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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
◆ ◆ ◆ ◆ ◆ 【本文为2000年12月27日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 马上我们就要面临一个世纪之交，所以这个讲座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荣誉——能够在真正的世纪之交，回顾一个世纪的科技发展。我们常说，今天是科学的时代，那么什么是科学的时代？这一个世纪即将过去了，这个科学的世纪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有什么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今天我提出一些问题，与大家一起讨论。 我想讲两个方面：理论科学方面与应用科学方面。 就理论科学而言，整个20世纪是一个科学革命的世纪。这个科学革命，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意思，它是对古典科学的一场革命。所谓的古典科学也就是现在常说的近代科学，是由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这样一场革命奠定了基础的。这场革命在牛顿那里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形式，19世纪牛顿力学开始向各个领域扩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力学：电动力学、波动力学等等，种种力学的出现使人们觉得科学的模式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善的地步。所以19世纪末曾经有过科学的终结说，认为一些大的科学问题已经完成，剩下只是寻找小数点后面的更多的数字而已，也就是说，剩下的只是量的扩充而不会有质的变化。但就在“终结说”的余音未了之时，就爆发了两场物理学革命，导致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这两个基础科学的出现对牛顿力学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也使得20世纪的科学完全被刷新了。 但是革命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先得说说“革命”一词的来历。“革命”的本来意义是什么？“革命”，Revolution，就是“旋转”的意思。旋转怎么会成为革命呢？这就要说到哥白尼。哥白尼有一本书叫《天体运行论》，这本书的书名的中文翻译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准确应该是《论天球的旋转》。因为直到哥白尼，欧洲人都认为转动的不是天体而是天体附着于其上的天球。哥白尼论“旋转”的著作认为，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造成了一个重大的观念变革，于是“旋转”也就有了“革命”的意思。 我说的科学革命在第一层意义上是指古典科学内部的一些变化，比方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被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观所取代。而另一层意义上的革命则指的是，由哥白尼所开始的那场革命，今天有被再次革命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哥白尼所推动的那场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对世界的看法、人的存在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种种问题可能会经历一场新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在20世纪后半叶已现端倪。今天我着重谈谈这两大革命，第一场是古典科学内部的革命，第二场是即将来临的、可以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革命。第一个算是历史的回顾，第二个算是哲学的前瞻。 我们知道，今天所说的科学就是西方科学,也就是西方近代科学。为什么独独西方占了科学这个位置呢?我们知道，经常有人谈论“李约瑟难题”，说中国古代科学多么发达，只是到了近代为什么就不行了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科学是不是一个人类的普遍的现象。按照我们今天严格的定义来讲，科学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科学是独独属于西方人的。因为科学所要求的是一种追求理性的态度，是一种追问的态度，是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态度。我记得有个故事，说是著名哲学家罗素做过一次关于天文学的公众演讲，讲宇宙如何演化呀等等。当时有一位老太太问道：年轻人啊，你讲得倒是不错，挺动听的。可我就觉得像是胡说，我觉得宇宙是爬在一个乌龟的背上的。