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诗歌史上，陶渊明和谢灵运往往被并举为晋宋诗坛两颗璀璨的明珠。然而陶谢的诗风却有着极大的差异性。本文将从陶渊明和谢灵运的成长环境、生活方式出发，对陶谢创作风格理念差异性的原因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陶渊明和谢灵运出生于迥然不同的家族，生长环境对他们的人格形成以及后来的诗歌创作风格理念造成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陶渊明出生于衰落的士大夫家庭。曾祖陶侃虽然位居显要，但到陶渊明父亲这一辈，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华。加之其父在陶渊明八岁时就辞世，对这个家庭造成了很大的打击。逯钦立先生在《年谱》中指出，太元九年甲申，即陶渊明二十岁这一年，家庭衰落。证据是陶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弱冠逢世阻”句即指此。不过，不论陶家在陶渊明二十岁时是否发生了剧变，至少可以得知渊明从童年到青年时期，即太元十八年出仕以前，生活是比较拮据的。陶渊明在《有会而作》一诗中言：“弱年逢家乏”，应就是指这种景况。在《杂诗十二首之五》中，陶又写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说明他的青少年时代的确没有什么优游享乐的经历，而大部分时间都沉浸于读书之中，所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之十六》）。他也不喜爱交游。“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表明他对人际交往并没有什么兴趣，而唯一的爱好便是弹琴读书。这种清贫而单纯、节制的生活对陶渊明的人格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家道衰落所带来的失落感，使得陶渊明在成长过程中便充满了焦灼的情绪。他既自矜于祖辈的荣宠，又不能不面对家道衰落、生活贫困这一赤裸裸的现实。在往昔和而今的巨大反差面前，他无法将自己准确的定位。他或者承认现实，心甘情愿地做一位隐士，远离世俗的纷扰；或者像他的曾祖父那样，心怀远大的抱负，积极地去作出一番事业来。但这两个选择在他都不十分称心如意。这也就为后来他徘徊于仕隐之间的心态埋下了种子。 另一方面，陶渊明也是一位十分单纯的人。他在青少年时代不喜交游，终日闭门读书，难免养成一种孤直狷介的性格。这便成为他后来辞官退隐的潜因。《晋书》本传记载，说他“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逯钦立先生对“不堪吏职”的说法十分怀疑，认为州祭酒乃是较高的官职，不至于因琐务缠身而难于承受。联系陶渊明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他的“不堪吏职”也许正和他的性格有关。陶渊明本来是一个对人际交往没有什么兴趣的人，而处身于官场，则必然要周旋于形形色色的人等之间，这便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至于陶渊明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退隐，在我们今天看来，会觉得十分困惑。只不过是要求束带见刺史王凝之这样的一桩小事，为何却招致陶渊明如此激烈的反应呢？实际上，这只是最终的导火线而已。官场生涯对单纯而无意于人事的陶渊明来说，已经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在这种景况下，突如其来的束带事件终于激起了长期压抑在陶渊明心中的怨气，使他最终下决心同官场诀别。 与陶渊明相比，谢灵运的青少年时代则有着天壤之别。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谢灵运在年少时享尽了世间的荣华富贵。谢家是东晋的大族，谢家子弟在朝中均位居权要，宠命优渥。谢灵运的父亲谢瑍虽然早卒，并且不怎么聪明，没有什么声望，但谢灵运在家族这把遮天大伞的庇护下，仍然得到了贵族式的文化教育和生活方式的培养。《宋书》本传说他“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以此得到从叔谢混的赏爱。