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以亮著《〈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一书由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9月出版，林以亮即宋淇，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将宋淇列为“著名红学家”。 宋淇著《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一书由中国书店2000年12月出版，这部论集的学术影响远大于《〈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 2001年2月26日上午，“宋淇《红楼梦识要》出版座谈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会议厅召开，此次座谈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杂志社和中国书店联合主办，参会专家学者在“世纪回眸”中发现了宋淇红学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黄维樑在胡菊人著《小说红楼》“代序”中说：“一九七六年我回港在母校教书，结识前辈宋淇（林以亮），在宋氏口中，《红楼梦》、张爱玲、《明月》成了他的‘神圣三位一体’（Holy Trinity）。”① 宋淇作为香港红学前辈，他在红学研究方面的业绩影响了海内外，可以说，由他来“细评”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堪称绝配。 笔者以为，《〈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一书的价值同样不可小觑，它充分地彰显了作者集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以及红学家于一身的过人才能，并开启了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研究的先河，以及由此建立的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研究的范式。 林以亮（宋淇）在《〈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一书“自序”谈及出版过程时说：  借着这个机会，我还要向柯青华先生和书评目录月刊表述谢忱。他们拨出宝贵的篇幅将拙作连载八期，对我不断鼓励，最后更为我着想，慨然把出单行本的权利让给经联出版事业公司。 目前国内出版事业日形蓬勃，翻译界热闹万分，我这小书尝试细评一本中译英的古典小说，分门别类地详加分析，似属创举，希望能促进各界人士更重视翻译，把翻译当一种专业看待。 经联出版事业公司有鉴于此，欣然答应全力支持本书的出版。他们认为译者评者能够如此融洽合作，确是一段文坛佳话，其意义绝不止于表面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而已。② 以上这段话道出《〈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一书的学术价值和传播价值，即古典小说中译英译本细评在学术上是一种“创举”（独创学术价值），同时具有显而易见的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传播价值。 这段话中不仅流露出作者令人钦佩的自我期许，同时流露出作者对于霍克思翻译《红楼梦》壮举的由衷感佩。 译者与评者在整个“细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融洽地合作，乃基于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即林以亮（宋淇）称霍克思为“天涯知己”，霍克思则称林以亮（宋淇）为“知己”，这种交谊在《〈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一书“自序”中有清晰地交代。 霍克思称：“Mr. Song always knows what I have done,or tried to do,and why I have done it; and to be understood is better than to be praised.”③林以亮（宋淇）称霍克思为“一位妙人”“一位通人”“一位奇人”，所谓“妙”“通”“奇”都与霍克思毅然辞去牛津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职位而闭户埋首翻译《红楼梦》有着密切关系。译者与评者之间竟有如此默契，颇令笔者感佩。