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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珍的发现与戴明贤的出场（一） ——兼议乡土写作的超越性意义 杜应国 说来也巧，就在戴明贤老师这本《子午山孩》封笔，即将交出版社梓行之际，在网上读到一篇关于郑珍的评论，作者胡晓明，为华东师大教授。单看题目就很新颖诱人：《最后的古典，最初的现代》。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研究近代文化史的学者已经指出：近代不少著名诗人文学家，甚至一些思想家，虽然远在北京、上海或广州，却都不约而同地经历过‘发现郑珍’的欣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些年头一部《巢经巢集》，庶几相当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生们口耳相传的西方现代派作品。” 我不知道作者说这话有多少根据，让我怦然心动的是“发现郑珍”这几个字。更巧的是，邵燕祥先生的序言就以《一个诗人的存在和发现》为题，说郑珍就是一个“等待着发现”的“巨大存在”。换言之，仅仅百年之间，郑珍就经历了两次“发现”的奇遇。 郑珍 像 图片来自《子午山孩》 但我们知道，至少在贵州，这并非事实。尽管郑珍身前寂寞，但自同光而后，随着其作品的不断刊刻面世，郑氏的巨大身影就不断闯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这当然是与贵州学界的努力分不开的。从莫友芝、黎庶昌到任可澄、杨恩元，省内诸多乡贤对郑珍的引介、推重一直绵亘未绝，以致在民国时期，还出现了一个郑珍著作的出版高潮，从民间的文通书局到官方的省府当局，都为郑著的出版印行竭诚尽力（首部《巢经巢全集》就是由当时的贵州省政府印行的）。改革开放后，又有黄万机先生的《郑珍评传》率先问世，继之有王锳、袁本良二位先生合作点校的《郑珍集·小学》出版等等。总之，对贵州学人而言，郑珍的“发现”实质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尽管如此，我们今天仍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相对于文化界、学术界的大多数人来说，郑珍仍是一个陌生的存在！手边有本2002年出版的《中国学术史》，全书五十余万言，但在述及道咸至同光一段晚清学术状况时，竟无一语提及郑珍。这就反过来证明，前述胡文邵序之“发现”一说，确乎并非由来无据。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郑珍既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存在，何以会有此一再经历“被发现”的戏剧性遭遇？ 对此，戴明贤老师在他的《自序》中亦有论说，认为“原因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他一项都不占”。不过，细审贵州建省后漫漫六百年的历程，受此“天地人”三字诀拖累而终至被遮蔽、被忽视、被淹没的，又何止郑珍一人，其他如吴中蕃、谢三秀、周渔璜、任可澄等等，又何尝不是同样的命运？生于黔而困于黔，这恐怕已经成了黔人及黔文化的一个难以摆脱的地缘性魔咒，似乎也是黔籍知识分子的一种历史宿命。 但郑珍的不同在于，他就是在这种遮蔽与忽视中一再“被发现”的。这是矛盾的，也是发人深省的。在我看来，这恐怕是郑珍所独有的一种现象，与其独特的存在与价值有关。《清史稿》称他为“西南巨儒”，可见郑珍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学术方面，即传统的小学（文字学）和经学。我对此没有任何研究，不敢妄言，只能姑置勿论。我想说的是他诗史般写作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戴老师在他的《自序》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深惬吾心，姑转引如下： “郑诗更有一大价值：郑子尹生活于中华古国最痛苦的历史转折期——内忧外患相煎迫的晚清。他把一生经历的些少欢乐和巨大苦难、他置身其中的心路旅程，都写成了诗，不自知地为这个历史分娩期作了翔实纪录，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巢经巢诗集》像一部诗体断代史，更像一部诗体日记，能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提供许多难得一见的材料。可以说，这是诗歌群星中罕见的贡献。” 花近楼“郑征君遗著”《巢经巢文集》白棉纸本 郑珍生活的时代，正是近代中国危机肇启，外忧频来，内患迭起的大转折时代，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巨大的民族、文化危机，使一部分敏感的传统士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并因此而发出了许多震撼人心的惊世之言，拯国之音，如与郑珍同时代的魏源、龚自珍、王韬、黄遵宪辈，莫不如是。反观此时的郑珍，却蛰居于远离危机、远离喧嚣的西南边陲，终日苦读苦吟苦抄苦写，因而无法赶上时代的大潮，并对之作出自己的反应，这是身具大才的郑珍之所以难以进入时代视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对郑珍而言，这是令人遗憾的，却也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正是这种地缘与身心的双重屏蔽和阻隔，才有可能使他得以专心致志地沉潜于自己的学术天地中，并为之作出了不凡的贡献。