他的祖父谢玄也十分惊异于他的才华，对亲从说：“我乃生瑍，瑍哪得生灵运！”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谢灵运的成名或者多多少少要归功于他的父亲。如果他的父亲有着极高的才华和声望，那么谢灵运难免要在他父亲的光环之下失色。而谢瑍偏偏是一个庸人，当他几乎要像一粒尘埃一样，被谢家的宝树们遗忘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的生出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儿子。这样的反差必定使谢灵运更加令人瞩目。当然谢瑍对谢灵运作出的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的早逝，这也就使得谢灵运在幼年时期为族中其他长辈所训教，从而得到了十分良好的教育，而不会受到来自父亲的愚钝的影响。 谢灵运年少时所受的培养不仅是在诗书方面，而且还延伸到世家大族的生活方式上。《宋书》本传说谢灵运“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可见他对于衣服玩好是比较在意的。车服器物不仅是赏玩之用，更重要的是对自己个性化人格的张扬和显露，以及对自己审美情趣的一种自信的炫耀。只有常常出入于交际场合的人物，才会对外部的装潢如此用心。受家族风尚的影响，谢灵运喜爱并且擅长交游。《宋书·谢弘微传》载“（谢）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锺嵘《诗品》云：“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也就是说谢灵运十五岁至建康之后，便开始了与族中的从叔谢混以及族中兄弟的交游活动。这种生活方式贯穿于谢灵运一生的终始。谢灵运所交往的，既有地位较高的王侯公卿，如庐陵王刘义真，因赏爱谢灵运的才华而与之情款异常；也有很多隐士文人。在会嵇时，他和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东归后，又“游娱宴集，以夜续昼”，与族弟谢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璇之交好，时人谓之“四友”。谢灵运不仅喜好交游奇人逸士，而且乐于提携青年才俊。他的族弟谢惠连本来并不受他父亲谢方明的重视，谢灵运一见之下，却叹为奇才，于是把惠连从他父亲身边带走，亲自调教。谢灵运对于人才的赏爱，加上他的家世名望，使得他的身旁聚集了很多的徒众。本传载谢灵运“义故门生数百”，可见这种情形。他曾率领数百人从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害得临海太守王琇以为是山贼，吓得要死，直到得知是谢灵运方才安心。 除了交游之外，谢灵运的另一个贵族化的爱好便是修营别业，游赏山水。东晋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大量的田地山泽。这些土田山泽，除用来耕作外，在依山傍水，风景优美处还往往修建园林别业，以供游赏之用。谢灵运对于山水游览的兴趣便是在家族中培养起来的。本传说他“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故而率数百从众，“凿山浚湖，功役无已”。被贬官之后，每到一处，无不纵情游赏。在永嘉时，他遍历诸县有名山水。赴始宁后，他又在父祖旧宅的基础上翻修营建了“傍山带江”的别业，“尽幽居之美”。他“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对山水的游览可谓达到了忘情的地步。他还亲自参与园林的修葺与完善。“穿池植援，种竹树堇”，可见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这为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二） 读陶诗与谢诗，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陶渊明是中国酒与菊文化的代表，他的诗中句句不离饮酒，可以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谢灵运的山水诗中却几乎没有关于饮酒的描写。为何陶对饮酒如此热衷，而谢却只字不提呢？