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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诸葛亮VS司马懿:谁更胜一筹(陈广胜)

2018-09-28  良辰美景...

诸葛亮VS司马懿:谁更胜一筹(陈广胜)

诸葛亮VS司马懿:谁更胜一筹

 

诸葛亮与司马懿可谓“死对头”,《三国演义》将之描绘得淋漓尽致。诸葛亮在第九十四回曾说:“吾岂惧曹叡耶?所患者惟司马懿一人而已。”可罗贯中笔下的司马懿,充当了诸葛亮的陪衬,不仅屡败屡战,且一再感叹“吾智不如孔明也”。但历史上的他们,究竟谁更胜一筹呢?在此特作一番比较。

一、战略思维方面

诸葛亮最为经典的战略规划,是人尽皆知的《隆中对》。时值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问计,诸葛亮胸有成竹,认为曹操“不可与争锋”,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荆州刘表、益州刘璋平庸软弱,可伺机夺取,继而凭借天然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即可争霸天下。一席话令刘备茅塞顿开,而历史的脚步也基本遵循了这一预判。《三国演义》称“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小说的渲染虽当不得真,诸葛亮是超一流的战略思想家却毫无疑问。

但作为对手的司马懿,也是十分厉害的角色。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征讨张鲁。司马懿指出:刘备用诡计取得成都,蜀人尚未依附,却与孙权争夺江陵,这正是破蜀的良机。他预料在汉中驻军扬威,益州就会震动,再进兵逼迫,势必令敌方土崩瓦解。可叹曹操不愿得陇望蜀,没有采纳此计。事实证明司马懿的远见,也将遗憾留给了曹操。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水淹七军,声势“威震华夏”,曹操感到威胁而曾打算迁都。司马懿认为,这是向对手示弱,使淮河、汉水一带人心不稳,并认定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前者得意非后者所愿,建议让东吴予以牵制,樊城之围自可解除。曹操依计派人联络,孙权果然从后方袭取,使关羽失地丧命。延康元年(220),孙权率军西向,朝臣认为樊城、襄阳缺粮,不能抵御吴军。司马懿料定对方刚打败关羽,正想与曹魏结好,不会发起进攻。曹丕却未听其言,仍然令曹仁放火毁城。后来孙权确实没有入侵,让曹丕悔之晚矣。

司马懿的上述献策,影响力难与《隆中对》相提并论,那么可否判定诸葛亮更具远见?这就需要分析《隆中对》的难度系数。甘宁归降孙权之初,即已提出先取荆州、再攻巴蜀的建议。周瑜不仅在赤壁之战后北上夺得南郡,还进一步规划了“得蜀而并张鲁”“据襄阳以蹙操”的战略步骤。荆州、益州是天下所剩无几的未被曹操所据的地盘,又均在庸主手中。瞄准两地以图进取,无论对刘备还是孙权,都是基于时势、地缘考虑的大概率选项。当然,诸葛亮的分析更加高屋建瓴、系统透彻。如果说甘宁更多是出于朴素的职业嗅觉,诸葛亮则进行了全方位的理性思考,战略的深度和广度非前者能比。但夸赞为“万古之人不及”,却有过誉之嫌。

尤其值得探讨的是,自蜀汉建兴六年(228)至十二年(234),诸葛亮不顾蜀、魏实力悬殊,以一州之地五次北伐,屡屡无功而返,自己最终也病逝五丈原。北伐往好处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若不留情面,可谓逆势征战。长期以来,曹魏奉行西守东攻战略,即将战争的重心置于孙吴。曹丕在魏黄初三年(222)、黄初五年(224)、黄初六年(225)三次伐吴,却未曾主动与蜀国交兵。司马懿在回答曹叡关于征讨吴蜀、以哪国为先的题问时,脱口而出是伐吴。综合比较国力,最弱的蜀汉本应韬光养晦,凭依崇山之固先文后武,并借助政权间的三角关系以小博大——东吴恰恰赚了蜀、魏相争的便宜,成为三国之中最长命的。从国家战略考量,这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为报先主之恩,或许更由于恢复汉室的使命感,诸葛亮却体现了他的“顽固”。

诸葛亮的北伐战争,对蜀国是冒险的资源透支。他曾称孙权智谋与能力不及,所以只能据长江自保,并非力量有余而不取实利。但问题是,蜀汉是否有余力?事实上,由于连年征兵,益州诸郡人力已严重不足。诸葛亮每次投入一线的兵力仅数万,故难以像魏、吴那般能几路并进。不仅如此,蜀军补给也大成问题。孙子曾说:大凡兴兵作战,必须有轻车千辆、重车千部,全副武装的士兵十万,并能向千里之外运送粮食,由此带来的军务开支每天要消耗千金,这般准备之后,十万大军才可走上战场。可以说,诸葛亮多次因粮草不继退兵,根本的症结不在运输,而是国力难以承受战争的巨大耗费。从一定程度上讲,蜀汉北伐既缺“天时”,又无“地利”,也没有足够的“人和”保证。

