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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是一个以青铜、原始文字和其他早期城市文明为特征的历史时期。近代基督教徒提出了石器-青铜-铁器三个阶段，用来区分和研究古代社会。青铜本身比当时的其他金属如红铜更坚硬、更耐用，从而使青铜时代的文明获得了技术优势。铜锡矿石是稀有的，锡必须从锡矿石中开采出来，单独冶炼，然后加入熔化的铜来制造青铜合金。人造锡青铜工艺需要成套的生产技术。作为文明摇篮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第一个进入青铜时代连续发展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4500-4000年或更早时期，苏美尔人祖先欧贝德人就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矿石的冶炼，进入了红铜早期。在公元前4000-3300年的乌鲁克时期，红铜技术已传播到埃及、黎凡特南部和埃兰地区，锡也从锡矿石中被开采出来。青铜器的发明大致与文字出现时间同步，苏美尔人加热矿石成为液体，炼制铜锡合金，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青铜器开始出现，苏美尔人用于制造工具与武器。但当时受到资源与技术条件限制，一直没有发现铁矿，青铜器也不能普遍推广，大部分农人还是使用木制农具。伴随青铜和文字的发明，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中期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诞生人类最早的文明，即苏美尔文明，这时期苏美尔的城市容纳了成千上万的人。以西亚地区为标准，青铜时代被分成早期（3300-2100BC）、中期（2000-1550BC）和晚期（1550-1200BC） 三个阶段。青铜技术发明之后不久，就很快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扩散到整个古代近东地区和尼罗河流域[5]。
古埃及金属冶炼笔者在百度贴吧等地，看到有的人在争论古埃及青铜器是在非常晚期比如到新王国时期才出现的。这也是属于错误认知。实际上，古埃及的青铜冶炼技术是伴随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乌鲁克人-虞朝人）进入尼罗河领域而带来的。大约从公元前3300-前3100年的前王朝时期，青铜时代在埃及就已开始。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蝎子王（黄帝）统一下埃及和上埃及。大约公元前3100年那尔迈（大禹）建立第一王朝。区别于苏美尔的古埃及文明标志，如艺术、建筑和宗教的许多方面，在早王朝时期形成。由于埃及境内非常缺乏铜矿资源，从前王朝时期开始，历代埃及统治者都派出远征队到西奈半岛开挖铜矿，这时期少量铜矿主要用来冶炼制作成凿子等实用工具。从第二王朝开始，出现少量青铜器皿。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内的古王国时期，古埃及达到首次连续文明的高峰，当时孟菲斯是青铜时代早期的最大城市。金字塔时代最初，古埃及人是通过人工吹气方法来增加坩锅的温度，以到达黄金、铜等金属的熔点。后来古埃及人发明了一种脚踏风箱，使得大规模金属冶炼更方便。英国考古学家在Serabit al-Kadim发现了保存最完整和技术最先进的古埃及熔炼设施，甚至是在整个古代世界。图中显示了古埃及人留下的吹气法、脚踏风箱、浇铸等图画或浮雕，形象地描绘了古埃及人金属冶炼的过程。 (古埃及金属冶炼图像) 《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根据这个记载，共工是炎帝后裔，他的父亲是祝融。《发现夏朝》考证古埃及第二王朝首位国王霍特普塞海姆威（Hotepsekhemwy）就是共工。“共”字象形原型是一个祭祀台面的霍特普符号（Hotep）和两个赛汉姆（Sekhem）权杖符号组合。霍特普符号表示使满意，两个权杖符号表示两个势力。使两个势力都能满意，就是“共”。埃及学家解读他荷鲁斯名字三个符号组合意义为“使两个力量得到和解”或者“使两个权力和平共处”。在考古发现的霍特普塞海姆威名字旁经常出现两组符号，经过文字比较研究，这两组符号正是“祝融”二字。按照中国典籍记载和传说，“祝融”是夏朝的“火正”官，是掌管火的。炎帝、共工、重黎、吴回等都担任过“祝融”。实际上这些人物都是古埃及早期历代法老。也可以看出金属冶炼秘密最初是由古埃及国王直接掌管的[6]。 （祝融二字的最古老原型）
