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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的根源在哪里?

 静远德载 2018-09-27

四川凉山彝族曾有这样的占卜方法:

取细竹或草秆一束,握于左手,以右手随便分去一部分,然后看左手所余之数是奇是偶。如此三次可得到三个数字,根据这三个数字的奇偶排列来判定吉凶。有时则是用小刀在一个木片上随便划上很多刀痕,然后把这个木片分为三个相等的部分,看每个部分有多少划痕,得出三个数字,根据这三个数字的奇偶来判定吉凶。


三个数字奇偶判定吉凶的规则是这样的:

偶偶偶——中平,不分胜负。
奇奇奇——中平,非胜即败,胜则大胜,败则大败。
偶奇奇——下,战斗不大顺利。
奇偶偶——下下,战必败,损失大。
偶奇偶——中平,战斗无大不利。
偶偶奇——上,战斗有胜利的希望。
奇奇偶——平,战斗与否,无甚影响。
奇偶奇——平,战必胜,掳获必多。

《周易》就是类似这种占卜方法的记录。

汪宁生,《八卦起源》,《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

占卜起源甚早,是原始人的一项重要活动,有些人类学家把占卜视作巫术的一种,有些则认为占卜与巫术不同。


但无论如何,占卜都是人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没有把握,所以把决定权让给占卜,由占卜对事情的结果负责。占卜是要获得对欲了解问题的答案或决定。

「把肩胛骨拿到火上,直到它按各种不同的方向裂开,然后,骨上的那道长裂痕就被看作是生命之路,而向右方和向左方的横裂痕,就是各种不同的好的或坏的预兆的标志。假如只是要求关于某一特定的事件的预言,那么纵的裂痕就是表示事情顺利,而横的裂痕就表示困难。」泰勒《原始文化》。

占卜最初用龟甲和兽骨,其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视兆」的行为,所用材质并不重要。


每次龟卜视兆,都有记录,就是卜辞。而从殷商卜辞中可以看到,商人占卜次数多,问鬼神事多,而且繁琐。每次占卜需刻前辞、命辞、占辞和验辞。最重要的一点是,殷人龟卜,还没有类型化。


所谓类型化就是以某个具体的事例或者经验,来代表某一吉凶的类型。比如《左传》中晋文公令卜偃占卜,占得的结果为「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这就说明「黄帝战于阪泉」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事例,而是被抽象化为一种固定的类型,代表这种类型的吉凶。


所谓没有类型化,实际上就是没有抽象化。「黄帝战于阪泉」不代表某类事物的吉凶,而只代表「黄帝战于阪泉」这件事的吉凶。


殷人的龟卜就没有类型化,所以殷人得记住每一个占卜的经验,所以占卜就极为频繁、繁琐,而且刻辞五花八门。


龟卜之外呢,还有一种占卜方法,筮占,就是开头所引汪宁生所调查的四川凉山彝族的那种占法。取三个数,得到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以断吉凶。


一般认为筮占起源也很早,因为古巫多掌筮。有人认为筮占不比龟卜晚,只不过蓍草不如龟甲容易保存而已。筮占和龟卜应该是并存的。但周人似乎认为龟卜比筮占更灵验,因而更重视龟卜。有「凡国家大事,先筮而后卜」(《周礼》)以及「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左传》)之类说法。


据陈来,在国家礼制层面上,龟卜较草筮更重要,但由于龟甲难得,所以卿士以下多用筮法,所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筮法反而占了重要地位。这也是后来周易筮法越来越具占卜体系主导地位的原因之一。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


根据筮占的特点,把筮辞加以整理编排,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由两个基本爻、八种基本卦及重卦构造组成的筮法体系。这就是《周易》。


据朱伯崑,相比龟卜而言,《周易》的筮占系统有明显的不同。

其一,龟卜的裂纹是自然成纹,而卦象是手数蓍草之数,按规定的变易法则推衍二成,前者出于自然,后者靠人为推算。

其二,龟象成型后,不可改易,直视兆断吉凶。卦象成型后,要经过分析和逻辑推衍,才能断吉凶。

这两点都说明,相比于龟卜而言,筮占的形成与发展意味着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提高了。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


而《周易》筮占体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卦象类型化了。把原来卜辞那种杂乱无章、纷繁复杂的记录,类型化为卦辞和爻辞。每一卦的卦辞及每一爻的爻辞,已不仅仅是一个别的经验,而代表一种类型,一种原理。震卦原为问打雷事而应验,因以命名。履卦本问狩猎之事,应验而命名为履。但这些都类型化了,不仅仅只代表大类狩猎这一具体事件了。


在《周易》的体系中,相比于龟卜之法,个别上升为普遍,经验上升为原理,所以人们摆脱了远古占卜的个别性,掌握到处理经验的普遍性。在陈来先生看啦,这也是一种理性化的进步。


《周易》就是远古筮占系统的记录,是筮占的文本化。而这种文本化形成之后,人们就开始把筮占与《周易》分离,把《周易》作为直接阅读的文本,而不再关注其筮占过程,《周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它的经典化,而与远古筮占分离开来。


《周易》早在孔子之时,就已经踏上了理性化的诠释之路,而司马迁在《史记》中亦云卜筮为「卑污」。这代表是一种文化的进步。


当然,只要人对自己的行为和命运没有把握,卜筮之类的东西就会永远存在,再理性的文明也都会有卜筮、巫术之类的东西。但正如陈来先生所云:

「在文化的理性化过程的不同阶段,巫术和卜筮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不同,而由此种地位的变化,使我们得以从一个方面了解文化理性化发展的水平。」

陈来先生这话,对于一个文明固然是如此,对于个人而言,实际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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