另一方面，郑珍虽远离时代的漩涡，但他的生活、他的观察和他的创作，却一刻也没有脱离现实，脱离时代。作为一个擅长用诗歌来记事、抒怀的特立独行的诗人，郑珍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用诗的形式来记录和表达他所身处的环境与时代，其中有乡民的悲欢，有日常的劳作，有旱潦的愁苦，还有对科举制下官场腐败的针砭，以及战乱时期（太平天国起义、贵州咸同大乱）百姓生活流离失所的痛苦等等。犹如一部“诗体日记”，详尽记录了那个时代最平常、最普通也最典型的世风民情、社会生态，这在与郑珍同时代的诗人中是很罕见的，他的诗歌也因此而有了诗史写作的特征和价值。所以，从他的诗中，我们看不到大时代裂变的涛声和怒吼，却可以听到来自时代内部因局部的断裂和坍塌而传出的细微声响。郑珍的诗史写作也因此而有了触目惊心的细节真实和历史价值，这或许就是郑诗无可替代的价值。所以，前引胡晓明先生的文中，才出现了这样一段读之不能不令人耸然动容的话： “郑珍的诗歌，很早以来即被认为是中国十九世纪诗歌史上少有的杰作。贵州虽然是中国文化与经济的边陲，但是郑珍的出现，却让文化的中心持久地为之震动。诗人的生活虽然也不出贵州山区，但是郑珍所经营的文字视野与个人天地，却很大很广，超出了他的地域与时代，直贯两百年而下，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发光体，成为我们今天重新发现贵州，重新再认识近代文化的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 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与郑诗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所遭至的冷遇相较，二者却适成反照。这就不能不说跟郑诗的特点有关。什么特点？就是戴老师说的，学者兼诗人的写作。作为诗人，郑珍确实如戴老师所说，写了不少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好诗。作为学者，而且是以小学即文字学见长的学者，郑珍又喜用典，喜用生僻奥义之字，如莫庭芝说他：“又通古今训诂，奇字异文，一入于诗，古色斑烂，如观三代彝鼎。当代诗人才学兼全，一人而已。”（《黔诗纪略后编》）学养深厚者，赞叹欣赏，恐犹不及；但对一般读者尤其是今天的读者而言，却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阅读障碍。所以，郑诗需要有一个能将其通俗化、普及化的中介，或如戴老师所言，要使之“今文化”，方能走向更多的读者。显然，这正是他写作《子午山孩》的立意之一、使命之一。而读完全书，你不能不承认，它为让更多的人来阅读郑珍、理解郑珍、认识乃至接受郑珍，确实构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通道。可称应运而生，填补了这方面的一个空白。 《子午山孩》 当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写作文本，本书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它那独特的集编年、纪事、译述、注解与评议为一体的文本形式。如戴老师所说：“形成一种原诗、复述、释典、简议的‘四段式’结构。”从中自不难看出，他对文本和文体一惯的重视，真可以说是到了煞费苦心的地步；但更令人感动和感奋的是，它又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充盈在戴老师身上的那种似乎永不衰竭的创作活力，以及永不满足，总是企望有所超越、有所创新的探索精神和人文情怀。 其次，值得关注的还有戴老师明确提示、而且贯穿全书的“以人驭诗，以诗证人”“因诗见人，史外传心”的写作宗旨。这是一个行之匪易的自我设定、自我追求，非有多年功夫和深厚学养，实难将之付诸行动。所谓十年磨一剑，这本书可说是穷十数年之力，潜心撰就的佳作、力作。其中，单是对郑珍诗意的转述一项，就很有讲究，亦很考功底。虽然戴老师将之谦逊地称之为“复述”，但这是包含了他“对郑诗的解读、感受和阐发”而后形成的一种个人化表达，其实已经是另一种意义的创作了。无怪钱理群老师对此也十分重视，认为恰恰是这一部分文字，具有文本细读的价值，需要进行专门的阅读分析和文体研究。 此外，就阅读体验而论，我个人感觉，这本《子午山孩》从总体上说，确乎很好体现了“以人驭诗，以诗证人；因人及诗，人诗共见”的创作宗旨，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鲜活的郑珍形象：一个久居乡间，穷困却并不潦倒，清苦却一心向学的晚清士人形象；揭示了他虽厌恶科举，却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仆仆往返于科场的矛盾心理，包括他对母亲特殊的依恋，对世态人生的悲悯情怀等等，都跃然纸上。性格鲜明，形象突出，作为“人”的塑造来讲，是很成功的。稍感不足的，是对郑珍作为“西南巨儒”的巨大学术贡献一面，似嫌观照不够，以致给人留下了“诗人突显，学人不足”的印象。这个小小的缺憾，不知是我感觉有误，还是确有忽略？倘属后者，希望以后有机会再版时能稍加弥补。 不过，我今天更想说的是，通过这本书，以及今天列入讨论的其他几本书：《一个人的安顺》《物之物语》《黑白记》等，可以看出戴老师一以贯之的一个写作特点，或者说创作方向，那就是始终坚持不懈的乡土意识和乡土写作。 （未完待续） · 作者简介 2020年7月 值班编辑：张厚林 电子排版：王敏茶 您的转发将传播、弘扬安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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