当然,诸葛亮北伐自有其内在逻辑。由于汉末混战主要在北方,中原人口锐减,而益州、荆州、扬州地处边缘,战事的激烈程度有限,且吸纳了不少南迁流民。据《文献通考》的相关资料,曹魏虽据九州,户数却不及吴、蜀的合计量,在以人口为核心要素的冷兵器时代,意味着南北抗衡有着相应的实力基础。但就蜀汉而言,人口大致占魏国的五分之一,略少于东吴的一半,显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一差距将是历史的最低点!因为曹魏有着广阔的疆域,有占压倒性优势的人口基数,修养生息的潜力岂一州之地所能比拟?!假如相安几十年,实力的天平势必更加偏向曹魏,蜀汉将坐以待毙。另一方面,时间也不等诸葛亮。蜀军的中坚是刘备长年苦心经营的四方精锐,“非一州之所有”,他们正陆陆续续老去。诸葛亮深知自己一旦去世,国家将更缺乏进攻中原、对抗曹魏的人才。此外,曹魏当时受辽东公孙渊、北方轲比能等牵制,吸引了幽、并、青州大量的兵力,对蜀汉北伐也相对有利。因此,诸葛亮是在抢抓难以再现的时间窗口,可惜天不遂愿,他终究没有找到突破的机会。

相比之下,司马懿却能更好地把握主动。作为一名战略家,他不仅远见卓识,而且展示了实施层面的精妙。与诸葛亮对阵,司马懿总以守为攻、以逸待劳。按魏国的兵力,并非不可来一次对决,但他不图一时之快。司马懿料定粮草供给是蜀军的软肋,坚壁拒守正是高明的耗敌之举。看似消极的防守,由于立足不败,从而以时间换空间,恰恰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巧妙应对。同时,司马懿在魏国面临的局势也极其微妙。他与蜀汉交战,既不能惨败,又不可大赢,以免功高震主,引得魏主忌惮、同僚嫉妒。司马懿必须拿捏好分寸,他做到了,甚至甘愿承受“畏蜀如虎”的耻笑,这体现了战略上的炉火纯青。反观诸葛亮,虽殚精竭虑却一无所获,在方略上不能不说存在着一些盲点。

诸葛亮无疑提出了三国史上最牛气的战略规划——《隆中对》,而司马懿则是战略思想与战略实践的完美结合者。魏景初二年(238)正月,魏明帝命司马懿赴辽东讨伐公孙渊,当问到敌方可能采取的对策,他认为弃城逃走是上策,凭借辽水抵抗为中策,坐守襄平属下策,那将被俘虏,并断定公孙渊不会取上策。关于战事的延续时间,司马懿明确答道:“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此后的战局演进,无不出其所料。由于准备充分,司马懿打了漂亮的一仗,彻底铲除了积数十年之久的辽东割据势力。以思维的全局性、周密性衡量,三国也许无人居诸葛亮之上。但以谋事、成事的实效考量,司马懿的战略观应胜过对手。

二、用兵智术方面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有数不尽的锦囊妙计,有草船借箭、八卦阵等半人半仙的故事,更以空城计智退司马懿十五万大军。遗憾的是,这些纯属虚构或张冠李戴。陈寿认为诸葛亮不擅长临机应变,但后人对此也存异议。唐肃宗时期建武庙,诸葛亮便与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张良、李靖、李勣并称“十哲”。而依据史料,他与司马懿以谁更加多谋呢?

不容回避,诸葛亮并无前线统兵的太多辉煌战绩,尤其在刘备时代,他主要承担后勤主管事务。比如,赤壁之战后,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让他督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征收调运赋税,以充实军用物资;刘备平定成都后,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让他镇守成都,使前方有充足的军粮供应和兵力补充。直至刘备去世,诸葛亮才真正成为蜀军主帅。蜀汉建兴三年(225)春,他率军南征,深入不毛之地讨伐雍闿、孟获,秋季即予平定。此番征战有七擒孟获之说,但战事的对抗强度不高,难以衡量用兵能力。只有北伐,才充分考验诸葛亮的军事韬略,而与之抗衡的主角正是司马懿。

诸葛亮与司马懿曾经三番对阵。第一次是蜀汉建兴八年(230)秋,曹魏兵分三路攻蜀,其中司马懿由西城进发,诸葛亮于城固驻军。时降大雨三十余日,司马懿随后班师。第二次是蜀汉建兴九年(231),诸葛亮出祁山,司马懿都督关中驻将拒敌。史书对此战的记载迥异:据《汉晋春秋》所载,司马懿有意尾随蜀军,却又在山上扎营,不肯交战,此后派张郃攻击祁山之南蜀军,还自据中路与诸葛亮对峙。后者命魏延、高翔、吴班迎战,魏军大败,蜀军俘敌三千人。而据《晋书·宣帝记》所载,司马懿列阵以待,两军刚交战,诸葛亮即退至祁山,屯兵卤城,占据南北二山,并隔断河水形成重围。司马懿随后攻破敌围,诸葛亮夜间逃走,魏军俘获斩首合计万人。两则史料难辨真假,但蜀汉终因粮尽退军却无疑问。第三次是蜀汉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由斜谷出兵,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垒。前者一再下战书,还致巾帼妇人之饰激将,后者隐忍不出。如此相持百余日,诸葛亮病故于军中。