罗素反问道：那乌龟又是爬在那呀？老太太说：我告诉你呀，那是一个乌龟爬在一个乌龟一个乌龟爬在一个乌龟……身上。（笑）这当然是个笑话，但它说明西方的科学有一种追问到底的态度。我们知道，所有的科学都是起源于宇宙问题，你对宇宙什么态度，就表明你有一种什么样的科学态度。希腊人一开始就把宇宙模型与天象材料相对照。埃及人也有它的宇宙观，也有它的天象材料，但这两者是没有关系的，他们认为宇宙就是一头大牛，星星就是牛身上的毛。但人们要问，为什么太阳会时出时没呢?为什么会周而复始的运转呢？希腊人首创了一种方法，把天象观测和宇宙模型进行比较，而且还要不断地问为什么?我们知道行星在希腊语中是“漫游者”的意思，它有不确定的规迹。这些不规则的天象吸引希腊人要把他归整起来，所以柏拉图后来提出“拯救现象学说”，就是说这些不规则的天象后面一定有个规则的依据，这个依据是可以发现的。希腊人这种追求理性的精神是构成科学精神的一个最基本的内核。所有的其他民族都不具有这样特质。中国人讲“杞人忧天”，今天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像什么小行星稍微偏一下，一下子撞到地球也是有可能的。但中国人安慰自己说，行星什么的都是气体，气是砸不死人的。（笑）这种“气”的自然观就把追求、追问这条路给堵死了。中国古代有“浑天说”，浑天就像一个鸡蛋，地球就像蛋黄，天就像蛋白包着蛋黄一样包着地球。浑天说也与天象有关系，但这个关系是非常稀松的。所以中国的天文学与宇宙论之间的关系也不太大。支配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的更多的还是“盖天说”，“天似穹笼，笼盖四野”，认为天是一个盖子。以至于到了晚清时期，人们听说地球是个球状的，那些士大夫就纳闷：地是球状的，那球那边的人终日倒悬，怎么办？（笑）觉得很奇怪。但地球是球状说在希腊已开始就有了，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甚至更早在泰勒斯时代就有了，并提出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模型。 刚才我们提到科学要有追问的态度，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由哥白尼体系所发起的这样一场宇宙观念的全新的变化，其实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哥白尼革命一个最重大的突破是把地球看作一个天体。我们知道，在全部的古老民族中，天地之间的区别是最基本的区别，人是顶天立地的，人出自泥土回归泥土，所以人和自然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人是大地的儿子，大地是母亲。到了哥白尼以后，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地球不再是一个大地，而是一个星球，在太阳系中它是行星三号。所以从哥白尼开始，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场革命的本质意义不在于宇宙中心的转换，而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因为我们知道，从天文学意义上讲，哥白尼革命并不具有特别巨大的革命性意义。希腊的天文学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球状科学，正圆科学，所有的天体都有正圆的轨道。第二个是所谓的天球模型，所有的星体都是嵌在天球上，并随之运转的。天体自己是没法转的，天体如果是在虚空中它怎么走啊？当时不知道引力定理，不知道惯性定律，所以认为天球在虚空中间是不能动的。所以亚里斯多德还借此不承认有虚空。有人说，没有虚空怎么运动啊？亚里斯多德说，错了，有虚空才没法运动那！因为在虚空中，一切都绝对的平均、均衡，无差别，往哪边动都不合适，都没有理由，因此，虚空不是运动的根据。天体必然要嵌在天球上。天球是希腊天文学的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才是地心还是日心。哥白尼在他的《天球旋转论》里只把重心做了转移，天球没有打破，他仍然维持天球的概念。因此他的宇宙还是个有限宇宙。为了满足说明各种各样的行星的奇怪运动，他还要借助托勒密的均轮和本轮。所以他虽然把托勒密的八十多个轮子大大减化了，减少到了二三十个吧，但是本质上没有变化，还是使用本轮加均轮。所以说，哥白尼的革命从天文学上讲它并不具有特别的革命意义。相反，人们往往相信哥白尼的工作实际上是更好地回到了正宗的希腊精神。为什么呢？哥白尼觉得，像托勒密这样本轮套均轮地搞下去，没完没了。这是第一。第二，他觉得，在行星运动中间，内行星与外行星的运动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可是在托勒密的体系中间，说明不了这些区别。把太阳放在中间之后，一切都很自然了。所以他说，一切要更加和谐。希腊人的宇宙一词本来就是和谐的意思。希腊人一开始就认定了这个世界是可理解的，而且是整体上可理解的，我们中国人在古代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认为宇宙整体上是无法把握的。 所以，哥白尼之后，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哥白尼虽然没有打破天球，但他给出了打破天球的方向。为什么呢？