古埃及早期青铜器实物古埃及有大量的黄金制品，以及银器等。但埃及缺少铜矿，埃及青铜器不多。但是从第0王朝开始，历朝历代都有青铜器实物留下。有的朋友想看看古埃及的青铜器长啥样。下面从维基百科找出早王朝、古王国时期一些青铜器供大家欣赏。 第一王朝 柏林埃及博物馆，第一王朝时期青铜工具，上面有荷尔-阿哈（Hor-Aha）荷鲁斯形式名字，他就是夏朝国王启，鹰下方的盾牌和手拿权杖是汉字“启”字最早原型。大约公元前3000年[1]。这种有铭文的早期青铜器比较罕见。 第一王朝时期青铜扁斧，大英博物馆[2] 第二王朝 下面几件青铜器都是从位于阿拜多斯乌姆·卡伯的第二王朝国王哈赛凯姆威墓葬中发掘出土的[3]。《发现夏朝》考证哈赛凯姆威墓（Khasekhemwy，大约公元前2690年）的名字就是夸父。 青铜碗和大口青铜壶，大英博物馆 下面是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工具：扁斧、凿子、鱼叉，是从阿拜多斯哈赛凯姆威（Khasekhemwy）墓出土的。 青铜扁斧 青铜凿子 青铜鱼叉 古王国 青铜水壶和盆，2465-2323BC，古王国第五王朝时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由铜、金、彩瓷等材料制成的珠宝领子，第五王朝末或第六王朝初，发现于吉萨西墓区玛斯塔巴编号S316 ÄS 9073
佩皮一世（邹姓起源）青铜头像，2332–2287 BC，第六王朝，开罗博物馆[4]
新王国第十八王朝
1550-1458BC，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早期，有把的铜合金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特摩斯三世(夏朝国王帝槐)斯芬克斯造型青铜雕像（嵌黄金），1479-1425BC，卢浮宫博物馆 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竖立起来的“克利奥帕特拉之针”（方尖碑）两边还有两个极为精致的黑色的大型金属斯芬克斯巨像，狮身胸部有图特摩斯三世的君王位名。未知英国人如何获得这两个图特摩斯三世的金属斯芬克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飞机投下的炸弹在斯芬克斯狮爪上留下了几个小洞。
（伦敦泰晤士河畔的夏帝槐斯芬克斯金属巨像） 下面这个是柏林埃及博物馆展出的埃及青铜器，但年代未注明。盖子中间是个花瓣形。花瓣符号主要出现于前王朝时期。
中国青铜技术由来 现今中国版图内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被认为是阿尔泰山地区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带来的，年代接近公元前3000 年，此时中原地区是仰韶文化中晚期之交。但阿凡纳谢沃文化并不是以中国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传统，因此中国学术界长期不把以新疆北部出现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认为青铜时代全球化对东西方具有不同的意义，并且试图把河南二里头等遗址认为是中国冶金技术起源地。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青铜技术起源也是在外来与本土之间争论不休。2018年5月28日，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承认中华大地青铜文明是欧亚大陆青铜冶炼技术传入后的“改造”结果，这为中国青铜技术来源争论画上了句号。
在中国史前史的背景下，对“青铜器时代”的界定尚无共识或普遍使用的约定。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明确指出夏、商、周三代为青铜时代鼎盛期，但是夏朝一直未在中国本土得到证明。中国出土最早的青铜器物是甘肃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小刀，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但这把小刀是孤立的个案，很可能是外来者携带传入后遗留。但这表明，在公元前3000年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已经显露了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交流”的迹象。青铜在中国冶金和文化中广泛使用的时间要晚得多。考古意义上的中国本土青铜器出现于商代。美国国家艺术馆把“中国青铜时代”（ Chinese Bronze Age）定义为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后的二里头文化开始到公元前771年西周突然结束之间的时期。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时代的遗址有：齐家文化（2200-1600BC）、陶寺（2300-1900BC）、夏家店下层文化（2200-1600BC）、朱开沟文化（2000-1400BC）、二里头文化（1700-1530BC）、二里岗文化（1510-1460BC）等。根据最新的发掘成果，中国南方也在商朝前期进入了青铜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川三星堆遗址、湖北武汉的盘龙城遗址、湖南长沙的炭河里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等地出土青铜器，证实了长江流域也有发达的青铜文明。