综合两人的交战史,总体上打了平手,但司马懿是最终赢家,这并非出于偶然。其实,蜀军兵力在局部并不处劣势。诸葛亮曾说:己方在祁山、箕谷时人马都多于曹军,却反而被打败,问题不在于兵少,而在于将领。对老对手诸葛亮,司马懿作过“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的点评,认为对方虽率十万大军,却已坠入自己谋划的圈套,击败蜀军是肯定的。当蜀汉遣使求战时,司马懿撇开军事,反询问诸葛亮的起居饮食情况。当获悉他饭量明显偏少,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都需亲自阅批,便料定诸葛亮将死。在知己知彼方面,司马懿略胜一筹。

诸葛亮用兵偏向稳健。从汉中北入关中,有褒斜、傥骆、子午三条谷道由西向东跨越秦岭。其中,子午道最为险远,但谷口在长安之南。魏延曾主动请缨,希望带兵从褒中出发,经子午道向北,认为不超过十日可到长安。诸葛亮以此招太过冒险,便未予采纳——笔者总体倾向于诸葛亮的选择,但不可否认,风险与收益往往相对称。三国史的不少战例,如曹操远征乌丸、邓艾偷渡阴平,都是因适当冒险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魏延常说诸葛亮胆怯,这从司马懿的一次谈论中也能得到呼应——当年两军在渭水对垒,司马懿指出,诸葛亮若是勇者,应从武功依山东进;若西上五丈原,则魏军无忧。明代王志坚评论诸葛亮用兵的弊病在于“不能出奇”。假使蜀汉国力占优,中规中矩、步步为营也许不失为上策,毕竟耗得起时间,也铆得住劲。可蜀汉本就弱势,再不“出奇”更难“致胜”。

诸葛亮与司马懿还有一次重要角逐,发生在孟达叛魏投蜀之际。当是时,诸葛亮怕孟达反复无常,便有意泄露信息,促使他速叛。司马懿知悉后,一边写信麻痹孟达,一边日夜兼程行军。孟达估计司马懿的路程,且还要上表天子,以为带兵前来至少需一个月时间。哪知对方先斩后奏,仅八日就兵临城下。孟达随即被杀,而诸葛亮虽曾写信告诫防范,却没有配合有效措施,不能不说输给了司马懿一招。

但司马懿对诸葛亮也不无忌惮,这从《汉晋春秋》“死诸葛走生仲达”的典故中可见一斑。诸葛亮有卓越的统兵能力,这首先得益于革新军制。与曹魏的都督制、孙吴的部曲制不同,诸葛亮在全国编户齐民、统一征兵,由此打造了隶属于国家的一元化军队,故动员的效率高于对手。在排兵布阵方面,诸葛亮更是独具匠心。由于治军得法,蜀汉即使撤退也从容不乱,并屡次反歼追兵,曹魏名将张郃、王双都因此毙命。诸葛亮去世后,司马懿在巡视留下的蜀营时盛赞对方“天下奇才也”。但这一声赞叹,终究是笑到最后的赢家给予伟大对手的评价,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虽然将行军扎营等做到了极致,却不足以赢得辉煌的战果。

作为一名军事统帅,诸葛亮缺少能进入教科书的经典战例,却有失街亭的惨败,还有率数万精兵攻不下千余人守卫的陈仓之耻;而司马懿除了与蜀军交战,以及先后击退诸葛瑾、朱然、诸葛恪等吴将外,更写下了平定辽东的华章。魏景初二年(238),公孙渊依辽水围堑二十余里阻击魏军,司马懿佯攻南线,暗中却以主力渡过辽水,逼近敌方襄平本营,继而三战皆捷、乘胜合围。汉水此时因连降大雨暴涨,魏将纷纷打算迁营,司马懿使出霹雳手段,下令敢言迁营者斩。公孙渊乘雨打柴牧马,他又制止魏将出击。有人问先前疾速擒杀孟达,今番为何行动缓慢?司马懿表示,孟达兵少而粮食能支持一年,己方人马是孟达的四倍,粮食却不足一月,以一月粮对付一年粮,怎能不速战速决?四打一,即使一半人伤亡,仍然可行。而今敌众我寡、敌饥我饱,又遇大雨,想速战也不可能。他自称不担心敌人进攻,却怕他们逃脱,鉴于包围圈尚未合拢,假如去抢掠牛马,将逼敌逃亡。 “兵者诡道,善因事变。”司马懿判断对方“凭众恃雨”,虽然饥困仍不肯就擒,故应稳住对方,不能谋小利而吓跑敌人。

可见,善于机变是司马懿所长。史载他“每与大谋,辄有奇策”,连孙权都评论“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敌”。反观诸葛亮,过于小心,太求万全,便容易使用兵走向平庸。而对计谋之高下,诸葛亮其实颇为自知。他曾称刘巴在运筹帷幄方面远胜过自己,这虽然有谦虚的成分,但至少也可作为侧证。相对而言,诸葛亮在用兵智术上要稍逊一筹。

三、内政外交方面

刘备称帝的蜀汉章武元年(221),诸葛亮即以丞相之职录尚书事。当然,真正开设独立的丞相府署,则要等到刘禅登基的蜀汉建兴元年(223)。这一年,诸葛亮获封武乡侯,还兼任益州牧,从此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他决定。随着刘备的去世,诸葛亮牢牢把握了蜀国内政外交的方向盘。