这是有着潜在的原因的。 说到陶渊明与酒，便不能不提到陶渊明的曾祖陶侃。陶侃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晋书》本传说他“性聪敏，勤于吏职”“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雍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以算做“工作狂”那种类型。不仅对军国要务，就是日常琐细的小事，陶侃也要事事经心。当时造船，他命人把剩下来的木屑和竹头都留着。属下们不明白他什么意思。等到下雪的时候，才晓得他要用木屑来铺地防滑。后来桓温伐蜀的时候，又用竹头做船钉。《晋书》评论说陶侃“综理微密，皆此类也”。实在是“闲不住”的典范了。当然最著名的无过于“搬砖”一事。封柴桑侯之后，陶侃在家无所事事，便找来一百块砖，早晨搬到院外，晚上再搬回来。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用这样的方式来防止自己在优越的生活中沉沦下去，真是有些不可理喻。但陶侃正是这样一个精力极度旺盛的人。无怪他后嗣众多，光儿子便有十七个。可惜过多的子女反而将父亲的优秀传统分散掉了。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尚且有名，官至武昌太守，已经不及其父。陶渊明的父亲更是连名字都不载于史册。陶渊明虽然在当今名气胜过陶侃，但是以诗赋人格，而不是以功名。他的仕途实又逊于他的父亲。至于陶渊明的五个儿子，从陶的《责子》中也可以略知，五子都没有成器。陶家在仕途上可谓一代不如一代。 陶渊明和其曾祖陶侃的性情迥异。陶侃精力旺盛、积极用世的优秀传统到陶渊明这里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不同的气质便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由陶侃的精力极度充沛，至陶渊明则走向消极、避世的一端。精力充沛者喜欢管别人的闲事，自然对自己也不会放纵。《晋书》言陶侃对游戏娱乐深恶痛绝。他说：“摴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属下若有聊天娱乐，不认真工作者，陶侃就命他把酒器蒱博等娱乐之物取来，都扔到江里。如果是吏将，还要受鞭扑之刑。陶侃对饮酒也十分节制。《世说新语》载陶侃饮酒必自制其量。旁人问其故，陶侃解释说是年轻时酒后犯过过失，母亲命他约束自己，故而不敢多饮。当然陶侃的话不一定全信。为官之人不愿饮酒，往往要找个托词出来。然而可以看出陶侃在饮酒上的自我约束能力。与之相反，消极、颓废者则往往放任纵情。陶渊明对于饮酒的狂热便是和其曾祖背道而驰的极端。 陶渊明极爱写饮酒。不仅有《饮酒诗二十首》《止酒》《述酒》等以酒为主题的诗篇，而且在其他诗作中也常常不离酒这个话题。甚至在《拟挽歌辞三首》中也写道：“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死也不忘饮酒。然而从实际来看，陶渊明未必有经常酗酒的行为。陶渊明归隐之后，过的是一种极为贫困的生活。他在诗中多次提到自己长期面临饥饿的困扰，甚至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竟不得不向邻居乞食（《乞食》）。饭食都不能果腹，当然也就不会有太多酒喝。陶渊明的酒的来源，一方面是邻人的馈赠，一方面来自于他的崇拜者刺史王弘。这样的酒自然不能像阮籍、刘伶那样来得潇洒。但无论陶渊明在现实中是否嗜酒成性，他对于酒的态度一定是多多益善耳。酒能浇人胸中之块垒，能表达傲世旷达的情怀，这都是酒的文化内涵，是被陶渊明沿用并发挥到极致的。但就陶渊明个人而言，为何对酒如此钟爱，恐怕还是和他的家世背景有一定关系。陶渊明自幼家贫，并且缺乏娱乐和交游。在今天，酒对于我们而言仍然是社会功能占相当大的成分，在古代更是如此，娱乐和交游活动必定以酒为佐助。而陶渊明青少年时代单纯的生活必然阻隔了和酒的接近。娱乐和交游也许和陶渊明的性格和追求不符，但酒作为自由人格和旷达情怀的象征，却是陶渊明所期许的，这使得对娱乐和交游没有什么兴趣的陶渊明却对酒充满了憧憬之心。再者，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以刚毅严厉著称于当世。他对家族的影响力理应颇为巨大。陶渊明在少年时代，难免受到这种家风的熏染。陶侃不喜饮酒，故陶家对酒应也是比较节制的。