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已经有人提出宇宙是无限的。但被亚里士多德给驳回去了，他的理由是：“无限”是此外永有，而宇宙是此外全无，所以宇宙不是无限的。这是第一点推理。第二个是天球每天绕地球转一圈。如果说宇宙是无限的话，那天球的线速度就无限大了，这就没法理解。所以外天球绝对不能是无限大的。到了哥白尼的时代，地球可以不在中心了，它每天自转一周。太阳的转动，外层天球的转动，其实都可以不动了，因为它们都是地球转动造成的。这样一来，外层空间可以是不动的，那前面说到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个理由也不成立了。所以哥白尼之后，人们就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可是一个无限的宇宙怎么把握呢？无限的宇宙如何结成一体？牛顿提出了引力说。引力又重新把整个宇宙结成一体。 我们讲了半天，古典科学究竟是怎么来的？古典科学首先来从希腊精神，希腊人那样一种科学的理性的精神。但是，在哥白尼时代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一场革命。革命的结果是泯平了天地的界限，把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一下子变得极为特殊。从前我们说人出生于泥土，归终于泥土，他对大地是有依赖的。今天地球成了行星三号之后，关于地球的种种神话都化为乌有了，人和大地的亲缘关系开始打破。人开始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了，可以为所欲为了。就像里根对宇航员所说的：“因为有了你们，我们才会觉得像巨人一般。”原因就是人能够上天了。哥白尼革命从观念上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即认为人是可以上天的。因为天与地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我们的地球甚至不再成为人类永久的居住地。也就是说哥白尼革命之后，人类关于太空漫游的幻想才成为可能，没有这场革命，我们连想也不要想。这样一场革命诞生了牛顿力学，直到十九世纪――这个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就是因为古典科学全面发展――数、理、化、天、地、生各个学科都有长足的发展，并且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人们开始以科学的态度、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看待生活。所以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已经有些广告在打“科学”这个词了。“科学配方”就是科学时代一个好的修辞方式，以前夸东西好是说祖传秘方，现在则要加上“科学配制”。（笑）19世纪构成的这样一座古典科学的大厦，当时已经基本完善了。但20世纪初爱因斯坦发起的相对论这样一场科学革命大大打破了人们心目中许多概念，相对论的出现我们可以说是在更加纯正的意义上恢复了对希腊精神的一种弘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时间、空间与物质能量结为一体了，它们都不再是独立的。由于这些一些基本的东西被重新结为一体，对宇宙的整体研究又成为可能了。所以相对论出现后，现代宇宙学才真正兴盛起来了。所以说，爱因斯坦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希腊精神的回归。大家记住，每一次革命既是一次颠覆活动又是一次复兴，是对传统的一种颠覆，也是对传统更深一层的复兴。哥白尼打破了托勒密的许多轮子，但是回到了托勒密以前更纯正的正圆学说。爱因斯坦打破了牛顿体系，但他比牛顿更加希腊化。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科学发展中，一以贯之的是理性的和宇宙和谐的精神。 相对论从什么意义上重新构造了20世纪科学的基础呢？相对论的革命是一场刷新世界观的过程，刷新世界图景的过程。与相对论同时还有一大理论就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类似，也是在更新的意义上强调了自然的数学化。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海森堡，对希腊是情有独钟，他反复强调量子力学所导致的结果是在更大意义上恢复了柏拉图的数学原子主义。量子力学除了诉诸实验之外，在计算中起作用是那些波函数，而且这些观察数据必须通过波函数运算得出。运算是量子力学中很重要的。 今天在这两大革命之后，整个20世纪的科学成就，我们可以归纳为四个，用四大模型表示：第一是宇宙大爆炸模型；第二是基本粒子物理学中的夸克模型，它与相对论有直接的关系；第三个就是分子生物学中的DNA双螺旋模型；第四个是地质学中的大陆板块模型。这四大模型基本上可以概括二十世纪最核心的理论成果。这四大模型和二大物理学革命构成了20世纪对古典科学最大的贡献。（以下是关于大爆炸模型的简单解说）。 这四大模型的出现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看法，今天我们关于宇宙、生命、物质、地球的观念基本上是由这四大模型来提供的。我们刚刚回顾了一下从希腊时代到哥白尼革命，到牛顿、爱因斯坦，我们也讲了一下二十世纪四大模型。