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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外翻译理论、中国典籍英译研究； 林宗豪，温州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典籍英译研究。 内容摘要：《楚辞》是中国首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19 世纪以来，《楚辞》日益引起英语世界的广泛关注。20 世纪，特别是 80 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开始对《楚辞》英译进行研究。为全面了解国内《楚辞》英译研究概况，本文通过中国知网等数据库，统计了 1988 至 2017 年间国内《楚辞》英译研究成果，并指出该领域研究主要聚焦英译个案、英译对比、英译史及对外传播和其他文献四个议题。当前国内《楚辞》英译研究呈现出视角多元化、解读精细化、研究手段多样化等特点，但仍然存在研究力度需加强、研究视角待拓宽、译本系统性欠全和研究方法有待创新四方面问题。本文认为，可以从重视跨学科交叉、关注中观研究、加大相应机构的参与力度研究，展开目标受众的深度调查研究，以推动《楚辞》英译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引言 自英国汉学家道格思（Robert Kennaway Douglas）于 1874 年向英语世界译介《渔父》始①，到 2017 年止，《楚辞》已有约 40 个英译本（包括 39 个选译本和 1 个全译本），涉及历代国内外不同译者②，其中国外主要译者有霍克思（David Hawkes）、韦利（Arthur Waley）、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等； 国内主要译者有杨宪益 (Yang, 1953)、许渊冲 (Xu, 1988)、孙大雨 (Sun, 1966)、卓振英(Zhuo, 2006)、杨成虎 (2008) 等。可见，西方汉学家和中国翻译家为《楚辞》的译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较英译实践而论，《楚辞》英译研究的相关专著与专论较少，起步也较晚，国外学者的《楚辞》英译研究早于国内学者，但研究多聚焦《楚辞》的语言或文化特点而非关注英译过程中的得失。国内《楚辞》英译研究主要集中于 2000 年之后，近几年呈逐渐发展趋势。本文尝试在《楚辞》英译研究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该领域国内英译研究的成果和现状做一个较为客观地分析、总结与评述，以期为《楚辞》英译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国内《楚辞》英译研究综述 目前，中国是《楚辞》英译研究的重镇，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该领域呈现出逐渐深入拓展、视角日渐多元、成果逐渐涌现的特点。为了能客观反映我国《楚辞》英译研究领域的情况，笔者通过亚马逊网、深圳文献港、中国知网等检索系统，以“楚辞英译 / 翻译 / 译介”、“楚辞通行本十七篇篇名 + 英译 / 翻译 / 译介”、“篇名中的详细题目 + 英译 / 翻译 / 译介”等为关键词检索 2017 年 7 月之前的论文，剔除重复发表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楚辞英译研究共 3 本代表性专著，包括严晓江的《< 楚辞=""> 英译的中国传统翻译诗学观研究》、洪涛的《从窈窕到苗条 : 汉学巨擘与诗经楚辞的变译》和杨成虎的《楚辞传播学与英语语境问题研究》；代表论文（主要包括中文核心源刊、CSSCI 源刊、其它专业期刊、报纸和博士论文等）约 72 篇，其重要代表学者有许渊冲、洪涛、杨成虎、卓振英、魏家海、严晓江、张娴、郭晓春等。值得一提的是， 南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为国内《楚辞》英译研究的重镇；《云梦学刊》、《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翻译》、《燕山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等是国内《楚辞》英译研究的主要刊物。 从检索数据结果来看，国内《楚辞》英译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某个英译本的个案研究、多个英译本（文）的对比研究、《楚辞》英译史及对外传播研究及其他方面等。具体分类统计详见表一。因篇幅所限，本文仅选取代表性论文作简要介绍及述评。 2.1 英译个案研究 此类专论共计约 14 篇，主要刊发时间多为 2010 年之后，涉及的个案涵盖帕克译本、霍克思译本、林文庆译本、韦利译本、沃森译本、杨宪益与戴乃迭译本、许渊冲译本、孙大雨译本、卓振英译本等。 