对于诸葛亮的治政能力,时人给予高度评价。贾诩称“诸葛亮善治国”,刘晔称“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史载他安抚百姓,善用礼仪法规,精简官职,能开诚布公因时制宜。凡为国尽忠的,即使仇人,他也奖赏;对犯法懒政的,即使亲信,也严厉惩治;对认罪悔改的,即使罪行深重也给予释放;对巧言掩过的,即使罪责较轻也处以极刑。如果说北伐不算成功,诸葛亮治政可谓卓有成效。陈寿将他与管仲、萧何相媲美,甚至连司马懿的孙子晋武帝都曾感叹:假如让我得到此人的辅佐,怎么会有今天这般劳累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身为读书人,诸葛亮终究怀有儒家的品格;但作为蜀汉丞相,他却擅用法家的手段,因而是一个内儒外法的施政者。所以,其治蜀颇为铁腕,曾因刑法严厉而引发不满。据《蜀记》所载,法正以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事例,一度劝他“缓刑弛禁”。诸葛亮认为,秦朝昏庸无道、刑罚苛严,导致民怨鼎沸;而刘璋之治,只靠一些表面的文书、法令来维持,并养成相互奉承的恶习,导致德政不施、威严不足,如此则失之于宽,自然不能沿用汉初法度。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诸葛亮下了一剂以严济宽的 “汤药”。纵观那些惯用申韩之术的历史人物,大多都遭后世谴责、诋毁,但诸葛亮由于施政公道,却得到蜀人普遍的敬畏与热爱,虽行严刑峻法却罕见怨言,可谓非同一般的高明。

诸葛亮是富有理想的,但又极具理性。虽然频繁北伐,他却深知立国强基之根本,所以注重“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多年来,他鼓励从事农业,不侵扰耕种收获,着力减轻赋税,不耗尽百姓财物,以此富国安家。诸葛亮后来屯田汉中,实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轮换制度,即让十分之二的士兵换防休息,以兼顾兵农。特别是建兴十二年(234)的北伐,更以屯田作为长久驻扎的根基,以致耕种的兵士与渭水岸边的居民混杂相间,却对百姓秋毫无犯。诸葛亮还重视兴修水利,尤其对都江堰保护甚力,曾设置专职堰官,并遣壮丁一千二百人予以维护。为增加国家财力,诸葛亮还实行盐铁官营,设置司盐校尉和司金中郎将,仅盐业一项即获得丰厚利润。经过有效治理,蜀地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格局。

 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三国角力,不可缺外交智慧,而诸葛亮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刘备败走夏口之际,他及时建议向孙权求救,并只身过江斡旋。更难的是面对孙权不卑不亢,单凭三寸之舌,既促成联合抗曹,又避免本集团成为东吴的附庸——回顾刘备的历史,总是一落败即投靠新主。诸葛亮却注重自身的独立性,强调孙权需要与刘备同心协力,完全是一副诸侯之间平等合作的姿态。不仅如此,诸葛亮还单刀直入,一开始就给对方指出两条道路:要么抵抗,早日与曹操绝交;要么投降,北面向曹操称臣。正因认准孙权的英雄本性,诸葛亮用了带挑衅性的激将法,继而丝丝入扣分析双方实力,让孙权吃下了抗曹的定心丸。可以说,这场成功斡旋让刘备可进可退,一改以往如丧家犬般的逃亡惨状,为战后分羹乃至未来蜀汉政权的创立打开了第一扇门。

在处理与孙吴的关系上,诸葛亮的头脑始终清醒。蜀汉建兴元年(223),南中地区趁刘备去世而叛乱。“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但诸葛亮却不急着平乱,他打的首张牌是与孙权重新结盟——这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诸葛亮由此修复了因夷陵之战而走向对抗的双边关系,为以后南征、北伐创造了必备的外部环境。吴黄龙元年(229),孙权登基称帝,蜀汉不少大臣要求与之断绝盟约。假如从“天无二日,士无二王”的政治高度细究,这是必然要作出的外交反应。但诸葛亮看得更透,他认为孙权打算僭号篡逆已久,文武将相又团结和睦,不可能一朝平定;要是蜀、吴长期对抗,只会让魏国从中得利,若与之友好,蜀汉北伐便没有东顾之忧,曹魏黄河以南的部队也难全部向西调动。正因如此,对孙权僭逆之罪便不宜细究,蜀国还专派使者前往祝贺。诸葛亮这一策略,是不被名号牵住鼻子的务实精神,展现了纵横捭阖的灵活性。

诸葛亮的非凡,更在于为蜀汉留下了可持续的制度遗产。在他去世后,继任的蒋琬、费祎继承诸葛亮订立的制度规范,遵循而不改变,使得边境无事,国家和谐统一。西汉开国之初,“萧规曹随”被传为佳话,但这样的历史总难再现。即使如明朝张居正般的治世能臣,虽曾大权独揽、力推新政;一旦病逝,便立马被抄家问罪,人亡政息可谓常态。难得的是在蜀汉当年,诸葛亮却能让自己确立的内政外交方略在死后几十年基本不变,这表明了原先制度的现实价值和生命力,也反映了诸葛亮生前的影响力并非仅仅源于政治权威。

