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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大脑”思维的智慧城市发展研究

 方圆儒人 2018-09-29
    智慧城市是我国城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是融合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有效载体。“城市大脑”是从综合技术整合向城市深度认知转型的标志性体现,善用其思维来创新实践是提升智慧城市发展质量的有效路径。2016年金砖国家智慧城市峰会、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和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等均对智慧城市发展前景提出预期。自2011年,“智慧城市”概念传入我国以来,国家从政策高度引导推进智慧城市创建工作,并写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历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范围内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的有效模式方兴未艾。
  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
  我国在国家政策层面首次提到智慧城市,是2012年1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国发〔2011〕47号),该政策从推进物联网应用角度,明确了智慧城市的应用领域,同时指出将应用扩展到环保监测领域。此后,国家从推进信息化、物联网、信息消费、卫星导航、地理信息和老工业区改造等方面阐述了发展智慧城市的总体思路和实现方式,特别是在2014年3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将智慧城市建设与绿色、人文城市并列作为推进新型城市建设的范式。
  中国智慧城市事业经历近五年的探索,以277个智慧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地方城市,正在致力于让新理念落地,编制与智慧城市相关的顶层设计、实施方案和若干意见等;成立由城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牵头的智慧城市领导小组和智慧城市办公室;设立了专项经费支持智慧城市工程建设等。试点政策与申报工作的稳步推进,为培育智慧城市创新体系提供了政策保障,并形成了覆盖超过1/3县级以上城市的试点总体格局。截至2016年6月,全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超过76%的地级城市,总计超过500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创建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智慧城市。
  2012年7月,全国首个省级智慧城市群综合接入平台——“智慧江苏”门户平台启动并上线。2014年5月,陕西省发布首个省级智慧城市技术规范——《陕西省智慧城市体系架构和总体要求》,对有效引导全省地市、各部门在统一技术架构下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起到关键性作用。2014年11月,广东省政府发布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智慧城市群建设和信息化一体化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通知,明确规划到2020年,基本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成珠三角世界级智慧城市群。2016年3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城市战略合作评估及展望》,提出以武汉、长沙、南昌和合肥为龙头若干个现代化智能城市,打造长江中游“智慧城市群”。2016年11月,继杭州(2015年6月《杭州市信息经济智慧应用促进条例(草案)》)和银川(2016年9月《银川市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条例》)之后,济宁成为我国第三个开始探索智慧城市的法制化建设城市,发布《济宁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二、我国智慧城市认知和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智慧城市建设,技术和产能驱动显著,对于城市规律的认识、适应和回应有待提高,迫切需要形成能够反映中国特色、具有本土化生机活力、能够全面实施易见成效的智慧城市理论。
  结合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状况,目前我国智慧城市的认知和建设存在以下核心问题:(1)重视软硬件投入,市民沟通参与不够;(2)将关联性不强的建设项目归入智慧城市,增加了社会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疑问;(3)对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增强城镇功能和培育智慧产业的智慧顶层设计,实施部署力度有待加强;(4)智慧城市行业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引领性的智库体系,在公共角度思考、规划以及提供智慧城市知识的创新能力较薄弱;(5)跨界思考、有效整合和成效导向不充分,个别甚至存在理念背离和局部技术应用放大等问题;(6)建设模式多样性不强,实际问题的针对性欠紧密,对经济成本和后期商业模式探索有待加强;(7)少数城市存在“大而全、难落地、难运营”等情况,方案宏大,作用微弱;(8)与生态城市、人文城市等以人为本的历史传承和生态文明衔接互动不足;(9)部门间信息孤岛局面改善不够,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渠道、机制和水平有待提高。总之,对智慧城市的定义、目标,对现阶段的真形势、真问题和真任务,还缺乏全面系统的剖析、理解和陈述。以上问题直接导致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导性、操作性、预见性和科学性不强,导致执行效力欠佳等现象或态势的出现。
  智慧城市自身是创新性极强的城市治理理念,如果不加快扭转当前态势,实施立法规范,回归真实创新,去讲究平台思维、求实实在在的感知应用实践,智慧城市将可能成为短暂时髦的词汇、城市治理的说辞,造成公共财政在该领域投入产出效率不高,仅仅是促成了有限的产能落地,持续性难以保证,而建构起智慧城市有机生长的土壤更加困难。在中国推行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和中国思维。通过调研国外的情况发现,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并且可以释放出发达国家无法实现的效能。
  三、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四大路径
  1.回归城市本源,探索跨界创新