四大模型之所以成为古典科学的一个最新典范，是因为它或多或多出现了希腊人对数学化的追求，对理性化的追求。模型化是一个典型的力学工作。模型一旦确立，在它上面就可以开展很多工作。这就是古典科学的理想。 二十世纪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的世纪，除理论科学方面的重大突破外，还因为它把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发挥到了极至。我主要想讲一讲两大超级能量。 第一个呢就是核能，核能的出现是人类至今掌握的最厉害的能量，太阳就是被核能点燃的。第二个就是登月、上天。从哥白尼开始的人类空间时代这样一个理念在二十世纪第一次得到了实现。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曼哈顿计划分别代表了二十世纪人类所创造的最强大的力量。到今天为止，你无法想象比它更大的能量，只能从量上超越，难以从质上来想象怎么超越。对于这两大能量的出现如何评估？当然，从政治的角度来讲，这两大能量支撑了冷战时代。出现原子弹后，人们一开始担心会不会出现核大战。但出人意料，特别是在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后，各国都不愿意两败俱伤，反倒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出现，创造了一个漫长的冷战时代。这也许是核弹创造的一个积极的后果。当然它的消极后果也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概括的。 登月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冷战的产物。登月没有很明显很直接的经济意义或科学意义。它树立的是一个力量的形象。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竞争很厉害，太空计划就成为两国之间竞争的一个象征，是人类在20世纪创造的一个新的力量的标志。谁能登上太空，谁就有Power。我们知道，Power一词既有权力的意义，同时也有力量的意思。冷战时代所开辟的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促使人类把近代科学所能达到的力量的极至全释放出来了，太空计划就是把这种力量合法地释放出来。登月计划更主要地具有政治意义。 下面，我说一说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为什么我刚才花了很多篇幅来探讨希腊问题，探讨哥白尼问题？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纪之交，要重新探讨科学的力量的意义，要重新探讨科学对人类的意义，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因为每一次革命都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一场革命。刚才我们说，哥白尼革命它本质上改变了人对大地的依赖，大地不再是维系我们人类生命的根系，它是一个偶然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与大地的不可割断的纽带被近代科学所割断。在20世纪下半叶产生哪些新的征兆呢，以至于我们要重新反省这些东西呢？我们刚才提到，在19世纪末，已经有人提到科学的终结说。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也有人提出了科学终结说，美国有一个叫霍根的科学记者写了一本书，叫《科学的终结》，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自然想到19世纪末那一次关于科学终结的预言。那么，霍根的书是否仍然是在20世纪末上演的另一场闹剧呢？对于我而言，今天的情况也许有一些新的变化，在这些种种变化之中我愿意提出“一个基础理论，两大技术成就”作为代表。 这个基础理论的出现就是所谓非线性科学的出现。非线性科学、复杂科学、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生态科学等等理论，这样一些科学和我们以前谈的古典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古典科学讲的是简单性。为什么呢？牛顿力学基本上是简单的、线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由局部可知全貌。因为它假定，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但是，今天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东西是复杂的，而且，人们从前基本上认为，世界根本上是简单的，复杂性是特例，比如人就是一个特例，人是复杂的，思想是复杂的，因为它不能为科学所把握。但是今天的非线性科学家们正在培养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复杂性是基本的，简单性反而是特例。而且这种说法不是在科学之外，而是在科学之内说的。所以，今天的非线性科学把这个过去数学上无法解决的复杂性问题提了出来，而且已经构成了我们对世界观的根本冲击，其要害就是，这个世界本质上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可以预测的还是不可预测的。 