关于内政外交,司马懿留下的史料不多。但在魏文帝时期,他多次奉命居守后方,内镇百姓,外供军资。曹丕曾用汉初萧何、曹参作对比,表明司马懿职责之重,叹言能使他无西顾之忧就行了。由此可见,司马懿具有突出的治政与管理能力。建安二十年(219),镇守荆州的关羽北攻荆襄,司马懿体现了敏锐的外交思维,建议曹操挑拨孙、刘之间的矛盾,以坐收渔利。不过,这些都属零星记载,与诸葛亮的业绩不可同日而语。

四、才情技艺方面

诸葛亮的民间形象,可谓上识天文、下知地理,左通诗书、右精阵法。尤其在罗贯中的笔下,如“用奇计孔明借箭”“七星坛诸葛祭风”“五丈原诸葛禳星”等,让他简直成了半个神仙。然而,诸多虚构的情节却无损一个事实:历史上的诸葛亮,毫无疑问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通才型人物。

自古文以载道,曹丕更在《典论》中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文坛,诸葛亮应占一席之地。蜀汉建兴五年(227)的《出师表》,总结了汉室兴衰的历史经验,提出改革时弊、励精图治的建议,并表达了以身许国的满腔忠忱,是议论、叙述、抒情浑然一体的千秋名篇。《后出师表》阐述了诸葛亮的军事策略,其忠贞壮烈之气甚至超过前表。“鞠躬尽瘁,尽而后已”的名句让人感慨万千,读后肃然起敬。虽然有人视此表为伪作,但这已无需细究。诸葛亮晚年的《诫子书》,言简意赅,不事雕琢,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家训之一。单凭这些奏章、言论,他就足以立身、传世。

诸葛亮的艺术造诣也不同寻常。他精通音律,“好为梁父吟”。“为”字可作两解:一是治,即善于弹唱;二是作,即制作乐曲。唐代《艺文类聚》就将一首《步出齐城门》视为诸葛亮所作。不仅如此,他一定能焚香操琴、自弹自唱。据《中兴书目》记载:“诸葛亮曾撰《琴经》一卷”。盛弘《荆州记》、习凿齿《襄阳记》均称襄阳有孔明故宅,诸葛亮常登临一山,鼓琴以为梁甫吟,故取名乐山。诸葛亮据说还擅长书画。南朝陶弘景《刀剑录》、虞荔《古鼎录》等均叙及其书风笔迹。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宣和书谱》也有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

除了文学、艺术,诸葛亮还善于创造发明,诸如连弩、木牛流马、八阵图等都出自其手。连弩又称元戎,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是当时先进的射击武器。木牛流马,是诸葛亮为克服军粮运输困难的新型工具,“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这件神器虽已失传,却给后人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八阵图则是一种兵力部署的作战队型,在民间被传得神乎其神。甚至如孔明灯、孔明锁等许多物件,也被记在诸葛亮名下。这些难免有后人附会的因素,但无论如何,诸葛亮都无愧为横空出世的一位发明大家。

相比这么一位奇人,司马懿的业余生活一定显得枯燥。当然,他年少即博学而多闻,潜心儒学研究,想必颇具文才。司马懿征战辽东前夕,在会见父老故旧时曾编了一首歌:“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除此之外,司马懿没有留下什么传世之作,也没有其他值得书写的亮点。总之,两人的文学才华、创造技艺不只差一个档次。

五、任人用权方面

诸葛亮、司马懿都是托孤之臣,但在蜀、魏的份量却有较大差异。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刘备托付后事,称诸葛亮的才能十倍于曹丕,若自己的儿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成才,则可自行选取合适的人。同时托孤的还有尚书令李严,但他不久即被边缘化。可以说,诸葛亮是蜀国的实际掌舵人,连刘禅也认为政务都归诸葛亮,他只管祭祀一类的活儿。因此,诸葛亮面临的政治格局相对简单,可凭自己的意志充分行权,故更应对蜀汉的国祚负领导责任。

一个国家的命运,从根本上取决于当政者能否知人善任。诸葛亮并不用人唯亲,同母弟诸葛均终其一生,只做到长水校尉。作为亲贤重才的蜀汉丞相,他被评价为“能尽时人之器用”。但平心而论,识人实非其特长。用马谡守街亭,是最典型的例证。马谡本是不错的作战参谋,可在初次北伐这样的关键战役,诸葛亮却废弃魏延等大将,让缺乏经验的新人当前锋,无疑失之草率。刘备临终前曾表示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听后不以为然。而马谡确实不是草包,七擒七纵孟获就出自他的“攻心为上”策略。但是,由他统兵出战街亭,则用其所短,诸葛亮为此也跌了十分惨痛的跟斗。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向后主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陈震、张裔、蒋琬等文武大臣。郭攸之未在《三国志》入传,即使有两处零星记载,还被视作唯命是从,不值得与之成就大事。向宠在征讨蛮夷时遇害,几乎没有留下业绩。费祎被裴松之喻为“中才之相”,董允等人更算不上一流。诸葛亮后来提携了蒋琬、姜维,使他们分别成为自己的政治、军事接班人。两人可称干才,却不足以辅佐帝业,自然难以承继诸葛亮的遗志。