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一书“自序”在侃侃而谈译者与评者之间交谊的同时清楚地交代了这部《细评〈红楼梦〉新英译》小书之所以彼此都很满意的原因，这些原因至少可以归纳为四点： 1、彻底了解译文后面的用意；2、道出疏漏误译的理由；3、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4、近于虔诚的慎重态度。 其中第四点需要引作者“自序”以便读者更加清晰地理解：“在下任何结论之前，总反复考虑，不厌其繁地查阅参考书，细读上下文，随时请教专家。……我评尊译虽比不上你译石头记那样虔诚，其性情之隆重则一。”④ 笔者以为，以上所归纳的四点不仅可以看作林以亮（宋淇）细评《红楼梦》新英译的写作心得或经验总结，同时可以看作译文译著类书评应遵循的写作原则。 《〈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一书目录包括了以下内容： 霍克思序 自序 喜见《红楼梦》新英译 第一章 红与绿 第二章 版本·双关语·猴 第三章 冷笑·称呼和译名 第四章 口吻 第五章 疏忽遗漏 第六章 误译 第七章 宝玉四时即事诗二译之商榷 第八章 千锤百炼的译作 第九章 且看第八章“千锤百炼的译作”中如何说： 我在前文再三称许霍克思的英译《红楼梦》为第一流的翻译，誉之为近年来由中译英的扛鼎之作。有一句成语：“千锤百炼”，指文字历经磨练，精湛有力，霍克思的译作足可当之无愧。 可是在行文中，我偶尔也提出一些不尽妥帖的地方，尤其最近发表的“疏忽与遗漏”、“误译”和“玉四时即事诗二译之商榷”三文，更是指摘多于誉扬，可能引起读者的误会，认为我的论调前后不统一。 所谓千锤百炼，指‘千锤真金，百炼纯钢’。此外还有一句成语：“披沙拣金”。在锤炼的过程中，免不了搀入泥沙杂质。现在既然将这部千锤百炼的译作加以详细分析，当然应该把沙和金分别出来。一味鼓掌喝采，对读者既没有交代，对译文也没有尽一个客观公正的批评者的责任。 何况《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中无古无今的一部小说。原作者留下来的只不过是未完成的八十回，其余四十回究竟为何人所作，到目前还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把这样一本作者身份都成问题而前后风格不同的小说翻译出来，其困难可知。至于小说本身内容包罗万象，词汇丰富生动，连中国读者都目不暇接，未必能全部掌握，更不要说让异国人译成另一种文字了。⑤ 林以亮（宋淇）将霍克思的英译《红楼梦》称为“第一流的翻译”，他眼光如炬地预见了霍译本《红楼梦》的影响和前途即“中译英的扛鼎之作”。 有研究者说： 美国本土出版的世界文学选集收入《红楼梦》，是对其世界文学经典地位的初步确认，而选集完全采用霍克思和闵福德的译本，说明霍译本的权威地位已经得到公认。除了文学史、文学选集以及文学概论之外，英语世界中有关《红楼梦》的期刊论文、专著和论文集一般也会选择霍译本作为引文的来源。…… 到1986年霍译本出齐之后，该译本在英语世界相关学术圈中的权威地位早已得到了确立。在此之后，英语世界几乎所有对《红楼梦》进行学术性解读的期刊论文都将霍译本作为引文来源，所有涉及《红楼梦》内容的专著与论文集也将霍译本列入参考书目（涉及原著不同版本的考证研究除外，因为研究者需要自行对不同版本的相应片段进行翻译，以发现其中的差别）。 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近百种研究论著来看，除一种专著援引了麦克休译本的片段，少数论著出于特殊目的自行对原著片段进行翻译，绝大多数论著的引文来源均为霍译本。⑥ 譬如余国藩的《红楼梦》研究的代表作《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一书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红学的扛鼎之作”⑦，据称这部“扛鼎之作”“所引用的《红楼梦》片段全部来自霍克思和闵福德的译本。可见，甚为华裔学者和《西游记》全译本译者的余国藩，对霍译本是相当认同的。”⑧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国内翻译界极力推崇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作翻译的《红楼梦》在英语世界并不如英国汉学家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本如此地备受关注。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或许如江帆所说：“实际上可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民族，主要都是通过他们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翻译家的翻译来接受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化的，这是文学、文化跨语言、跨国界译介的一条基本规律。”