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心理的二律背反：一个历史的分析

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自由的意义取决于，人把自身作为独立的和分离的存在物加以认识的程度，这是弗洛姆对自由概念的基本理解。

但在人追求独立时，除了生理条件决定的需求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强制性的需求，那就是与自身之外的世界发生关系、逃避孤独的需求，这是由人的生存状态决定的。

人如果不与他人合作，就无法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正是在与人交往中，才产生一种“归属”感。从这种情境中产生出人类在追求自由时的二律背反困境：

要获得自由就必须将自身独立出来，让自我力量获得增长；但独立的过程同时又是走向孤独和无力的过程，在挣脱了人与外部环境所具有的原始关联后，人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忧虑和不安，特别是当自我的发展受到挫折时更是如此，这就像儿童在发展中遇到的情况一样。

“一方面，这是一个力量、一体化和对自然的控制日益发展的过程，这也是人的理性日益发展、与他人的团结日益加强的过程。另一方面，这种日益发展的个体化，意味着孤独、不安全的日益增长，由此日益怀疑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自己生命意义、并随之而来作为个体的无权力感和无意义感也加大了。”［Erich Fromm,Escape from Freedom,p.35.］正是这种不堪忍受的孤独和无力感，产生了“逃避的机制”。自由的这种二律背反特性，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在弗洛姆看来，中世纪的人们拥有安全感和归属感，这种感觉来自于两个方面：

• 一方面在于，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信任与爱的关系，人们能够获得上帝的宽恕和厚爱，这是重要的精神支柱；
• 另一方面，在共同体中，人一生下来就有固定的经济地位和固定的家庭生活，个人在有限的范围内被组织起来。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当时的人可能在具体生活中拥有个人的自由，但没有现代意义上摆脱了一切外在束缚式的自由。

在中世纪后期，社会结构和人的性格都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又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变化，使自由问题突现出来。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商业的发展，打破了原先的社会结构。一方面出现了财富的拥有者，封建等级制度开始瓦解，工商业主作为社会力量日益壮大；另一方面出现了被剥削的工人，成为城市平民的基础。对于这个变化，布克哈特这样说：

“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几乎在意大利各地，甚至那些动辄以家世自豪的人也不能凭借这种理由来抵抗教育和金钱的力量，而他们在政治上和宫廷上所享受的那一类特权是不足以激起任何强烈的封建等级感情的。”［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7页］

与社会生活变化相对应的，就是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部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半醒状态。这种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庭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先烟消云散了；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同上书，第125页］

这是人的发现和解放，是人的自由的发现。但这种自由的获得是以道德堕落和暴力事件的增加为代价的。有的学者指出：“在这里没有比人命更不值钱的了”［转引于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441页］。在自由的同时，传统的共契关系消解了，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激烈的冲突状态。弗洛姆认为，这正是文艺复兴时期自由问题的二律背反表现。

自由的这种二律背反状态，与资本逻辑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市场的人必须是一个自由的人，他能够自由支配自己，这不仅指工人，也指资本家。

虽然个人是自由的，但是个人处于其中的资本逻辑却是个人所无法自由把握的，“资本已不再是奴隶，而成为主人了。在获得了某种独立存在的生命力后，资本就获得了一种支配权，并按照其自由苛刻的要求来支配经济组织。”［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26. cf. 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p.60.］

资本主义解放了个人，个人摆脱了经济和政治的束缚，能够在新制度中获得自由，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但同时，这个世界变得无边无际，人也变成了这个世界中仅能思维的芦草。“由于丧失了在封闭世界中的固定地位，人也就失去了生活意义。……他自由了，但这也意味着：他是孤独的、孤立的，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人失去了与宇宙的统一感，于是他被一种个人的虚无和无助感所笼罩。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就像一个陌生人被抛到一个漫无边际的而又充满危险的世界一样。新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深层的不安全、无力量、怀疑、孤独和忧虑感。”［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p.62－63.］宗教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种紧张感的缓解。

虽然宗教改革有其思想史的理论来源，但是它更是对当时社会情境的反应。路德改革和清教革命的主体都是城市中产阶级、城市平民和农民，弗洛姆认为，这两次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引起这些集团的共鸣，是因为它们表述了充斥于这些集团中的某种新的自由和孤立感，以及无力感和忧虑感。

与世俗历史中反对等级一样，在两次宗教改革中，剥夺了教会的权威，将个体直接置于上帝面前。虽然路德与加尔文之间存在着一些区别，但都存在着一些共性的东西，这些共性的东西就是：

人在上帝面前是孤立无助的，因为人能够得救并不依赖于自己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没有尊严的。为了缓解这种紧张感，人只能像牛马一样的劳动，这是内心强迫下的活动，这种劳动并不意味着能带来上帝的眷顾。这也表明，人其实是软弱的，只有承认了这种软弱，努力工作，你才能摆脱痛苦，至于能否进入天堂，那就看你的命运了。

所以弗洛姆总结说：“新教教义是对人的要求的回答，这些人处于恐惧、流浪、孤独状态中，但又不得不去适应新世界并与之连为一体。”［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p.101.］

社会塑造了这种社会性格，这种性格在新新教义的影响下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正如韦伯所讨论的一样，新教伦理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对宗教改革的讨论中，弗洛姆不仅更为详细地描述了历史进程中自由的二律背反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揭示了人的性格结构中的另一个特性：憎恨权威与敬畏权威的特性，即在权威问题上的二律背反。

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与教士的权威，但树立了一个绝对的权威。即上帝，在这个绝对权威面前，个体只有通过自我贬低和屈从，才能获得新的安全感。只有在屈从和沉沦中，你才能摆脱自己的缺点和疑点，摆脱内心的空虚感。人越是认同于外在的权威，就越会取消自身的主体地位。这正是“独裁主义”的性格特征。

自由的二律背反与权威的二律背反是一致的，对自由的逃避与对权威的屈从，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提供了心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