对一个自比管仲、乐毅的人,诸葛亮有着非凡的志向,只可叹一生呕心沥血,却换来“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究其原因,或许是国力相差悬殊,或许是遇到像司马懿这样的强敌,但另有一个重要因素,正如陈寿所分析的:过去萧何举荐韩信,管仲举荐王子成父,都是估量自己的长处,觉得不能兼有文武之才的缘故。诸葛亮的治国才能可与管仲、萧何等同,但蜀国却没有像王子成父、韩信那样的名将,故使功业衰败。然而,蜀国之所以缺乏一流名将,是否与用人的取向和机制有关呢?

 “明察则有短而必见,端方则有瑕而不容”。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称诸葛亮“端严精密”,如此便易求全责备、以瑕掩瑜,从而弃用彭羕、廖立等有棱有角的雄才。另一方面,诸葛亮又事必躬亲,连打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都需亲自阅批,那留给他人还有多少余地?曾子曰:“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鉴于诸葛亮的超凡地位,莫说“师者”,即使是横向层面的“友者”,当庞统、法正等去世后都罕有其人。在蜀国,仿佛“大树底下不长草”,诸葛亮发掘的也大多是执行层、事务性人才,他们在主客观上只能充当“徒者”。

当然,益州偏于西陲,本来就少人才。但作为蜀汉最高行政长官和军事统帅,诸葛亮长年征战,却任由魏延、杨仪在前方“有如水火”、互不卖账,无疑潜伏着巨大风险。虽然由于惜才,难以忍心偏废任一方,但对两人因私怨而致蜀军分裂的危机隐患,诸葛亮要么没有察觉,要么已然察觉却未有措施——无论哪种情形,对他来说都是极大的遗憾。反观身在东吴的孙权,早就视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料定诸葛亮去世后必生祸乱,认为蜀国诸位糊涂,不知对此防备。对比孙权未雨绸缪调处孙皎、甘宁二人的矛盾,亲自树立周泰在朱然、徐盛之间的权威,诸葛亮显然存在差距。

两国相争,非一人之智的比拚。司马懿在识拔、调用人才上颇具功力。他从寒门提拔了邓艾、王基、州泰、贾越等人,而灭蜀的首功当计在邓艾名下,王基则在平定毋丘俭、文钦和诸葛诞之乱中大展英才。不仅如此,司马懿还精心栽培二子,通过言传身教,并在战场历练,司马师、司马昭皆成统帅之材。相形之下,蜀国在后诸葛亮时代明显青黄不接。后人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发感叹,其实汗颜的不该是廖化,而应是有权谋划梯队建设的统帅者。

在此需指出,司马懿所处的政治环境远比诸葛亮复杂,甚至可以说险象环生。曹操早就察觉他有 “狼顾相”,“非人臣也” ,因而心存忌讳。幸亏魏文帝曹丕对其友善,还临终指定他和曹真、陈群、曹休为辅政大臣。魏明帝去世后,他又与曹爽受诏辅佐少主。但与诸葛亮不同,司马懿一直被曹姓辅臣防备。齐王曹芳即位后,他不久转任没有实权的太傅,渐渐地成为一具摆设。然而,司马懿的权谋也因此施展得淋漓尽致。他知道“力不能争”,故以退为进、先求避祸,于魏正始八年(247)五月开始装病,以奄奄一息的惨状,骗过了前来探风的李胜。同时,又在暗中周密布置,直至魏嘉平元年(249)曹芳、曹爽出城祭扫,才等来政变的机会。经年累月装病非常人能熬,可司马懿是老手,早在年轻时就借口风痹症卧床不起,以逃避曹操的征辟。司马懿的韬晦之术由此可见,而一旦瞅准时机,他立马出击扭转了乾坤。

就政治手腕和驭人手段来说,司马懿无疑炉火纯青。平定辽东后,他杀了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七千多人,但释放了被公孙渊囚禁的公孙恭,为受迫害的纶直等修墓,并宽恕了普通参与者。当曹爽被制伏后,即以谋反之名,诛杀曹氏兄弟及何晏、丁谧等心腹,但对鲁芝、杨综等人,却因其忠心可嘉予以赦免。司马懿颇有奸雄风范。在襄平城下,他以年老糊涂为名,将公孙渊派作使臣的相国、御史大夫一并斩首;魏嘉平三年(251),预先下赦书为王淩免罪,诱使对方投降后又予以拘杀,此种厚黑功夫非诸葛亮能有。

综合分析,诸葛亮重人才却不乏盲点,司马懿似乎更能知人善任;就政权的掌控力论,诸葛亮在蜀国的格局非司马懿可比,但论用权的阴鸷、老辣程度,后者自然盖过前者。

六、道德品格方面

“诸葛大名垂千古,宗臣遗像肃清高。”公忠体国的诸葛亮,可谓古代官员的典范。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将权臣、能臣与忠臣一体化。刘备临终作诏书训示刘禅,要求他对诸葛亮“事之如父”,这使两人形成既君臣又父子的特殊关系。诸葛亮在蜀国,用“权倾朝野”形容也不为过。吴黄龙元年(229),吴、蜀在盟约中竟不谈帝王,却独独赞颂诸葛亮的恩德威望。如此这般越规,充分表明谁是政权的重心所在。