⑨ 如果这样的看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霍克思显然要比杨宪益更具优势，问题在于作为《红楼梦》翻译的合作者即杨宪益的妻子戴乃迭则出生于英国传教士家庭，她就读于牛津大学，最初学习法国语言文学，后转攻中国语言文学，据杨宪益说：“她是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⑩ 如此说来，江帆所谓的“文学、文化跨语言、跨国界译介的一条基本规律”似乎并非一条不可动摇的定律。 杨、戴《红楼梦》译本之所以在英语世界未能获得霍译本那样高的待遇，其中的原因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是否可以这样说：译本作者是否具有“第一流的翻译水平”才是最紧要的方面。 其实，这两个同样是达到了“第一流的翻译水平”的《红楼梦》英译本的得失优劣方面的比较一直是翻译界和红学界共同感兴趣的学术课题。 又据杨宪益说：  从1972年我俩获释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俩从事的唯一认真的翻译工作就是把清代著名长篇小说《红楼梦》译完。这部作品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因此这项译事给我们带来很多荣誉，甚至是溢美之誉。 有一位年长的中国学者名叫吴世昌，他是研究这部长篇小说的权威。他帮助我俩参照了该书多种手抄本和印刷本，择善而从，编成了我们翻译的这个本子。中国有一个专门研究这部长篇小说的群体，奉献于这一事业的学者在中国以‘红学家’著称。因此我也被人们算成以为‘红学家’了。（11） 由以上陈述可见，杨宪益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得到了著名红学家吴世昌的鼎力帮助，这一帮助很有必要，其中最紧要的问题就是《红楼梦》译本的底本选择，吴世昌教给杨宪益的做法是“择善而从”。 “择善而从”是俞平伯先生1950年代末出版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校注原则，这一校注原则至今已深入人心了。 反观霍克思译本，底本选择就受到林以亮（宋淇）的严肃批评： 霍克思译本最大的缺点是原文大体上根据程乙本。他的理由是程乙本为最完整的现成本子。当然要译一百二十回，这是最省事的办法，何况其他抄本不易买到，逐字逐句校核又太费时间。 可是程乙本有很多令人不能接受的随意删改，往往与原作之意相反，令真正爱好《红楼梦》的读者深恶痛绝。俞平伯和周汝昌等已有长文论及此点。霍克思在采纳程乙本为底本时，至少应同时参阅俞平伯的根据各种版本的校订本，可以避免许多妄改和节删。（12） 这一严肃批评见于《喜见<红楼梦>新英译》一文，同时，林以亮（宋淇）给出了自己的合理建议即“参阅俞平伯的根据各种版本的校订本”即《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这个建议在彼时的红学领域尚未出版过“相对精善”的《红楼梦》校注本的情况下显然非常中肯。 再看第二章“版本·双关语·猴”中如何说： 此外，他对于新红学的发展也非常在行。最近周汝昌根据靖本的一条注推翻了旧说，并证明脂砚斋和畸笏叟实为二人，他在序中也提到了。他明知抄本较近原作，可是为了满足读者势不能只译未完成的八十回，而不得不将一百二十回全部译出，所以在文字的取舍之间，免不了顾此失彼，有时显得矛盾。 例如程高本第六回对王熙凤的歪曲，我在《喜见<红楼梦>新英译》一文中已经指出，便是一例。此种情形非但令翻译者头痛，有时也令读者无所适从。这真是“红楼梦魇”。至少霍克思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因为如果从头至尾采取抄本，则一百二十回的前后呼应有时便失掉线索。 霍克思对《红楼梦》的了解可以从他对版本的选择上和红学的知识上看出来。因此，我们对他的译文不应过份苛求，因为《红楼梦》本身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定本。（13） 林以亮（宋淇）不仅懂得《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征，同时也懂得《红楼梦》版本知识。他的以上评论不仅富有学理性，同时具有对霍克思“了解的同情”，真是难能可贵。 他在《喜见<红楼梦>新英译》一文中便已经给霍克思提出建议：“霍克思他大体上根据程乙本，偶尔也根据其他版本，有时则根据自己的臆断，希望他以后数册出版之前能根据俞平伯的校订本作一点补救的工夫，如此才不负他介绍《红楼梦》的原意。”（14） 林以亮（宋淇）如此信赖俞平伯的校订本，显然并非仅仅出于个人喜好。无独有偶，胡适曾说过：“我觉得俞平伯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四册，其一二册是八十回校本，第三册全是校字记，第四册是后四十回，作为附录）在今日还是第一善本。”