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都知道，牛顿力学出来以后，经过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个科学至上的理性观念，其中，法国的拉普拉斯确立了一个精灵，这个精灵只要知道了全部的初始条件，再加上牛顿力学之后，他就什么都知道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个精灵史称“拉普拉斯妖”。（笑）他由于精通牛顿力学，能把宇宙的过去和未来从头到尾都能计算出来。整个宇宙世界对它都是透明的，它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这就是高度的可预测性。在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可预测的前提下，人类做了一系列自以为是的事。比如说，我认为，湖填的越多越好，填完以后，可以做这样那样，结果发现填完以后呢，结果超出了我的预测。再比如说，我把这个树砍了，这个树难看，结果发现，那些好看的树也死了。麻雀，是害虫，打死，结果害虫反而多起来了，这说明什么呢？大家知道，这是一种生态的观念、整体论的观念、反决定论的观念。非线性科学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证实了这一点。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这个世界因为是不确定的，人类将会增加对它的敬畏感。当世界是完全确定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全部在我手中握着。 非线性科学的出现，还对传统的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局面构成巨大的挑战。我们知道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性学科。历史学强调过去的价值，还强调过去和未来的不对称性。也就是说，它承认时间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基本的因素。但是我们知道，牛顿力学并不承认时间的不对称性，牛顿第二定律的时间T是以平方方式出现的，你用负T代进去是一样的。古典科学家们通常对时间是不以为然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完全属于古典科学的范围。爱因斯坦曾经说，对于我们物理学家而言，时间完全是一个顽固的幻觉而已。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博大的胸怀，但这也是他的科学观念的一个自然体现。古典科学这里，时间是不重要的，不对称也是不重要的。因此，著名的数学家哥德尔曾经做了一个纯逻辑的论证，认为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可以推论出，人能够到过去去旅游。 我们知道历史和时间是意义的来源，也是价值的来源。每一个人面临的世界，它不是由一个空旷的架子构成的，他是由经验构成的，由他所属的历史传统构成的，有了传统才有了我们的价值观念。但是由于我们的近代科学提供的完全是一个必然性的、完全确定的世界，种种意义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就没有余地。科学与人文之间于是存在着巨大的分裂。比如自由的问题，科学是不承认的，想不通的。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是开放的，永远是不确定的。我们的科学——拉普拉斯妖是一个象征——告诉我们，过去未来全都清楚，全都是透明的，自由如何可能？自由问题没有了，又怎么会有伦理问题呢？任何伦理都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我在公共汽车上坐车，上来一位老太太，我让座给她，这是我的自由意志的体现，我可以起来让，也可以不让，至少有两种选择，我让，这是我道德高尚的表现，如果我起不来，我腿没了，那你不能指责我不让座，再比如，坐的是一个死人，你不能指责他不让座，因为他没有自由。再比如说，我打你一拳，这是不行的，或是犯法，或是不讲道德，但如果说，我这一拳打过去，是一堆原子是物理规律支配的结果，它到时候，就该要过去，（笑）甚至是从宇宙大爆炸时就定好了，那我还要负什么责任呀，你为什么还要谴责我呀！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科学世界观被我们认为是最可靠的，最实在的世界观，可是，这个世界观既然不能允诺我们对自由的维护，反而还允诺我们对自由的侵犯，告诉我们，自由是虚幻的，那么，这个时代就很成问题了。所以说，今天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也可以说是西方没落的一个象征。所以在整个20世纪，在人文学界，不断掀起对分裂的忧虑的呼声。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胡塞尔不断地在追求科学的统一性，提高到欧洲的人性的高度来考虑。由于科学的严重分裂，导致我们只懂得去造武器，不懂得去约束使用武器：只懂得去发展人类的力量，不懂得去控制人类的力量。