虽然中国学术界已经承认了东亚地区青铜文明是欧亚大陆青铜文化全球传播的一部分，但是冶炼技术的传播进入中国究竟始于何时，怎样路线传播，是东西方交流的结果还是族群迁徙传播，学术界仍然没有清晰明确的答案。笔者是较早认为全球青铜文明是同源传播的。青铜技术传播进入中国主要是有西北和西南路线。在笔者《发现夏朝》书中，提出猜想，殷商先祖是走西南路线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三星堆青铜文明时期就是早商时期。公元前22世纪中东大旱，苏美尔和埃及古王国文明都崩溃了，引起欧亚大陆迁徙难民潮。埃及古王国祝融八姓后裔，如商早期的彭伯、韦伯，以及楚先祖季年后裔迁徙，都是走西北陆路，中亚卡拉苏克文化（Karasuk culture）、中国西北齐家文化，甚至石峁遗址等，都与祝融八姓后裔迁徙存在莫大关系。而祝融八姓后裔都是擅长用火，擅长金属冶炼的。所以后来周文王拜季年后裔鬻熊为师。虽然青铜文明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然而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商周时期青铜器，无论是数量、种类、用途、冶炼技艺、装饰复杂性甚至用作文字记录载体等方面，都把世界青铜文明推向了无与伦比的顶峰。[7]
（山西绛县横水北墓地出土的西周铜簋）
传说大禹制九鼎，有的人看到埃夏论，就猜想古埃及人是不是把九鼎带来中国了。然后有某人就开了脑洞，说商青铜器甚至矿石都是从非洲运来的，《自然》下杂志竟然还给发表了。笔者一开始就给予了其否定，分析他的文章数据与结论也是矛盾的，属于典型欺骗性质的指鹿为马。后来学术界相继两篇文章也对其进行了不留情面的驳斥，使用了诸如某人“挑衅性”、“误导”、“大量错误”、“错误使用数据”、“文章质量低劣”等学术争论中罕见使用的言辞[8]。
实际上大量证据支持商周青铜器是在本土制造的，从外面来的是一些人和他们带来的文明观念和技术。笔者依据逻辑是这样的：
比如根据有关记载，周人迁徙到甘肃庆阳一带定居下来之后，最初重要事之一是派人到秦岭到一带寻找铜矿，准备制造青铜器。至于携带的物质性东西不可能很多，且损失不可复原，丢一件少一件。（活的东西如驴因为能够繁衍又是一回事。）原料性的东西基本还是依靠本土取材。这也是汉紫用本土硫酸铜钡取代了埃及蓝的硫酸铜钙的原因。也是中国纸浆纸取代了莎草纸的原因。
虽然大型重型器物难以迁徙携带，但是携带小物件是有可能。比如有证据显示陕西泾阳县高家堡考古挖掘了6座属于西周早期（公元前1000年）古墓，结果发现有草制品的痕迹，经北京造纸研究所高工王菊华女士鉴定，这种草制品类似古埃及的“纸草纸”。又比如，在中国春秋战国甚至到秦汉时期墓葬中经常可以发现一种叫蜻蜓眼的小物件。蜻蜓眼为玻璃制成。人造玻璃于公元前2500年首次出现于埃及和西亚。蜻蜓眼大约于公元前14世纪出现于埃及第十八王朝时期，它与古老的“荷鲁斯之眼”神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早的古埃及标本为公元前1400年—前1350年的蜻蜓眼珠项链，即大约在周人自埃及出走之前的约百年内开始出现。古埃及人认为蜻蜓眼有无比强大的力量，能驱走恶魔，能保佑人们平安，所以便把它当成一种贴身的护身符戴在身上。如湖北随县战国初曾侯乙墓中随葬了173颗蜻蜓眼珠，其中一部分为典型的“西方蜻蜓眼珠”，这些“西方蜻蜓眼珠”仅见随葬于王公贵族墓。中国春秋到秦汉时期贵族墓葬中的蜻蜓眼，大概率是由周人自埃及带来，但是后来在本土实现了制造。在春秋战国时期，以氧化铅和氧化钾作为主要助熔剂，制造出了铅钡硅酸盐玻璃和钾硅酸盐玻璃。春秋战国时期的匠人采用这个技术，成功制作出与西亚、地中海东岸地区配方不同，具有中国特色与纹饰的含铅钡成分蜻蜓眼珠。认为蜻蜓眼珠是由中西亚的商旅或游牧民族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观点也是纯属想当然。
（左上：古埃及蜻蜓眼，其他：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蜻蜓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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