（15）胡适对《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第一善本”之誉足见俞平伯的校订本的价值和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年60年代末，伊藤漱平翻译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正是根据俞平伯《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及附册后四十回译出。 据伊藤漱平回忆： 正当我着手翻译，幸好庚辰本的影印本出版，把它和有正书局本边核对边进行翻译之时，有一天，松枝老师寄来了一个快件小包，其中有写有这是北京周作人寄来的转送给你的意思的信函，包里装的是俞平伯《八十回校本》全四册。 因此我很快把刚到手的《校本》作为底本，用了三年多的时间集中进行翻译，以年轻之身勉强完成了一百二十回的翻译任务。这是从起用替角开始的，所有一切靠的是老师令人感激的照顾。(16)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已经成为那个时期颇有影响的第一种《红楼梦》“汇校本”，其文献价值日益受到关注，而伊藤漱平的《红楼梦》日译本以这个“汇校本”为底本则为他的翻译打下了良好的文献基础。 有趣的是，林以亮（宋淇）竟提及霍克思所遇到的“红楼梦魇”，这个“戏语”曾被他用来戏称张爱玲的《红楼梦》考据文章。 据张爱玲说：“这是八九年前的事。我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魇)，有时候隔些时就在信上问起‘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样了？’我觉得这题目非常好，而且也确是这情形——一种疯狂。”(17) 其实，“梦魇”一词最早出现在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自序中：“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胡涂。”(18) 霍克思竟选择并非完善的程乙本为底本实在令林以亮（宋淇）“越看越糊涂”，但同时也理解霍克思做这一翻译工作的不容易，因为《红楼梦》本身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定本。 如果说艺术就是克服困难，那么，翻译同样是克服困难，细评译作又何尝不是克服困难呢？只不过各自所面对的困难有所不同罢了。 譬如《红楼梦》的译者至少需要克服两个困难，一则如何读懂《红楼梦》文本，二则如何翻译《红楼梦》文本。这第二点的要求对于一个外乡人而言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若想使自己的译文或译著入于“化境”难乎其难。 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得入于‘化境’。”(19) 林以亮（宋淇）如此说：“拿这个标准来衡量霍克思的《红楼梦》新英译，会不会是不近人情的要求呢？那就要看他以后四册译文的表现和再版时修润的结果了。”(20) 林以亮（宋淇）认为霍克思《红楼梦》译本的第一册是能够胜任入于“化境”的基本要求的，如他所说：“如果霍克思的英译不是第一流的翻译，我只须写一简短的介绍，大可不必如此不惮烦细的写这一系列评论了。”(21) 可以说，第一流的评论家“细评”第一流的翻译家的译著，自然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现代典范了。林以亮（宋淇）尤其对霍克思以后四册译文的表现和再版时的修润满怀信心，为什么如此满怀信心呢？ 他说： 根据以下三个条件，我对霍克思的译作始终抱有极大地信心： （一）译者对原作的喜爱和虔诚，近乎无条件的尊崇，相信他不会随意损害原作的精神。 （二）依照译者第一册翻译和出版的时间，估计他要用十二至十五年来完成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至于再版时的修润尚不计算在内。这可以保证他不会草率从事。 （三）根据我以前诸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译者对原作（即“出发的语言”source language）的理解大致不成问题，虽然对某一些口语、俚语和旧诗中的典故略有误解，但并不影响到对原作精神整体上的把握。 最难得的是他的英文表达能力是如此之出色，令人读后只有叹服的份。近年来英美人士对写文章并不考究，可能受了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电视）的影响，一般人只讲求速率而不在用字遣词方面刻意求工。 像霍克思这种潇洒自如的文体在当代已不多见。他对“到达的语言”target language的操纵能力是绝无可疑的，也是中国译者所不能企及的。