今天我们人类发展的能量还小吗？但我们人类对这些能量的控制是极为弱小的，今天的社会还没有建立一个健全的体制来规范科学力量的运用，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由于科学的极度发展，全部暴露出来。俗话说的好：物极必反。就是说科学走到一个程度之后，它把它一切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以至于使我们在这个世纪末有可能阐释科学对我们人类的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这个世纪末还有两样重大的技术成就，这就是信息互联网技术和生物技术。我们知道，生物技术的出现将会极大地改变人类的自然属性，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将会极大的改变人类的社会属性，改变人类的交往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我们可以试想，人类通过数百万年的进化获得的基因资源、生态的稳定性、获得的在地球上安居乐业的机会等，如果能被人类自身轻而易举的改变的话，当然会引起人类巨大的恐慌。这也就为什么现在新技术一方面在高歌猛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思考，科学对我们人类意味着什么？在古典时代，科学是照亮黑暗的光明，是火炬，它使得我们从蒙昧之中清醒过来，生命处在一片昏暗之中，无法理清的昏暗之中，科学像一股清明之流，使我们看清世界是怎么回事。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利用牛顿力学，利用近代的科学，清楚的勾勒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而且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是，把世界完全看清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冷冰冰的世界，那我为什么要待在这里呢？人生的意义何在呢？当科学把一个冷冰冰的世界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同时又引起巨大的疑问，那就是人生的意义问题，存在的意义问题，这个世界为什么老是有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不是什么都没有呢？什么都没有完全可以想象嘛，为什么有“我”呢？没有“我”也是可以想象的嘛，比如说，计划生育搞得早一点，“我”也许就没有了，假如我的父母没有见面，我就没了，但是，在这所有的一切说法中，有一个重大的前提，就是关于“我是什么”的隐含着的假定。 但是，生命究竟是什么？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从前这些问题被认为是玄学的问题，科学家敬而远之。可是，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不等于对这些问题没有事先隐含着的看法。科学在获取生命的奥秘的时候，同时回避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今天科学以及它的伟大的技术力量的发挥而被重新勾引了出来。前几天，比较保守的英国国会通过了可以克隆人类的干细胞计划，可以看出克隆技术发展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一个孩子会哭着跑回家，跟家长说，我的同学他的基因版本都是3.0了，而我的还是2.0。（笑）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活着，活着有什么意思，当形形色色的人工生命体满世界奔走的时候，当我们这个世界关于生命的常识被推翻，而生命本身越来越不可思议的时候，那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今天的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追问这样的问题。难道我吃得更好一点就更幸福，我们的西红柿越来越大，像南瓜一样大，可以随便吃，那是不是就比以前西红柿很稀少的时代，我们因为能吃到一个西红柿而欢欣高兴，更幸福呢？今天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还会不会有当年丰收季节那样的喜悦心情。自然的节奏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现在我们是一年四季都在收获，也就是说，人们生活在一个远离自然节奏的时代，可是我们唯一不能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节奏，你并不能重新创造一种生命节奏。我们倒是试图这样做，但我们今天已无法忍受人工自然界带给我们的生活节奏。钟表——它是工业时代真正的秘密之所在，曾经有人问，工业时代最伟大的机器是什么呀？最基本的机器是什么呀？是蒸汽机、动力机，有了动力，什么都有了。不！真正的的动力机其实就是钟表，钟表的发动才驱使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同一个指挥棒的指挥下以同一节奏运作。