李贻荫（1992）赏析评点了霍克思的《楚辞》英译，对霍克思“用功之深，译述之严” 大为赞赏，并认为霍克思的“中英文的造诣”、“对《楚辞》的探索”和“对屈原的感情”造就了其译文“形似之余求神似”，“信顺之余力求雅”，被学界公认为《楚辞》英译研究的开篇之作。此后，许渊冲、孙大雨等译界泰斗在其译著中，从语言的层面分别对霍克思译本、帕克（E. H. Parker）/ 林文庆（Lim Boon Keng）译本进行了探讨， 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陶莉（1997）通过介绍孙大雨《楚辞》英译工作的时代背景，充分肯定了屈原诗选对世界的现实意义，并阐释孙译《屈原诗选英译》的特点， 尤其是该译著所融入的音步分析为孙译本增添了独到之处。 魏家海（2010）以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伯顿·沃森的《楚辞》节译本为语料， 运用描写的方法，探讨了原作和译作的特点。作者指出，沃森的直译法虽易导致误读和误译，但有利于再现原诗的神话意象组合、香草与配饰意象组合、时间意象组合和句法结构，从而实现原诗的美学价值与功能。蒋林、余叶盛（2011）研究了阿瑟·韦利《九歌》译本的三种译法，即重音节奏译法、归化译法和音译加注法，指出韦利以“重音节奏” 为基础的无韵译诗为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成就了韦氏古诗英译的经典。严晓江（2012）指出，《楚辞》许译本以展现《楚辞》自身艺术价值和“中学西传”为己任，关注目标受众的接受问题及社会反馈，其译文采用“归化为主， 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实现了译诗的感心、感耳、感目三功能，充分诠释了许氏“三美论”对于再现原诗的情思、音韵、形式的价值，体现了译者的求真求美。 2012 年之前，研究者多从感性经验或翻译学理论探究《楚辞》英译个案，推动了《楚辞》英译研究的发展。2013 年之后，《楚辞》英译个案研究拓展到了跨学科视角， 这与楚辞原作宏大的多学科视景和丰富深邃的文化内蕴不谋而合。张娴（2013）借鉴了文化人类学“向后站”（Stand back）三维阐释视角，分析和考察了孙大雨《英译屈原诗选》，并认为该视角的三层内涵（即通观“整个画面的图案”、后视文化信息的多层“组织结构”和内视作品表象之后的深层“表现内容”）与《楚辞》孙译本的三大特性（即“通观”原作的整体生成背景、“后视”文化的多层组织结构合和“内视” 作者的深层思想情感）相互契合。作者进一步指出，该理论视角有利于拓展原诗的文化功能，提高译本质量，助推《楚辞》的对外传播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继 2012 年发表专论之后，严晓江（2013）借鉴接受美学的视角对杨宪益与戴乃迭、卓振英等《楚辞》译本的意象处理进行了评析。作者提出，意象省略、意象借用、意象变形和意象移植四大方法无疑对再现原诗文化色彩、美学情致等大有裨益。在 2010 年刊发《楚辞》英译本个案研究专论之后，魏家海（2015）还另文从跨学科互文性理论视角对韦利《九歌》的音韵、句式节奏形式英译互文性、文化意象英译互文性与汉诗英译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探讨。作者表明，韦利对汉诗英译的现代性革新给西方现代诗歌增添了新的血液，也给中国古典诗词赋予了新的生命。该研究有利于促进《楚辞》英译研究以及翻译研究的发展、英译本的对外接受效果， 推动中国文化的有效输出。 2.2 英译比较研究 此类研究涉及专论共计约 15 篇，肇始于 1949 年（详见后文），之后盛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涉及国外译者间的英译对比，如霍克思、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沃森译本（文）；也包括国内译者间的英译本（文）对比，如杨宪益与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和卓振英译本（文）；同时也囊括国际间译者的英译本（文）对比，如阿瑟·韦利与杨宪益与戴乃迭译本（文）等。 洪涛（2002）③基于《楚辞·山鬼》的十一个英译本，并通过译者和论者对《山鬼》和叙述者的设定，阐明了不同译者对《山鬼》的理解存在多种可能性。此外，该文还论及了《楚辞》植物名称英译的各类译技和译本的语言特色。杨成虎（2004）通过多译本的字词、诗题等方面的对比，概括了《楚辞》英译本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并进一步指出典籍英译人才应按能力“上岗”，因此，译本比较研究有利于总结译本得失和挖掘译本问题，提升典籍英译质量，是该时期《楚辞》英译研究的力作。郭晖（2005） 对《离骚》、《九歌》和《天问》进行比较，并指出《楚辞》的原文风格是由文体、韵律、选词和语气等不同形式的元素组合而成，其译文之美需通过运用适当的英诗格律、音韵和注释得以彰显，最终再现译作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合。 