这对于年少的陶渊明来说，无形之中对酒又生出一种神秘感。这些因素相加，便形成了陶渊明对酒的独特的情结。 与陶渊明不同，谢灵运的诗中几乎难以见到“酒”字。谢灵运的山水诗，基本上没有关于饮酒的描写。这固然与谢诗受玄言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谢灵运的家世背景使然。谢灵运出身于世家大族，宴饮赏会、游山玩水都是贵族之间再平常不过的休闲方式。对于谢灵运来说，自然不存在“酒”的情结的问题。但是即使如此，也没有必要特地回避饮酒这个话题。尤其是在当时，游山玩水和宴饮赏会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描述当时聚会的活动，既是郊游，又是文会，同时还有曲水流觞助兴。谢灵运的游宴也是如此。本传说他在会嵇时，“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并且“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这显然就是游赏与宴饮共有了。又载谢灵运与惠连等人“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文章赏会”自然不离文会宴饮，“共为山泽之游”则是山水游赏，由此看来，当时的游娱和宴集活动是密不可分的。那么谢灵运为什么在山水诗中只字不提饮酒，仿佛有意把宴饮的成分择出来呢？答案大概在于谢灵运入宋之后的特殊心态。刘裕上台后，对东晋士族进行压制。谢灵运自然也难于幸免。由先前的食邑二千户的康乐公，一下子降为食邑五百户的侯。这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谢灵运本来就是一位心高气傲的人，遭受到这样的待遇，自然心怀不满，于是对新的朝廷也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本传说他“为性偏激，多愆礼度”，便是他当时有意而为之的做法。谢灵运的不合作并不是真的不合作，他违反礼法，只是想引起朝廷的注意。然而朝廷对他的所作所为却置若罔闻，仅仅拿他当文士看待，并不付以实权。少帝即位后，谢灵运被贬为永嘉太守。人生达到低谷，自然是情绪最坏的时候。谢灵运干脆不理政事，一面肆意游遨，放情山水，一面写诗。在任一年之后，便告病辞官。他的从弟们给他写信劝他，他也不听。于是跑到会嵇去，在依山傍水处修筑精美的别业，并和隐士们纵情游乐。 谢灵运在永嘉至始宁的这一时期山水诗作最多，也最具代表性，如我们熟知的《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等等。 纵观谢灵运这一时期的表现，可以看出谢灵运自从入宋后就一直在与朝廷负气。让我做什么，我偏不做什么。让我处理政务，我偏要去游山玩水。就像魏晋名士的酗酒都带有一种对着干的精神一样，谢灵运的纵情山水也是如此。他自然不用饮酒，因为山水就是他的酒。刘宋政权既然对他不容，他便通过寄情山水来进行排遣和暗暗的讥嘲。游山览水是世家大族的生活方式，你们这些赳赳武夫自然是无法体会的了。即使你们有机会去登临游赏，没有对山水独到的审美意识，又怎么能见我谢灵运之所见，闻我谢灵运之所闻呢？谢灵运故意把景物描摹的细致有加，姿态横生，来彰显他作为世家大族的子弟在才学、教养上的优越感。本传说他在始宁时，“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谢灵运固然已经成名，但其诗能够不声不响就流传至都邑，以至于名动京师，说明他在其中还是有所运作的。毕竟那些门生故众不能光有凿山挖湖的本事，关键时候还得能派的上用场。谢灵运的确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上达天听，一方面仍然想炫耀才华，期望引起朝廷的重视，另一方面，如果朝廷还是对他无动于衷的话，那么不妨借机来一个双敲，讽刺一下这群没见过世面，不懂得享受的统治者。山水诗为何到谢灵运处为一变，与谢灵运的这种负气的心态不无关系。谢灵运另有很多乐府诗。与他的山水诗迥然不同，其乐府诗写得质朴明白，和大多数文人的乐府相差无几。这表明谢灵运的诗并非一贯是其山水诗那种风格。由此更可见他的山水诗独特的遣词造句乃是有意为之。谢灵运不喜欢写酒，大概是因为诗中有酒，便少一分理性，多一分颓废与憔悴。谢灵运要让那些当权者看到，他是清醒着的高贵的世家公子，就算有哀伤，也不过是一些理性的忧郁罢了。再者，酒这个话题自古以来就经常出现在宴饮题材中，宴饮诗又往往伴随着君臣、同僚的应诏酬和、颂扬太平。