今天我们要吃饭了，不是因为我们饿了，而是因为时间到了，（笑）今天我们很多事情都是由钟表时间来控制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局面已不再维持了，因为今天的生活节奏是由我们人类自己控制的，当然这有一个度的问题，超过这个度以后，人类就要出问题了。谁能永远不睡觉？人类为什么要睡觉呢？这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节奏。光作不息不行。今天我们对人的自然节奏的改变已经很厉害了，我们能够引进某些美国培育出来的草，冬天永远保持绿色，这样的草不见得是有生命力的，不见得是真正的草，可以设想一下，草老是不枯萎那还是草吗？（笑）我们说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死亡，不死的东西当然也就无所谓生命了。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尤其是生物工程带来的问题。它的问题不简单是一个未来伦理规范问题、法律秩序问题，而是唤起我们对生命本身看法的问题。 再说这个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上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在人工的意义上和我们从前的科学世界一样，而且比以前的世界更进一步，它造就的是一个虚拟、虚幻的世界。在现实中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他首先意识到是我自己在说话，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但在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笑）也就是说你在互联网上可以不以你的名义说话，你可以完全人格分离。你在网上所面临的新的规范不再是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规范。这种规范淡化了你的责任心，使你的行为更加虚无化。比如说杀人这个事，古代是用直接用刀劈，一刀下去，血就喷涌而出，这种杀人的方式与生命之间有活生生的接触，要么代表着勇敢（我们常说要有血性）、复仇的快感，要么代表着犯罪、恐惧；但在枪炮出现以后，杀人不再直接带有血腥味了，于是人就开始远离“血性”了。今天更好了，改在游戏机上了，它不但没有血腥味了，连那个被打死的究竟是不是人我都不清楚。大家都玩过打仗的游戏，但是你们要注意，今天这个游戏和现实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美国轰炸南斯拉夫，轰炸的士兵做的那个动作与我们做游戏玩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新的技术使得我们把人与人之间的血脉相连的关系开始淡化了，今天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原子意义上的关系。我们知道，在牛顿那里，物质之间的关系也是原子的关系，但它们之间有引力。当时提出万有引力的时候，很多科学家不同意，说你这个引力太神秘了吧。但我们发现，没有引力，牛顿的科学就不可能，也就是说，科学之所以可能，就在乎要把握住最后的统一性。统一性就是人性。为什么人有宇宙的概念，动物就没有呢？宇宙是什么呢？宇宙不是个东西，你说宇宙是个东西，它在那呀？它有多大呀，有限还是无限呀？人为什么会有那么些不是东西的东西呢？（笑）这个cosmos就是统一性。我们说一个人魂飞魄散之后就死掉了，因为散掉了。人作为人首先是一种作为精神的存在，精神就是把原本是散的东西连接为一体。 什么是科学的人文性呢？科学的人文性就是科学的统一性，凡是促进科学的统一性的就是在弘扬科学的人文性。大凡伟大的科学家们，总是在不断地把分裂的科学集成在一起，重新把它们结成一体。我们今天的科学一方面是在无穷的分裂，但是伟大的科学家总是在一定的时候站出来把它们捏在一起。因为有了相对论，有了量子力学，古典科学重新在新的基础上结为一体。那么是不是在未来若干年，还有新的机会有新的科学家来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不敢猜测，但是非线性科学的出现，在我看来，是在科学史上，可以导致一场可以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科学革命。这场革命的关键不在乎爱因斯坦意义上的科学内部的概念的变革，它真正的贡献在于要开创一种人与自然新的关系，一种新的科学概念，一种科学与人文维系着高度统一的概念，没有这样的概念，人类的整个文明是无法持续的。要回到对人的重新考察。翻开20世纪的科学史，在它的后半叶，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非线性科学的出现。当然了，今天的非线性科学是不是能够担当我所说的这样一个任务，也很难说，毕竟一场伟大的革命不是几十年的任务，也许需要几百年。就算近代科学吧，从培根时代开始到牛顿时代为止，也近三百年。一种新的人类生活方式的出现，必将改变我们旧的知识体系。我们知道，哥白尼革命、牛顿力学的出现，使得从前的自然知识体系基本上都变得无效。但是，爱因斯坦革命并没有使牛顿力学无效。说到量子力学，曾经有一个笑话，量子力学靠的是实验，那实验靠的是什么呢？实验靠牛顿力学来描述，因为实验结果总是一个宏观现象，那么牛顿力学是怎么回事，牛顿力学被量子力学否定了，（笑）这是一个怪圈，一个矛盾。