缪经、李莹莹（2011）创造性地运用翻译伦理学视角探析国内楚辞四译本。具体而言，作者从“成书体例”对许、卓译本和杨、孙译本做了分类比对，指出典籍英译实践需体现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从“异质转化”的第一个层面，即“诗体形式转化” 对四个译本的楚辞骚体诗的形式处理进行比较，指出杨、许、卓译文押韵工整，而许、孙译本在形式上均保留异质特性。此外，通过译本比较，缪经等认为孙译本独具魅力， 为典籍英译和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之前，研究者多围绕微观层面比较《楚辞》英译本（文）。近两年，《楚辞》英译本（文） 比较研究逐渐拓展到了宏微之间的中观研究，即涉及微观层面的经验、策略总结、副文本等研究点，又涵盖宏观层面的中华文化输出、英译史等研究视角。郭建勋、冯俊（2015）在《离骚》英译史背景下，将宇文所安的译文与霍克思、沃森的译文进行比较， 探究宇文所安译文的特质和成就。作者对宇文所安创造性地运用标点空缺、破折号、“半诗体”以及精心措辞大为赞赏，其译文体现了原作的文体特征，并且实现了西方悲剧美与东方哀怨美的互证互现，相得益彰。此外，作者进一步指出，该译文在陌生化语词的处理上，体现了译者对原作宗教、文化诠释以及两性政治隐喻的忠实。宇氏《离骚》译文兼具“民族”与“世界”双重性质，消解了中西文化二元对立，为当下典籍英译提供了重要借鉴。 张丽丽（2015）从文化策略、翻译方法、目标受众、翻译目的等层面区别，以杨宪益与戴乃迭和阿瑟·韦利的《国殇》两译本为研究语料，探究翻译方向对译诗产生和接受所带来的影响，为当前中国文化输出背景下的译者模式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魏家海（2017）运用形象学、训诂学对霍克思、沃森和宇文所安三种译注加以分析比较， 探讨其背后的文化形象建构。研究发现，霍氏译注兼顾中西合璧，实现了中华文化与西方目标受众的动态平衡；沃氏译注和宇氏译注在中国文化形象的建构上分别彰显了神圣化和世俗化，均大体遵从古代楚辞学家的训诂学释义。作者最后提到，西方汉学家虽对我国文化形象建构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但其译注对我国典籍的译注和对外译介有极为宝贵的参考价值。 2.3 英译史与对外传播研究 此类专论共计约 12 篇，其开创者张弘 (1992) 在其专著《中国文学在英国》中论及了《楚辞》在英语世界的对外译介。之后，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在其译著前言、专著或论文中局部论及《楚辞》译介概况。他们为《楚辞》英译史及文化输出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而研究的高峰期主要出现于 2010 年之后。何文静（2010）对《楚辞》西译史作了大致梳理，并对其在欧美国家的读者接受与流传作了简要概述，并认为，相比西方《楚辞》翻译和传播研究成果，我国在该领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学界一般视1879 年英国驻华公使帕克的《离骚》英译文为《楚辞》首译本。2012 年，陈亮于《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专论，明确指出英国汉学家道格思的《渔父》英译本于 1874 年问世， 乃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楚辞》英译本，为学界补充了新的译介史实。王丽耘等（2013） 从霍克思对前人译本（文）的评述和《楚辞》英译双重标准的解读两个层面，阐释了译者翻译思想，并从西方学者评价和被征引情况两个指标勾勒了霍氏译本的对外接受概貌，破解经典译本产生的背后根源。 郭晓春（2015）从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等五要素探究《楚辞》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现状、瓶颈和出路。冯俊 (2017) 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的专论，史料详实、阐释独到，堪称业界佳作。文章发现，英译群体、英译对策、传播渠道等多元因素对我国古代典籍的海外传播效果均会产生影响。由此，该文作者认为， 实现单向传播和多元传播、归化与异化、自译和他译三个方面的动态平衡，将进一步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 2.4 其他方面研究 此类专论共计约 31 篇。该层面研究肇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21 世纪初迎来了研究高潮。具体涉及《楚辞》译诗与西方诗歌的对比、词汇考辨、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或方法、具体诗歌篇目的英译研究、语料库应用研究、综合性研究、副文本研究（译注研究等）、英译理论构建等。 