但是,诸葛亮并没有专权擅势、一手遮天。他对刘禅始终持谦恭姿态,一份《出师表》写尽两朝老臣的拳拳之心。另一方面,诸葛亮“集众思广忠益”,认为采纳了正确的不同意见,就像丢掉破鞋而得到珍珠美玉一样,则自己可以少犯错误。在严于律己方面,他堪称标杆。街亭之败后,诸葛亮上疏“自贬三等”。 而在当时的蜀国,任何人都没有资本撼动其权威,但他自我担责,体现了胸怀与品格。

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不仅感染着身边的臣僚,还从诸多特定人士的口中得到印证。孟达降魏后,有人说诸葛亮恨之咬牙切齿,因此要诛杀其妻子儿女。孟达并不相信,表示诸葛亮待人善始善终,绝不会如此行事,而他对诸葛亮的信任和仰慕也未曾消失。司马懿曾写信表示,投降曹魏的黄权是爽快人,常常对诸葛亮赞不绝口。即使那些遭贬斥的官员,也因孔明凡事出于公心,对他仍抱着特别的期望。被放逐汶山的廖立,听到诸葛亮的死讯后,流着眼泪叹息说:我要变成夷人在这里呆一辈子了!被削职为民的李严获悉诸葛亮去世,因料想无人会重新起用自己,不久即发病而死。

诸葛亮临终留下遗言,要求葬于汉中定军山,墓穴只要容下棺材即可,以平常衣服入殓,不用任何随葬品。他还上表后主,称家中私产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已富余,自己在外没有调取其他财物,不另作经营以增加财富;如果有一天死去,将不让家中有多余布帛,官任上有多余财产。事实果如其言。蜀国百姓对诸葛亮心怀追念,赞誉之声不绝于口。陈寿认为,即使用《甘棠》赞美召公、郑人歌颂子产来比喻,也不会相差太远。

如何评价司马懿的德行?应该说,他在官场有不错的名望。魏明帝好修宫室,服役者上万,百姓以此为苦,正是司马懿上奏予以停止。他对权位至少在表面上较为谦让。魏嘉平元年(249),司马懿诛灭曹爽及其党羽,开始大权独揽,但他坚辞天子所封的丞相职位,此后还谢绝九锡之礼。魏嘉平三年(251),又辞让相国、安平郡公等职街。史称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难说诸多的姿态没有伪善成分。不过,司马懿尽管功勋日隆,却始终未曾张扬,也实属不易。他面对同乡长者常林,见了总要下拜,并告诫子弟:盛满是道家所忌,居高位要懂得减损,才可免于其祸。司马懿临终也要求筑土墓,不起坟,不栽树,以平时衣服入殓,不用随葬器物。但由于子孙篡魏,更由于司马氏全是残暴昏君,丢弃旧日纲常于不顾,司马懿的政声终究大打折扣。当然,无论怎么比较,诸葛亮的高风亮节非司马懿所能并提。

七、究竟谁胜一筹

诸葛亮与司马懿,无疑各有千秋、互有短长。三国吴人张俨认为他们正值风云际会之机,或者在蜀汉建功立业,或者在中原名垂史册,实乃“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 。对这两位人杰,很难简单判定高下,关键是用怎样的坐标来审视,又基于多长的时间跨度来衡量?

即使对于历史伟人,他们的命运也往往由性格决定。“诸葛一生唯谨慎”。相比司马懿的举重若轻,诸葛亮可谓举轻若重,这似乎预设了他一生的轨迹。但是,看似稳字当头的诸葛亮,其实不乏冒险精神。在诸葛三位同族兄弟中,诸葛瑾辅佐孙权,诸葛诞投奔曹丕,所谓“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而当初诸葛亮出山之时,曹操已“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承父兄之业雄踞江东,唯刘备寄人篱下,尚无立身之地。可见,如此抉择具有极大的风险。事实上,曹操不久即南下荆州,刘备在五千敌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的穷追下,“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一句“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表明形势之凶险,更表明诸葛亮独入龙潭的勇气。一个敢提着脑袋搏击江海的智士,虽然小心谨慎,在骨子里却有着大开大阖的气概。在“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大洗牌时代,诸葛亮无疑比两位胞弟更具胆略,最终也取得更高的风险回报。

明知国力疲弊,诸葛亮仍然主动挑起与曹魏的战争,这也与其冒险精神紧密相联。诸葛亮追随刘备,不会是简单地被对方三顾茅庐所打动。究其根本,刘备是当时兴复汉室的旗帜性人物,是既可能一败涂地也可能成就大业的雄主。诸葛亮出山,固然有基于利弊分析的功利因素,但可以肯定,他绝非为了高官厚禄、封妻荫子的实利,而是出于澄清宇内、一匡天下的使命。所以,他一开始选的就不是中规中矩的太平路。蜀汉偏踞一州,兵少将寡,以诸葛亮之识见,必定知道闭关守境的益处,也应能预估北伐成败的概率。但是,诸葛亮绝非守土偏安之人!在挫折与无为之间,他宁肯选择了行动而最终失败,也不会接受看不到希望的原地守候。

