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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晚古原上，悠然太古春。碧云收去鸟，翠稻出行人。
水色秋前静，山容雨后新。独怜溪左右，十室九家贫。
（1）鸟儿隐没于碧云之中，却说被蓝天白云收了进去；农人田间穿行劳作，却说被翠绿的稻秧送了出来。一“收”一出“，运用拟人手法，赋予事物以人的情感，描绘出一幅清新明丽的春景图。
（2）前三联描绘春色之美和恬静闲适之感，最后两句点出农村的穷苦和内心的沉重。作者运用“以乐写哀”的手法（或“以乐景衬悲情”、“对比”、“衬托”、“对照”），表现自然界美好与现实生活贫困的不协调，抒发满腔悲愤之情，也使感叹民生疾苦的主旨更为鲜明。
赏析：
《晚望》，写出春色，写出碧水青山，更写出一代大儒心系天下百姓的情怀。
山水交映，一派悠然春色。鸟儿将飞翔的影子隐没于万里碧空之中，农人在田间穿行劳作。水因为山而显得澄碧静美，而雨后的青山更是显出一副清润动人的模样。置身于这样的山水中还有什么理由不被打动呢？可是你看那些破旧的房舍，你看那些憔悴的人们。他们终日辛劳，却仍生活在这样的困苦之中。在这样的山水春色之中，诗人饱含深情，感受着春色美景与清贫农家给他心灵造成的强烈的对比碰撞。诗人用美好的词句写尽田园春色，结尾却显得异常沉重。在这里，山水田园之美的赞赏与对民生疾苦的感叹交织在一起，真切而动人，没境界高妙。
这是一首写景抒情的山水田园诗，我以为它写得精妙，有以下几点：
首先，意境的营造和色彩的运用。
单看首、颔两联，诗人在一个春日的傍晚来到一片开阔的原野上，极目远望。“悠然”二字传达出的是一种闲适，清雅的感觉。再看对句，更是一派优美的田园风光。诗人运用“碧”“翠”两字，在读者眼前勾画出一幅色彩明丽，对比鲜明的春景图。随着他的目光望去，飞鸟，行人，一派和谐景象。古人作诗，讲究的正是这种画面感。诗人将景色描绘得如此美好，春光，行人，青山碧水。这不正是我们心中为之向往的家园吗？这样的描写，也暗含了一个文人儒生心中的价值取向，他陶醉在这样的美景中，亦能从这样的景致中看到自己关注的东西。既富有美感，又有现实的积极意义。两者完美的结合，这正是郑珍的高妙之处。
其次，动静结合的写法，让画面充满灵动之感。
这首《晚望》，在第二联中描写的是动景，飞鸟，行人都充满着生气。而在接下来的颈联中，诗人笔锋一转，又向我们展示出一幅静态的图画。“水色秋前静，山容雨后新。”这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雨后的空气含着泥土的芬芳。满山的苍翠，沉默的山映着清澈的水，仿佛山含情，水含笑。一动一静之间，尽显田园雅趣。让全诗一下子灵动起来。其实，我们在读诗的时候，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画面的美。很多时候，更能够打动人的是那些富有生气的句子。将生活中最美却又最常见的物或人以最精准的表达写下来，写出人人心中所想却又不曾付诸笔端的东西，这样才能触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这样才是动人。如果郑珍只写那些青山绿水，只写那些暮野流光，我们必定不会认为他有多好。可是他并不是这样的。他写青山也写飞鸟，写出大自然对这片山水的眷顾与厚爱。他写翠稻也写行人，写出山水美景中人的生活。也将这样一首小诗写活了。
第三，以乐景衬悲情。
如果不读最后一句，一定会觉得这是一首单纯写景的诗歌。可是读到尾联，才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才更将其中深意体会深刻“独怜溪左右，十室九家贫。”空有好山好水，而无与之相适的惬意生活。美景何用？不过是成了悲剧的背景罢了。不过是让诗人更感伤的理由罢了。原来他是想说，在这样的好山好水中，人们的生活是那么的不如意。人们为生活耗尽心力，再好的山水美景也没用人来欣赏。诗人并没有用过多的文字来描写人民生活的艰辛，乍看之下，反而显得语气平淡，有如一句简单的陈述。可是，在前三联的景物描写的铺垫下，作者深沉的情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只有在那样的美景的衬托下，才更能突显最后一联的悲凉气氛。以乐景衬悲情，诗人的智慧和他对百姓贫苦生活的怜悯跃然纸上。