谢灵运既不被刘宋政权重用，又遭到同僚徐羡之等人的排挤而被贬官，自然心怀怨愤，对“酒”也就疏远起来。 （三） 陶、谢的家境也有着天壤之别。陶渊明青少年时代的物质生活相对来说是比较匮乏的。陶渊明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没有华服美食，没有任何娱乐方式，但他的心灵仍然宁静而欢悦。故在隐居之后，即使生活更加困窘，食不果腹，衣裳“短褐穿结”，他也能够保持苦中作乐的心态。布衣粗食这种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他疏朗真率的性情。使他不会过分在意外物的精致与粗疏与否，而是直接回归到心灵本身的静穆和安宁。反映到创作上，则体现为真淳质朴的风格。陶诗中的景物都是白描或写意式的。只以寥寥数语勾勒轮廓，点染烟氛，从而烘托出一种淡泊悠远的意蕴。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五首之一》）“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之五》）“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拟古九首之三》）等等。陶渊明写景不大描绘色彩，即使是《桃花源记》这样的美文，写到桃花时，也只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一句轻轻带过。比起物色，陶渊明更为关注的是万物的动静与生命情态。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之五》），在悠然的静观中体会物我的和谐同一。又如“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杂诗八首之二》），用“沦”“遥遥”“荡荡”等雄浑的词语宏览大象的运行周转，寄托人生天地间，岁月如逝的感怀。再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归园田居五首之一》）“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拟古九首之三》）等等，在动态中把握万事万物自得自在的生趣，摹写尤为传神。 在诗歌宗尚上，陶渊明也比较明显的倾向于继承《诗经》传统。他在诗中频繁引用《诗经》中的用语和典实。如《答庞参军》首句“衡门之下”，便是沿用了《诗经·陈风·衡门》中的原句。《于王抚军座送客》中的“百卉俱已腓”，也是化用《诗经·小雅·四月》中的“百卉俱腓”而来。又如《命子》中的“凡百有心，奚特于我”，“凡百”语出于《诗经·小雅·雨无正》中的“凡百君子，各敬尔身”。陶诗中用“凡百”代指君子，这又是用典的作法了。陶渊明对《诗经》的崇尚不仅是体现在词句和用典方面，更在于对《诗经》整体风格的认同。陶诗质朴淳真的诗风与《诗经》是十分契合的。也许是因为《诗经》质朴无华的文字更符合陶渊明疏朗真率的审美趋向。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辄欣然忘食。”“不求甚”也就成为陶渊明的人生宗旨。做人不求甚劳，读书不求甚解，写诗一样不求甚精工。当然除了酒非要甚醉不可。这种通达的态度引起了后世苏轼等诗人的共鸣。苏轼评价陶渊明的诗说：“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实际上这也是对陶渊明人生以及人格的缩影。陶渊明虽然终老清贫，但他的心灵却因此而丰富和广阔起来，他是贫穷的，但他也是最富有的。 谢灵运则不同。谢出生于世家大族，在物质生活上是十分优裕的。而他对车服用具又有着特殊的癖好。本传说他“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而贬谪之后，更是别出心裁的发明出前卫的“谢公屐”来作为游赏山水之用。颇有些“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的味道。谢灵运对服饰用具的要求不仅仅停留在绚丽精致的层面，而且一定要标新立异，独具一格。这种审美趣味非常强烈的渗透在他的诗作当中。谢灵运的山水诗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和他在词语意象上的独创性有很大关系。