如前所述，学界一般认为李贻荫（1992）是国内《楚辞》英译研究的开山鼻祖。其实， 蒯淑萍（1949）是国内最早关注《楚辞》英译研究的学者，其专论首次概述了 1949 年之前英国对于以《离骚》为核心的《楚辞》英译及探究，开创了《楚辞》英译本研究的先河（转引自严婧 55）。此外，许渊冲于 1988 年已发表过与《楚辞》英译相关的专论，将《楚辞》等诗词与莎士比亚等西方诗人的作品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文学翻译最低标准是“真”，最高标准为“美”，并进一步提出好的翻译应能和原作“比美”。许论虽短，却体现了许氏诗歌英译的“三美论”。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探讨提供了宝贵借鉴。 本世纪初，该领域研究进入繁荣期。杨成虎（2005）认为，《楚辞·天问》的多义性和多科性造就了其自身的研究价值和阐释价值，但也给译者带来了挑战。由此， 作者基于《天问》的研究现状和英译问题，对其英译过程中的文化、文本和阐释等方面展开了探讨。此外，《楚辞》英译研究涉及的具体诗歌篇目还包括《离骚》、《九歌》、《天问》、《橘颂》、《九辨》、《少司命》、《国殇》、《大招》、《涉江》等。 近30 年来，关于《楚辞》词汇英译策略和考辨的学者众多。卓振英教授在其专著《汉诗英译论纲》的第 6, 7, 8 章分别对《大中华文库·楚辞》英译的总体审度、翻译策略和疑难考辨进行分类阐述，既有宏观说明，又具微观分析，为该领域研究指明了方向（卓振英 52-90）。 当前基于语料库的《楚辞》英译研究的期刊论文共 2 篇。刘孔喜（2012）和张婷（2012）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要代表，但此后未形成后续研究。《楚辞》英译研究的另一个视角涉及文献梳理，共计 3 篇，其代表学者有文军、刘瑾（2013）、郭晓春（2013） 和魏家海（2014），他们对该领域研究进行了客观总结，指出不足，并提出建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张娴（2013）的博士论文以《楚辞》英译为个案，借助文化人类学整体论这一跨学科视角，着重探讨《楚辞》英译的前世今生与未来、《楚辞》英译本的文化整体概貌与译者主体文化、原诗文化总体价值的挖掘和传播情况、原诗生命的延续状况、《楚辞》英译研究对中华典籍英译的启示。 近些年，典籍译注等副文本研究成为热点。魏家海（2017）认为，译本注释不仅反映了译者对本土文学翻译叙述的五大形态的文化功能（文化缺损的弥补功能、语义的文化阐释功能、文本的人文信息的延伸功能、异域神话史的传承功能和中西文学形象的重塑功能），也为中国文化典籍的输出和接受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此外，该层面研究还拓展到了楚辞英译理论的构建，其中重要的研究代表学者是严晓江教授。据笔者统计，严晓江是到目前为止楚辞英译研究领域成果最多的一位学者， 先后于2013 年和2015 年刊发专论，倡导构建以诗学为纲，本土化与多元化兼顾的《楚辞》英译理论体系。值得一提的是，严晓江笔耕不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 楚辞=""> 英译的中国传统翻译诗学观研究》，为《楚辞》英译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也有力地推动了海外楚辞学和楚辞传播学的发展。该著以我国传统诗学范畴为线索，较为完整地阐释了 2000 年之后国内出版的杨宪益与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楚辞》英译的目的、策略、方法、特色、局限等宏观和微观问题，构建以诗学为纲、以“译出”实践为根基的《楚辞》英译理论，提炼以西方译论为参照的多元理论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楚辞》英译的不足。但正如专著作者所言，该书未关注西方汉学家的《楚辞》英译概况及英译理念，因此，其构建的英译理论的系统性和译介路径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深挖。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将国内《楚辞》英译研究分为4 类，但并非每一类绝对割裂， 互不交叉，如《楚辞》英译史研究也会涉及微观英译方法、词汇考辨等细节的讨论， 副文本中的译注研究也会波及翻译策略研究领域。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者侧重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涉足宏观层面的系统论证，其大致见解可归类如下：1）《楚辞》内涵丰富、文本多义，具有“ 研究型” 的英译特性， 力求译者学贯中西、译研并举；2）考辨在《楚辞》英译中不可或缺，具体可细化为训诂、考据、互文观照等方法，考据需取精用弘，准确领会原作的真谛；3）语料库技术手段为《楚辞》英译研究提供新的借鉴方法，定性与定量双管齐下，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说服力；4）《楚辞》原诗历经 2000 多年的语言文化变迁，历代译者和研究者均从多学科视角极力再现原诗内涵，探索如何彰显译诗的“形”与“神”；5）关注《楚辞》英译史和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关系研究，探究译文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度和译介效果。