，相某还与张某达成了赔偿协议。张某后起诉至法院，要求相某、某物流公司、甲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3 案件到了赵广才法官的手上，看起来这又是一件常见、多发并且较为简单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有一份结论十分明确的事故认定书，那剩下来的事情多半只是核实一些细节、算算账目这样的事务性工作。 但在庭审中，听完被告甲保险公司的答辩意见，赵广才感到事情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甲保险公司提出一个关键的待证明事实：这并非一起两车相撞的寻常事故，而是有第三辆车。 这个事实如果不查清，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就无法确定，事故责任认定更无从谈起。而要查清这些事实，必须要让这第三辆车的相关方参与到诉讼中来。 对此，原告的态度极为抗拒，坚决不同意追加被告，甚至还撤回了对相某和某物流公司的起诉，只要求甲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为查清事实，赵广才法官果断决定追加管某（第三辆车驾驶人）、唐某（第三辆车所有人）、乙保险公司（第三辆车承保人）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4 一大堆问题摆在赵广才法官的面前，原告的态度又相当消极，法官启动了依职权调查程序，通过5份证据，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这场涉事各方都试图遮掩的事故过程。 那一天，被告相某驾驶的低速货车沿县道由东向西行驶至村庄路口时，遇到第三人管某驾驶的小轿车由南向北转弯上路，被告相某紧急制动，两辆车先发生轻微碰撞。 恰巧此时张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由东向西行驶，避让不急，撞到了相某货车的尾部，张某因此受伤。 相某在事故发生前有超车行为，张某驾驶的摩托车为被超车辆之一，事故发生后，货车的刹车起点在中间黄虚线处。 5 法官还确认：张某驾驶的摩托车辆信息中显示，摩托车所有人是张某的儿子，而且该车强制报废有效期到2008年4月10日，已被注销。张某的驾驶证有效期到2008年4月，已被注销。 也就是说，事故发生时，张某是无证驾驶已被强制报废的机动车上路。 赵广才法官认为，根据法庭调查的事实，已经有足够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她决定，在这个案件中，不采纳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 事故发生时，原告张某系无证驾驶已被强制报废的机动车上路，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70%的主要责任。 第三人管某驾驶机动车转弯进入主道时，未让直行车辆先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被告相某在超车时未确保安全无隐患，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过错。 本案中，管某和相某驾驶车辆的碰撞行为产生路障，系导致原告受伤的一个先期因素，应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所以管某和相某应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承担30%责任。 结合查明确认的其他事实，赵广才法官作出一审判决，判令甲保险公司给付 53926.6元，乙保险公司给付54002.26元。 后乙保险公司上诉至扬州中院，认为一审法院更改事故责任认定书的事实依据不足，应予纠正。后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6 案件审结了。案件审理的过程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哪怕是最简单、最基础的事实，哪怕看上去涉及双方都没有异议，哪怕专业的权威机构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结论，但这个事实，在诉讼之中，仍然有可能存在疑问，有可能被法官拒绝采信，有可能被新的、相反的证据推翻。 为什么？特别是交警部门认定要承担全部责任的相某，为什么会认可明显对他不利的结论？原因之一可能是原告张某与被告相某在交警部门处理事故过程中，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们认为这样划分责任最有利于从保险公司处得到最大限度的理赔。 幸亏赵广才法官敏锐察觉到异端，果断追加了第三人，并充分利用依职权调查的手段，最终最大限度地接近到事实真相，并在此基础之上，做出公正判决。 之所以强调是“最大限度”，是因为我们认为：绝对的事实真相，是无法重建和重现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下，我们穷尽可能查清事实的渠道、方式和资源后，最终确认的那个事实，也只能是“接近”事实。 推荐图文（点击阅读） 图文编辑：管 鑫 素材报送：赵广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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