如“白云抱幽石，绿莜媚清涟”（《过始宁墅》），“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登江中孤屿》），“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等等。魏晋以来，诗人诗中的景物描写往往都是为了表现四季兴替，人事代谢的主题，因此越来越趋向共同化的特征。景物不再是即目所见，而是成为一种配合情感的固定词汇。诗人不必触物起兴，因为任何一种情感的抒发都有相应的意象群和它来匹配。描写羁旅之情，便有征鸿、孤舟，描写迟暮沧桑之感，便有寒鸟、秋叶。诗人未必亲自看到这些景物，只需把这些固有的意象挪用过来便可成诗。这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诗歌创作的僵化。即使有现成的景物摆在诗人面前，他所能够看见的也只有征鸿、孤舟、寒鸟、秋叶了。谢灵运的贡献正在于打破了这种诗坛的僵局。他把景物本身放置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显眼的位置，并对它们的审美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发掘。他对于景物的美的体察、描摹是独立于任何情感之外的。山水草木不是陈旧的套词，不是特定情感的附庸，而是包含了千万种光鲜的色相，在触目的瞬间显露出它们的自在本色。而诗人在游赏的当下，也仿佛沉酣于自然万象的殊美之中，目不暇给，怡然忘情。这便是谢灵运诗不同于以往的创新所在。 谢灵运的诗，鲍照评价说“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实际上，谢灵运除了极少数的像“池塘生春草”这样自然明畅的句子，大多数诗句还是颇为雕琢的。但鲍照如此评价谢诗，并且得到当时人的广泛认可，显然是有着特别的原因。鲍照所说的“自然”，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唐诗那种明畅流动的语言的自然，而是指谢诗中新颖生动的意象的自然。前面说过，在谢灵运的时代，诗歌中景物意象已经逐渐趋于僵化，诗人写景千篇一律，意象的套用甚为普遍，几乎没有人再能写出什么新意。这时候，谢灵运却将为人所未见的大自然的物色、生机、情韵捕捉在手，并用极精妙的语言描绘出来，使大自然不再为诗中的情感所役使，而是还原到其最为绚美的本真面貌。就像初绽的荷花，明丽异常，光鲜夺目。这才是鲍照评语的原意。鲍照将谢诗比作“初发芙蓉”，大概有双重意思。一是赞扬谢诗如“初发芙蓉”般光鲜耀眼，二也是称颂谢灵运在写景方面的开创之功。所谓“初发”即是指此。鲍照的评语可谓十分得当的。 本传说谢灵运“性奢豪，车服鲜丽”，其实谢灵运的诗同样可以用“奢豪”和“鲜丽”二词来概括。“奢豪”是指他在用词方面的铺张，或者说奢华。如“连嶂迭巘崿，青翠杳深沉”（《晚出西射堂》），故意堆砌很多山字旁的字在一句里，以营造出一种山势嶒崚的感觉。又如《泰山吟》： 岱宗秀维岳，崔崒刺云天。岝崿既崄巇 ，触石辄千眠。 这首诗中不仅有很多山字旁的字，而且这些山字旁的字还组成了多组双声叠韵词，如“崔崒”“ 岝崿”“ 崄巇”等等。用汉赋在词语上的铺张手法，增加了诗的气势和华丽感。与“奢豪”相对，“鲜丽”则是指诗歌意象的光鲜明丽。谢灵运诗中的物象都是充满光感、色感的，如“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登江中孤屿》），“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初往新安至桐庐口》），在云、日、天、水的映照中，勾勒出光辉澄明的境界。谢灵运也善于设色，尤其喜欢使用青绿色和白色来达到提亮的效果。比如“白云抱幽石，绿莜媚清涟”（《过始宁墅》），又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白色和绿色意象的组合，既能提高画面的亮度，又能点染出一种新鲜的、生意盎然的情氛。《柳亭诗话》云：“譬之于画，康乐则堆金积粉，北宗一派也。宣城则平远闲旷，南宗之流也。”然而小谢的平远闲旷、清新流丽，若无大谢在写景方面的开拓之功，大概也是很难达到的。 本文通过对陶渊明和谢灵运成长环境、生活经历的比较，对二位诗人的创作心态与诗歌风格的差异作出了粗浅的品评。陶谢是晋宋诗歌转关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们诗歌风格的特殊性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