这个故事是说，在物理学意义上，量子力学、相对论都没有逃脱古典科学的框架。今天的非线性科学应该说，也没有逃脱，特别是在今天的科学家笔下是没有逃脱。 但是，我愿意对它做一个引申：非线性科学必定要引向一个新的科学传统，一个新的科学范式。是什么范式呢？这个范式是不是完全新的呢？也不一定。我把这个范式称之为“博物学传统”。我们知道，自希腊以来，科学上有两大传统，一个是所谓的数理科学传统，一个就是博物学传统。今天我们讲的都是数理科学传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谈到博物学传统。但是，在古老的文明中间，在前哥白尼的西方文明中间，博物学传统一向是人类自然知识的主体，博物学，英文就是natural history，就是自然史，在中国、印度、埃及等等，都有非常丰富的博物学知识。比如我们中国讲的物侯学知识，气象学知识，都是博物学传统。我们小时候学的“看云识天气”，这就是非常宝贵的博物学知识。但是，在近代数理科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博物学被认为不怎么科学的，到今天为止，博物学传统仍是受到歧视的。但是我们知道，博物学传统也诞生了伟大的人物，如中国的李时珍，在西方近代也出现了像达尔文这样的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完全属于博物学传统的。可是博物学传统今天是受到歧视的，诺贝尔奖中为什么没有生物学奖而只有医学与生理学奖。为什么强调生理学呢？因为生理学从属于数理传统，数理传统是近代科学的主流传统。哥白尼、牛顿、到爱因斯坦，都是如此，光凭自己的脑袋就可以指点江山。博物学家并不这样，它必须奔走于田野大川之中，必须去倾听自然的声音，亲近自然。我们知道，有一个叫麦克林托克的女生物学家，198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她的研究方法就是博物学的方法。她发现了基因转座现象，三十年代就发现了，但由于她的方法不为主流的科学家所认同，她是通过玉米实验出来的，对玉米的观察非常细致，她经常说，她能听见玉米的悄悄的话语声，她能理解玉米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但她不是一个实验室型的科学家。所以一直没有人理他。直到基因转座现象被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重新发现了，人们才意识到她原来早就发现了。（笑）所以到八十年代才授予她奖金。可见博物学方法一直是被忽视的。 与不同的方法论相关联的是对生命的看法。生命科学本质上研究的是什么？是生命的尸体还是活体？是研究生命的碎片还是研究生命的整体？实验室里搞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不是生命。什么是生命？现在通常的回答会说，生命是细胞呀、发育呀，实际上都可以归结到数理传统上的东西，是方程，是方程所规定的东西。这里使我想起芝诺悖论中关于快跑者追不上乌龟的论证。柏格森说得好：你芝诺之所以能够得出运动是不可能的结论，是因为你总是通过对一个静止东西的分析来证明运动，这怎么可能呢？你不能用对运动的轨迹的分析代替对运动本身的分析。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生命问题。生命是什么？你以对生命切片的分析代替对生命整体的分析，你以对死尸的分析代替对活人的分析。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这里。我们首先是把人看作是躺在手术台上的东西，当然这个东西你可以随便割呀，切呀，反正他也没意见。可是，人终究并不是一个死东西。因此，今天医学中出现了大量的伦理学问题。前不久，有一位年轻的姑娘把医院给告了，她去医院体检，医生说你躺下，就招了一批学生来看，（笑）现场上课。这里表现的就是伦理问题。生命本来是有尊严的，它的意义在哪里？从前为科学而献身被认为非常高尚的行为，牺牲我一个，拯救全人类。可是，这样的献身行为在伦理学上该怎么辩护呢？作为一个个体，他的身体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什么要为了全人类把他牺牲掉呢？康德说过：什么是伦理呀？伦理就是绝对律令呀！没有任何理由的把人作为目的。比如说，一个死刑犯，明天要枪毙了，可是今天掉到水里了，爱因斯坦正好路过这里，再比如说，他明天就要发现相对论了（笑），那么现在他应该不应该跳下去救这位死囚犯人？我们还可以说得极端一些，他如果下去救的话，他一定会死，他应该不应该救？按照康德的意思，如果遵从伦理的绝对命令的话，那是应该下去救的，这才会现出人性的光辉来呢。由于伦理要求一种绝对性，所以不能讲价钱的，不是计算出来的，科学缺乏这个维度。所以爱因斯坦本人一再说，真正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不是那些科学家，而是道德的创立者们，比如释迦牟尼、耶稣和穆罕莫德，他总是告诫学自然科学的青年人，不要忘记，为人类造福才是第一要义，永远不要为了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忘记这一点。 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取授权，并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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