6）基于译本考察，结合中西译论，构建《楚辞》英译理论体系，为后续《楚辞》英译及研究提供参考。 三、国内《楚辞》英译研究的不足及建议 总体而论，国内《楚辞》英译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已突破单纯的翻译实践经验探讨或方法的总结，由点到面逐渐铺开。然而，作为海外楚辞学与楚辞传播学的重要分支，《楚辞》英译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且仍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力度有待加强 自 2000 年以来，虽《楚辞》英译研究的论文数量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增长，但刊发论文的总体影响力不够，且主题重复时有发生；核心刊物占比约 30%，被引率超过10次的论文仅有6篇，仅占约8%。 （2）研究视角有待拓展 多数学者限于词、韵律、文化理解等微观层面，较少关注原诗英译理论、过程、目的、接受和译介等宏观层面。我们应在兼顾微观研究的同时，将视角拓展到宏观层面的研究， 比如《楚辞》英译理论的构建、对外译介史等研究，尤其是融合本土翻译家和西方汉学家译本为基础的英译理论与传播研究。 （3）译本研究的系统性有待完善 100 多年来，国内外翻译家为《楚辞》英译所作的突出贡献毋庸置疑。如上所述，目前发现的海外内《楚辞》全译本和节译本共约 40 部，然而多数中国研究者仅关注国内的许译本、杨译本、孙译本、卓译本以及国外的霍译本、韦利译本和沃森译本，其它同样具有影响力的译本却鲜有涉足，如英国汉学家杰弗里·沃特斯（Geoffrey Waters）的《楚国挽歌三首：传统阐释导论》、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离骚》和《九歌》英译本等。 （4）研究方法有待创新 从研究方法可以大致推论，现有的研究依然保留传统的研究窠臼，主观性较强的译本比较与描写等定性分析仍占主流地位。鉴于该领域的发展现状，我们需要认识到， 传统定性阐释、描述与引证法不完全迎合当前研究现状，我们需运用更广泛的跨学科视角，从多重角度与方法来研究《楚辞》英译，开拓《楚辞》文化与文学的复合价值。 本文认为，《楚辞》英译研究有待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深挖： （1）通过翻译学与楚辞学④不同学科间的交叉，将楚辞学其它分支，如楚辞文献学、楚辞文艺学、楚辞美学、楚辞社会学、楚辞学史、楚辞再现学、楚辞比较学的研究成果与楚辞传播学与海外楚辞学进行整合，催生以楚辞研究新成果为基础的系统考据式英译研究，运用大型语料库、跨学科、大规模问卷调查等方法，进一步提升《楚辞》英译研究的水平。 （2）关注《楚辞》英译宏微之间的中观研究，即微观层面的经验、方法总结与宏观层面的理论探索与构建以及译介史等研究双管齐下，通过对英译本的梳理、观察和描述，尤其是西方汉学家英译本的研究，构建《楚辞》英译理论体系，为典籍英译与研究提供经验。 （3）政府、高校、民间组织等机构应加大对典籍英译的资金投入和成果认定，吸引更多中青年研究者加入该领域，平衡典籍英译队伍的结构，为提高《楚辞》英译及研究的整体水平提供智库。 （4）通过对国外不同类型受众进行深度、长期的追踪来尽可能了解读者阅读的出发点，把握《楚辞》英译的选材及推进其复译，助推《楚辞》英译本更好地“走出去”。 四、结语 《楚辞》英译研究的目的是提升我国典籍英译的质量，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三十年间，国内《楚辞》英译研究的前期多关注微观研究，后期逐渐拓展到中观研究。《楚辞》英译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与《楚辞》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海外译介史不相称。由此，我们应从人才培养与合作、研究手段与方法的创新、政府及民间机构的支持、海外受众的调查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开启以走入时代、走近受众和走向完善为目标的《楚辞》重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助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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