(22) 至于“细评”译作则不仅同样需要既读懂《红楼梦》，又懂得如何翻译《红楼梦》，并且需要克服第三个困难即清楚地表达出译者和译本在翻译《红楼梦》过程中的利弊得失。 试略举二例简评如下： 第四章 口吻 《红楼梦》之难以翻译原因甚多，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举出许多种不同的理由。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人物杂多，而主要人物又身份相近。众姐妹和丫鬟都集中居住于大观园，生活习惯、交往、甚至谈吐都有限制，以致读者非要细心捉摸方能体会出各人不同性格的细微处来。 其次，《红楼梦》的进展过程，与其说是依赖外在的动作，不如说是倚仗主要人物心理的逐渐成长。（这并不是说《红楼梦》里没有外在的动作，但这牵涉到文学批评上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列。） 二者都有赖于对白，唯有对白才是揭露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的最好工具。对白写得活泼生动是所有伟大小说应具的条件之一，尤其当主要人物对比强烈、黑白分明时，更容易在读者心目中产生鲜明的印象，因为对白中所用的字眼和语气，最能表露出人物的神态、心情和性格中的特征来。 《红楼梦》在这一点上自不后人，而且更进一步表现出背景相似的人物性格中黑白与白色之间的深灰和浅灰来，这才是作者的功力所在，霍克思深知此中的关键，所以在对白上特别留意。 译文第一册的廿六回，一部份笔墨当然要用以介绍环境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书中最精彩的对白还没有完全出现。但谨以我们所见到的对白而论，霍克思的译文交代平稳，有时却有神来之笔，实在令人赞赏。有时为了追求效果，译者不免加强对比，超越了原作点到为止的写法。这是一个见仁见智和牵涉到中英文体的问题，当留在下面讨论。(23) 笔者按：以上评析显示了作者极好的文学批评素养，由《红楼梦》人物对白这一点入手，既准确地把握了《红楼梦》的艺术特征，又指明了霍克思的译文的匠心独运之处，使读者对全部译文充满期待。 以上评析留给读者的印象便是评者不仅深谙《红楼梦》的创作之道，同时深谙《红楼梦》的翻译之道，而且善于清楚明白地表达其中的关键之处。 第七章 宝玉四时即事诗二译之商榷 翻译中文以文学作品为难。文学作品中以诗为尤难。诗中以中国古典诗为最难。中国古典诗，和所有的诗作一样，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讲，而事实上内容与形式是无法硬生生劈开为二的。 勉强说来，内容指诗的意义。中国古典诗却往往意在言外，它的弦外之音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 大多数人采用的方法不出（一）用散文来解诗；（二）用现代自由诗两途，结果满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对霍克思抱有极高的期望，因为他译过离骚、杜甫，元曲下过功夫，最重要的根据则是他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把贾雨村逢中秋佳节十年娇杏口占五言一律、与甄士隐在一起对月口占一绝都译得中规中矩，非常出色。 尤其令人赞赏的是他所翻译的“好了歌”，意义与音韵两方面兼顾，极见功力。这一点已见拙评第二篇：《版本·双关语·猴》一文，毋庸赘述。…… 可是宝玉的第三首：“怡红快绿”……霍克思竟译为……他把婵娟误认为真的女人，以致全诗跟着大错特错，实在令人失望。怡红院以芭蕉和海棠为特色，已见前文。霍克思性不喜红，故特改译为“快绿院”，可能这一偏见导使他走错了方向。 但这首诗的外证内证很多，实在没有理由犯这种错误。……霍克思可能在译时未曾参照脂评，我们不必深责，但他连这首诗的内容与题目中间的关系都看不出来，实在费解。 他把下一首“杏帘在望”（The Hopeful Sign）的望字误读为希望的望，而不是看望的望，不免令人对他解诗能力的信心发生动摇。及至读到第二十三回他所译的宝玉四时即事诗，果然发现每一首都有或大或小的问题，为本文开端所提出的中国古典诗最难译的说法作印证。 恰巧张心沧所编译的《中国文学第一卷——通俗小说及戏曲》一书，也选译了《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其中当然包括这四首诗。他的译法与霍克思不同，霍克思译为五拍偶句，张则译为近乎散文的自由诗，并详加注解。 大体上说来，张译较为精密，漏译较少，但误读原作之处与霍克思各有千秋。由此可见，译中国古典诗的困难固不限于欧美学者，中国学者对此道没有下过功夫，同样会看走眼。(24) 笔者按：从以上“细评”可知，评者深谙诗歌创作之道，同时深谙诗歌翻译之道，内行人说内行话总是给人以亲切可信之感。 笔者以为，这段侃侃而谈的“商榷”文字简直可以看作评者的诗歌翻译论。尤为难得的是，评者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霍克思译文中误读诗歌原作的失望情绪，这样的批评令人信服且令人敬畏。 