  智慧城市建设,应坚持不断地基础创新、跨界创新和适用性创新,不能止步于概念和说辞创新。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新常态特征,应自上至下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坚持政府主导与引导相结合,加快国外经验学习引入,特别是融合创新思维与精细化智慧实践,调整不适宜的大平台、大中心的云思维与做法;加快面向城市真问题的基础性创新,引导信息化行业有效地服务于城市需求,尽快形成能够回应城市真问题、运营模式可行的解决方案。
  将跨界创新作为今后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思维之一。在智慧城市基础研究中,注重多学科的跨界融合,特别是公共管理、法学、信息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建筑学、城市规划、产业经济学、交通与车辆工程等;在智慧城市落地建设中,注重各委办局等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协同和杠杆机制的形成,特别是强调“庖丁解牛”的策略,而不是“外科手术”式的大动作等;在智慧城市实际运营中,注重从交叉需求导向出发,促进新型互联网和通信产业应用的有效创新,从基础理论研究中提炼出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精华,从落地建设政府职能的交联地带培育出面向刚性需求的有效应用。注重研究和尊重城市发展自身规律,构建有效的城市模型,依托智慧城市思维、技术、方法和手段,更好地促进现有城市“工具”效率和科学性的提升。
  2.融合理念维度,构建长效机制
  中国智慧城市事业的推进,应坚持三个思维的辩证结合:一是国际新视角。在实施自身智慧城市创新的同时,应动态把握国外智慧城市建设的最新动向、开发思维、产业生态和协同创新策略等,充分借鉴和吸收经验,规避问题。与此同时,促进在非数据敏感领域的有效合作,促进我国智慧城市应用领域的策略和技术创新。二是真问题导向。扭转产能驱动并调整项目、产能驱动的粗放思维,精准针对城市问题和服务城市决策治理,逐步实现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科学、严谨程度来提升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和规划实施的质量与权重。围绕城市问题开展智慧治理创新,提振智慧城市战略的治理魅力与作用。三是智慧微应用。突出智慧城市+的思维,对单项领域实施智慧创新,充分实现在跨界的交接点、接触面上创新,再逐步促进“信息孤岛”内核之间的互动融合,审慎、积极推进智慧应用,补齐城市空间思维短板,高效率实现智慧城市在城市决策治理和城市四生(生命、生产、生活和生态)应用当中不可或缺的价值。
  路径设计坚持导向性原则,坚持城市问题导向、治理需求导向、适用有效导向和民生导向,通过四个维度,立体化实现双引擎服务力的构建:(1)政府引导、市场参与是成功构建智慧城市样板的机制保障。实现有效引导智慧城市事业的科学发展,促进全行业的科学理性认知,促进智慧城市市场的健康持续繁荣,保障智慧城市的新动能在“十三五”能够全面释放,服务地方城市发展和创造广泛的社会就业等目标。(2)科技创新、示范引领是探索智慧城市规模+市场的必然路径。引领全行业跨界创新,激发相关行业协同创新,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技术方法支撑,并打造智慧城市全流程、全要素和全媒介的交互平台。助力我国标杆性智慧城市综合承包商和综合运营商的打造,加快智慧城市科技业务的规模化和市场化步伐,促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虚拟现实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空间发展的高度融合与协调。(3)决策咨询、专家建言是促进城市智慧生态理论体系建设的源泉。依托高质量有市场力的决策咨询、有独立思考精神、有理性思维的专家建言,促进中国特色智慧城市和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建设。(4)促进活跨行业、跨平台、跨部门交流,力促试点向智慧生态融合创新、房地产向绿色智慧转型、促进城市问题机理与调控的精细化剖析。深入探讨新时期智慧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房地产行业的智慧生态转型,城市发展与瓶颈等问题。
  3.把握城市新常态,理性策划项目
  智慧城市建设,应当坚持平台思维先行,微智慧落地;跨委办局谋划,扶持单项实践的总体战略,构建智慧城市跨界创新与产城融合示范区。从地方城市实践出发,从城市细胞入手,着力发展智慧建筑与小区,为智慧社区建设奠定基础;在城市核心区(重点开发区域)设置智慧城,推广产城融合概念,重点建设智慧城市孵化器,营造双创基地;培育智慧城市综合服务商,整合力量共同参与,缓解智慧城市协同创新力度不足的问题;加大人才创新力度,构建创业之城,建设“智城”,创新人才引进与居住配套的重大实施策略;与建设进度相配套,加快编制一批技术导则、纲要和指南等,全面统筹城市的智慧化建设;充分考虑城市边界、人口、产业等的复杂性,充分用好建设实施的有效要素资源,加快构建城市建设管理的智慧化平台,并根据建设进度,逐步升级为城市运营综合平台;对城市功能进行诊断分析并予以完善,实现规划信息化创新;率先构建服务于城市决策的动态、可视化和量化的城市决策支持平台;充分挖掘当地现有的开放资源数据优势与条件,构建全社会能够充分访问、查询、下载、调用和二次开发的智慧应用创新平台。
  4.强健基础能力,布局四个先导
  “城市大脑”,理念新颖,但实施较难。当前无论是智慧城市,大数据还是互联网+,都要尽可能架构一些地方城镇能用的创新。把数据作为核心,致力于突破,无异于开门就是一座大山,改革创新难度巨大。“城市大脑”的提出,应密切对接城市治理,直接服务城市决策,从全国城市的基本面来看,应率先建设五个库,强大城镇智慧创新的实践与规划能力:即建设案例库,支持模式创新;建设经济技术库,支撑不同经济成本下的实施指南;建设共性问题解析库,突出问题导向,实现针对性,反演刚性需求;建设产城融合开发单元库,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并吸纳人口;建设超现实概念展示库,集聚未来创新,促进感知传播。智慧建筑和智慧城市创新应重点从四个方面考虑:一是智慧建筑事业应当在充分借鉴绿色建筑模式的基础上,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思维、技术,快速向标准化、行业性推进。二是智慧城市行业协同必须依托龙头企业联合体实现加速创新,并围绕智慧建筑和智慧城市,快速集成产业生态圈。三是在推进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同时,加大对小城镇智慧化、绿色化发展的关注和投入,从落实新型城镇化的高度和市场需求分析,以行业发展的视角来集成研发有针对性的小城镇绿色智慧解决方案,服务我国总数超过两万个的小城镇和约九百个新城新区。四是以数字、数据、资源、要素、效益等为关键内容,切实发展智慧经济,提振并提升产业水平,打造智慧城市创新平台群,扶持智慧经济与三次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高度融合,加速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等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衔接和跨界创新。(作者:徐振强,男,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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