对民生疾苦的关注，是郑珍诗歌的一大主题。郑珍不是那种只懂游山玩水的高傲文人，在如此美丽的山水之间，他仍把目光投向那些破旧的房舍，清贫的农家。一代巨儒的家国情怀，在这个春日的古原上，肆意浸染。他不是只看到美好的东西，他知道百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从那样的生活中走来，让他对现实的艰苦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也更能感同身受。郑珍这样低声的倾诉给人带来的震撼并不亚于杜甫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时候，这样的轻叹和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笔更能写出作者心里的感情，也更让人有回味的余地。
郑珍生活在道光、咸丰年间。足迹所履，主要在大西南以及鄂、湘等地。那时中国处于鸦片战争时期，继而太平军战事起，而黔地乱事叠生，民不聊生，更兼以生产力落后，经济萧条，阶级矛盾尖锐，潜伏着深重的社会危机。郑珍关心民生，写下了许多反映民生疾苦，社会不公的诗篇。他对劳动人民的苦难深抱同情，故能大胆揭露官府残害、压迫民众的罪行，代民呼天抢地。他心系家乡，为人民的贫苦生活叹息。他有着一个文人应有的思想高度，将目光投与社会生活，并从中汲取养分。以其深沉的情感和一颗赤子之心将眼中所见之景描绘出来，让后人读来回味无穷，感慨万分。
郑珍（1806～1864），字子尹，号柴翁，别号五尺道人，自署子午山孩、巢经巢主、小礼堂主人，遵义西乡天旺里荷连庄（今遵义县鸭溪区）人。出生儒医之家，性静持重，幼嗜读书。母见其异，舍薄田，举家迁东乡乐安里的尧湾（今禹门乡沙滩），与外祖父（黎安理）家就近而居，拜舅父黎间为师。舅父见其过目成诵，聪慧过人，遂将女儿许嫁于郑珍。
清道光五年（1825年），郑珍以优异成绩选为拔贡，深受贵州学政程恩泽器重。七年，程恩泽调任湖南学政，邀郑珍往作幕宾。程恩泽系汉学家，为当时宋诗运动领袖，对郑珍说：“为学不先识字，不足以读先秦两汉之书。”勉励以先哲尹道真为楷模，赐字子尹，井指导郑珍读许（慎）郑（玄）之书，习宋代诗艺。两年后返遵，拜莫与涛为师，继续攻读汉学与宋学，因此与莫友艺相识，共同探讨经文、切磋诗艺，结为莫逆之交。十七年，乡试中举，与莫友芝联袂进京会试。候榜期间，留意搜购古籍秘本，闭门研读，竟落榜回遵。次年，受知府平翰聘，与莫友芝合纂《遵义府志》，历时3年，成书48卷、80余万字。其后，三次进京会试，均未中试，依例选为大挑二等，以教职补用。38岁时始任古州厅（今榕江县）代理训导，继任镇远府学代理训导和荔波县学训导。每届任期虽不足一年，仍努力培训人才。回遵后，先后主启秀、湘川书院讲席，培育郑知同、黎庶昌、莫庭芝等一批俊彦。同治二年（1863年）大学士祁带藻荐于朝，特旨以知县分发江苏补用，郑珍辞谢不就。
郑珍毕生研习汉学与宋学，不立异，不苟同，考订精审，学贯古今，着作宏富，后世誉为“西南巨儒”。其刊行的经学专着有《仪礼私笺》8卷、《轮舆私笺》2卷、《经说》1卷、《亲属记》2卷；文字学专着有《说文逸字》3卷、《说文新树考》 6卷、《汗简笺正》8卷；史志着作《遵义府志》被近代着名学者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中第一”，其外尚有《荔波县志稿》、《郑学录》等；教育着作有《母教录》；农学《鹏茧谱》被行家奉为难得的昆虫学专着。散文、诗艺造诣亦深，着有《巢经巢诗抄》9卷、《后集》6卷、《巢经巢文集》5卷，并辑有黔北明清诗歌总集《播雅》24卷。其诗歌反映民间疾苦，《捕豺行》、《经死哀》、《抽厘哀》、《江边治空诗》等，均为股炙人口的名篇。诗风淳博瑰丽，韵味深淳隽秀，思想性、艺术性极高，被尊为晚清同光体诗家“宗祖”。
郑珍工书画，楷书学颜、欧，参以二王笔意；行草出《争座位帖》，篆书效李斯、李阳冰；隶书习汉碑，亦师邓石如；山水画宗董其昌，苍朴萧散。均有独创风格。咸同年间，贵州农民起义迭起。郑珍四处奔徙，贫病相加，于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病逝，时年58岁，葬望山堂后山母墓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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