林以亮（宋淇）在第五章《疏忽与遗漏》一文中说： 根据拉巴沙教授（Professor Gregory Rabas）的说法，翻译工作者最怕就是“翻译批评家”，他们常把译文和原作详加对照校核，然后将其中的错误一一指出。 如此做法，对从事翻译的人无疑是一种打击，因为这类批评家精通两种语文，既能指出毛病所在，还能建议如何译法。 翻译者看到他们有根有据的评论，懊丧之余，觉得自己所犯过失，虽然可以私刑拷打，还不至于斩首示众，心里不免叫屈。我虽然也写过这一类的文章但写时总提醒自己，主要的目的在积极寻找一个正确的方式或法则，以供从事翻译者作参考。 目前这一系列《红楼梦》评论陆续刊出后，有些友人对我说：“你对译者太客气了。讨论翻译是非好坏自有客观的标准，不应该如此笔下留情。” 我在《喜见<红楼梦>新英译》一文中早已说过霍克思的虔诚和功力实在令人佩服。如果对这种敬业的工作者还要口诛笔伐，加以挖苦，谁还愿意从事这种吃苦不讨好的翻译工作？ 可是既然我写的是有系统的详细评论，免不了见到疏忽、漏译、值得商榷或错误的地方，如果故意规避不谈，似可不必。 好在我的目的既不在吹毛求疵，又不在卖弄才学；我拿译文的优劣提出来讨论，无非向读者有所交代，同时希望译者在再版时斟酌情形能否接纳加以改进。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翻译。 正如乔志高所说：“翻译犹如人性，总有改善的余地。”相信读过前四篇文章的读者不会怀疑我的诚意。霍克思的译文，大致上非常得体，在翻译时态度的认真可以说一丝不苟。偶然有疏忽或遗漏的地方，主要原因是由于原文中有些成语、俚语、或北方的土话，为字典中所查不到，或者译者一时不察，误解原作的用意，因而误译。(25) 《〈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无疑是一部作者提供给热衷于《红楼梦》翻译的译者的最有效的也是最佳的参考书，因为该书在大量具体实例分析过程中不仅明白无误地指出了霍克思译本的毛病以及出现这种毛病的原因，同时在提供许多可供参考的正确方法时表达了自己的翻译主张和翻译原则，这些翻译主张和翻译原则并不是那种高头讲章式的夸夸其谈以及搬弄概念或理论的高深莫测，而是基于他自己的翻译实践与领悟之后的通俗易懂地表述。 尤为难得的是林以亮（宋淇）在“细评”过程中对霍克思（包括《红楼梦》其他译者）始终抱有一种“了解的同情”的态度，不至于使译者“懊丧”之余为之“叫屈”。当然，如果那些所谓的“翻译批评家”评论或习惯于吹毛求疵的苛责，或乐于卖弄才学的炫耀，那么，即便是霍克思这样第一流的翻译家同样不免于“懊丧”之余而为之“叫屈”了。 尤其难得的是，《〈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一书中这种“了解的同情”的态度随处可见，譬如第六章谈“误译”时例举了霍克思将《红楼梦》第十九回和第二十六回的“一缕幽香”的翻译不统一的问题时说：“然而话又说回来，即以今日一般中国读者而论，他们读《红楼梦》，在成语方面或者不会有问题，其余如俚语、典故、伏笔，和前后呼应，未必能完全领会。现在校阅霍克思四百七十八页的译文，疏漏和误译或许不止上述寥寥数处，但译文中精彩绝伦之处尚未细论，其瑕不掩瑜，自不待言。”(26) 试想：当霍克思看到这样的评论文字时的感受将会怎样呢？显然会毫不犹豫地将林以亮（宋淇）称作善解人意的“知己”。 其实，作为“知己”的林以亮（宋淇）始终对霍克思充满信心，无论霍克思对待《红楼梦》翻译事业的认真严谨的态度，以及霍克思在《红楼梦》翻译过程中精益求精地追求完美的态度。 闵福德在《汉英对照版<红楼梦>序》中津津乐道地谈及了霍克思的这种翻译态度：“在文学翻译史上，霍克思既是一位有创造性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严谨的版本学家，这相当罕见。他的版本研究完全是为翻译服务的。他的翻译基本上没有注释。他最希望的是，他的读者（曹雪芹在全球范围内的新读者）被作品本身的精彩所吸引，进入它的想象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仔细研究了文本中的每一处细节。学术研究成了一种游戏。”(27) 总之，一个外乡人毅然决然地辞去教授职务，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了翻译中国古典名著付出了那么多的辛勤劳动，并奉献出世界一流的《红楼梦》译本，的确值得世界范围的华人敬重，的确值得曹雪芹在全球范围内的读者尊敬。 毫不夸张地说，《〈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一书既可以看作作者为《红楼梦》译评事业树立的一座里程碑，同时可以看作作者为中西文化交流事业树立的一座里程碑。 上下滑动查看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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