历史上并非没有以弱胜强的成功案例。早在战国时期,乐毅以区区弱燕之师,动员会盟五国之兵,长驱直入强大的齐国,以摧枯拉朽之势连下七十余座城池。年轻时以乐毅自比的诸葛亮,也许不难从中得到启示。诸葛亮初次北伐,一度也存在较好的机会。当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又恰逢曹叡即位不久,猝不及防受到攻击,于是“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在前线对抗的魏将曹真、张郃也难与司马懿并提,关中守将夏侯楙更是胆怯无谋。假如此次用兵旗开得胜,并趁势夺取出产骏马、锐卒的陇右,再配合以孙权北上征战,局面难说不会呈河东、河西之别。因此,诸葛亮北伐是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战略性冒险。

然而,一个战略上相当大胆、激进的人,战术上却极其谨慎、稳健。这听似悖论,却是一种现实。诸葛亮的思维极端缜密,这既支撑起他在决策中的充分自信,又让其在操作时如临如履。一方面,诸葛亮能在纷繁迷离的形势下预判多种可能性,作为使命感驱动的人,只要从宏观层面有一线希望,就会放手一搏。另一方面,由于对实施中的各种环节及矛盾隐患有超常的敏锐,加上一定程度的完美主义倾向,他在微观层面就倍加精细,从而事无巨细亲揽,也更注重规避用兵征战时的具体风险。在我看来,诸葛亮的冒险与谨慎都源于非凡——因非凡之志而定非凡之策,因非凡之才而竭非凡之力,最终以一人之智左右蜀汉这部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一旦形成举国的心理习惯与思维定势,原本理性的战略冒险也容易走向偏执,其战术谨慎就导致事必躬亲、虑多决少,所以诸葛亮的“成”与“败”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相对于诸葛亮,司马懿在魏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要弱许多,面临的政治环境曾较为凶险,但从军事对抗的角度,其难度系数却要小许多。自古用兵攻难守易,何况守方的总体实力本就占优。司马懿就好似统领一支打防守反击战术的顶级足球强队,已率先进球,又排出“五三二”甚至“六三一”的阵型;而另一支弱队不得不取攻势,却又不敢贸然采用“四三三”的组合。因为蜀汉不允许再次遭遇夷陵之战那样的惨败,诸葛亮北伐固然要积极建功,但终究横着一条在最坏情况下必须止损的底线。正因如此,他在战场上就很难豁出去,以致体现了一种中庸式的用兵之道。可见,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交锋虽然没有占到便宜,倘若考虑盘外的因素,已经殊为不易。

假如诸葛亮不死得过早,蜀汉有可能压倒曹魏吗?也许难有这样的可能。但可以肯定,有诸葛亮的蜀国,与没有诸葛亮的蜀国,显然存在巨大的差异。而有司马懿的魏国,与没有司马懿的魏国,至多是换了一个权臣和智士,此外不太会有特别深刻的变化。司马懿七十三岁去世,晚诸葛亮十七年。假如与后者同寿,他将止步于魏太和六年(232)——此时诸葛亮尚未开始第五次北伐,这意味着司马懿等不到对阵五丈原的一天,更不会有平定公孙渊、诛除曹爽集团的机会。倘若如此,司马懿的历史要黯淡无数,甚至因上年“魏兵大败”的不光彩记录,而作为一个败亡者退出江湖。

历史当然是不可这样假设的,但假设却给人以启发。诸葛亮与司马懿,谁更胜一筹,关键在于衡量的尺度。正由于后者的高寿,随着同时代元老的凋零,司马氏的势力逐渐在魏国一股独大。从子辈的司马师、司马昭到孙辈的司马炎,几代接力棒的传递,竟让司马懿成了《晋书》开天辟地的第一号人物。不过,以诸葛亮在蜀汉的至高地位,欲废刘禅自立易如反掌。退一步说,像曹操那般封公称王更是唾手可得。诸葛瞻、诸葛尚等子嗣,虽然没有伐魏吞吴之能,若辅以良弼,要割据益州数十年也并非难事。但这是诸葛亮不会逾越半步的雷池,相信连一闪而过的念头都不曾有。

就世俗功利而言,诸葛亮既是推动蜀汉开国的赢家,又是北伐壮志未酬的输家。司马懿则作为三国归晋的奠基者,由曹魏托孤辅政的重臣到掌控朝政的权臣,甚至死后还被子嗣追尊为宣王、宣皇帝,使天下成了“家天下”,无疑开辟了登峰造极的事业。但倘若站在历史的高度,司马懿的事功又变得较小,“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反显其大。毕竟晋朝始终没有象样的格局,司马氏政权充其量只是造就了几个低劣的天子,以致因皇室残杀酿成五胡乱华的大动荡。而像诸葛亮那样的一场壮烈失败,因为具有精神的高度,却铸就了无数代人心目中的莫大成功。加上在立德、立言方面,司马懿均明显处于劣势,诸葛亮的历史评价自然令对方难望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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