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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淞沪会战以后，上海华界被日军完全占领，租界便成为了被日军包围的“孤岛”。日军不但在上海租界举行了史无前例的“胜利行军”，更将魔爪伸进了租界，秘密的在租界内组建起了自己周密的间谍网络，通过各种方式窃取抗日情报。  上海的日本间谍，为了能够掌握租界内的各种活动情况，利用汽车车牌作为他们了解的线索。他们派出大量的情报人员，对租界内各个旅馆、饭店、公司，尤其是在租界内的各类机关，每天都对停放在这里的汽车车牌进行抄录制表，并进行分析。一旦发现车辆可以，便对车主的姓名和住处进行查询。 日本间谍通过这样的方式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及时的掌握重要人物来到上海的情况，各种聚会的性质以及参与人员名单。同时通过汽车车牌的查询，日军也能够掌握滞留在上海的工商届与银行业主要人物每天的动态，去了哪里，与什么人接触，都被日本间谍详细记录的表格中进行上报。  日本在租界的情报窃取工作，通过电话接线生也是一个重要手段。日本情报机构想方设法的去接近并收买租界里公私机关的接线生。因为接线生是一个机关内情报的关键位置，他可以从电话里偷听到各方面的情报往来。当时位于北京路通易大楼二楼的文献社在风声紧急的时候，曾准备将一些重要文件进行安置，就因为在电话里商谈了这事，被接线生偷听后告诉了日本间谍。当天日方便派人前往进行了抄查，而且不去二楼的办公室，直接前往厨房里，在堆满木柴的角落里，查出了装满各种重要文件的箱子，并直接到4楼的秘密办公室抓人。当时许多人都很惊讶日本人的情报为何如此准确，直到第二天那名接线生就此失踪后，人们才恍然大悟。 日本人获取情报的手段还远不止于此，可以说极为狡诈，甚至不惜办抗日报纸，来侦探各类反日机关的秘密。当时位于上海爱多亚路的《华美晨报》，经理为金学成，总主笔为王人路，总编辑为徐怀汝。开始创办的时候，金学成是受一位友人鼓动，经费也是由友人提供，并叮嘱金学成办报的方针应该坚持抗日，而且抗日的声调越大越好。当时办报的几个人根本没想到这背后会有什么阴谋。  一直到后来《华美晨报》经理金学成被日本情报机关抓去，报社被迫停办，所有人才知道原来办报的资金是由日本人提供的。 可能有人觉得日本人花钱办一份抗日报纸是个不可思议的笑话，好像自己花钱找虐一样。实际上日本人聪明着呢，他们使用非常手段，借抗日的幌子，利用报纸进行间谍和反间谍的工作。同样的手段日本人不但用在了报纸上，也用在了杂志上面。 曾经在上海办报成本飞涨的时候，一份洋溢着正义感的杂志《国际月刊》横空而出，之后不久这家杂志社便整体卖给了日本情报机构，成为了日本的情报来源之一。 当时在上海林林总总的大小报刊种类繁多，其中不少都与《国际月刊》一样被日本情报机构收买后用于情报收集。  当时日本在上海租界内的间谍和反间谍工作，进行的非常的缜密，除了他们的触角遍布租界各个地方外，不少无耻没有底线的文化人也甘愿沦为了日本人的情报来源。所有的一切都在上海租界里秘密见不得光的进行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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