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4年-1720年，天主教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

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日期一般被认为是1294年，当时一位名叫若望·孟高维诺（意大利语：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6年－1328年）的意大利传教士以罗马教廷使节的身份来到中国，并受到元成宗铁穆尔的接见和欢迎，获准在大都设立教堂，开展传教活动，当时传教对象主要是统治阶层中的王公贵族。但好景不长，随着元朝1368年的灭亡，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嘎然而止。

此后虽然一直有天主教传教士想进入中国开展传教，但都不成功。不过，1583年，一个叫利玛窦(Matteo Ricci) 的意大利人从澳门进入中国内陆后，事情有了改观。他辗转于广东肇庆、杭州、上海、南京、南昌等地传教，虽然多次被驱逐，但通过努力也收获了一批信徒和同情者，其中就包括一个重要人物——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徐光启在明朝崇祯帝时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无论在民间和朝廷中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在他全家信奉天主教之后，不仅影响了大批普通民众信奉天主教，也在儒生和官员中发展了一批信徒。

1601年，在徐光启的帮助下，利玛窦获得了在北京的居留权，这无疑标志着明朝政府对他传教行为的官方认可。这虽然离不开徐光启的大力协助，但同时也是他自身努力的结果。利玛窦在1582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澳门时，就努力学习中国官话和中华传统文化，这给他的传教工作带来了极大帮助。一方面，他具备西洋当时较先进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同，这使他在当时中国的儒生和官员阶层中结交了大批朋友。但也就是在1601年，他病逝在北京，并埋葬在当地。不得不说的是，除了开展天主教的传播，他和徐光启等人还翻译了当时许多的西方科技和人文学著作，对促进中国近现代的科技进步和拓展国际视野产生了积极作用。

利玛窦的死并没有影响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1606年，一个叫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的传教士在徐光启等人的大力推荐下，进入朝廷，协助当时主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开展工作。因工作出色，受到朝廷器重，使天主教在中国的统治阶层中站稳了脚跟。这种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清朝，汤若望（德语：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年－1666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年10月9日—1688年1月28日）等西方传教士一直负责着清朝「钦天监」的工作，并负责为皇室成员教授西方科学知识。同时，在民间，天主教的传播也似乎进入了黄金时期。至康熙时，全国除西藏、青海、东三省外，天主教堂几乎已在各省分布，多达八十余座，并有大量西方传教士驻守传教。天主教在中国几乎有燎原之势，但这一切，因西方罗马教廷的一纸谕令发生了改变。

1700年11月30日，为表示对教会在中国开展宗教事务的官方认可，康熙给罗马教廷发了一份正式文书。这本应该是值得天主教会庆幸的大好事，但是教廷内部的传统派认为这是对教会的亵渎，一个世俗世界的皇帝怎么有权对神在人间的代理机构表示认可。1704年11月20日，当时的新任教宗克莱门特十一世(clement Xl，1700-1721)向中国的信徒发出一道谕令，禁止中国教徒用带有中国本土化的'上帝'一词来称呼造物主，中国传统的拜天、祭祖、尊孔活动同在禁止之列。这使康熙帝大为恼火，清廷称这谕令为《禁约》，视为羞辱。次年，教廷派特使来华妄图说服康熙支持天主教会的谕令，被其断然拒绝。事情还没结束，1715年，教廷再次发出谕令，再次强调了1704年的谕令，要求中国信众必须服从。这彻底使康熙对天主教会失去了好感。1720年12月I7日，康熙在教廷特使递上的谕令上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从此，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完全禁止，直到鸦片战争开始，伴随着大炮、战舰以及鸦片，传教士得以再次进入中国。但此时的天主教在中国的形象已经成了列强侵略剥削中国的帮兄，已失去的群众基础，再难发展。

天主教在中国的兴盛和衰弱，都与怎样看待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当初利玛窦之所以能叩开中国的大门，与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包容不无干系。我们可以从早期的传教文献中一窥究竟，【天主圣教实录】是天主教针对中国信众的第一部中文传教文献，由利玛窦的传教搭档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1543-1607 ）撰写，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主要内容是介绍天主教来由及天主教教义。在开篇引言部分他就表达了对中国儒家五常之德的认可。

“尝谓五常之序，仁义最先，故五伦之内，君亲至重。人之身体发肤，受于父母，为人子之报父母者，皆出于良知、良能，不待学而自然亲爱。故虽禽兽性偏，亦有反哺跪乳之恩，矧伊人乎？”。“余虽西国，均人类也，可以不如禽兽，而不思所以报本哉？……”。其次他把天主的形象与中华“道”的概念联系起来，“凡物之有形声者，吾得以形声而名言之。若天主尊大，无形无声，无始无终，非人物之可比，诚难以尽言也。”书中唯一明确提出反对的是佛教，“释迦经文虚谬，皆非正理，故不可诵……此等皆邪魔恶鬼潜附佛像之中，诳诱世人，是以求之有应也。”全书不但表现出对儒、道两家的思想的认可，其行文语气也模仿中华古籍经典，虽然能看出只是对经典的简单引用，但无疑博得了当时中国士族阶层的好感。

此后利玛窦写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牍》、《交友论》、《二十五言》，对天主教教义和中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对接。其中《天主实义》被正式允许刊刻出版，后来多次重刻，被收于《四库全书》子部杂类下。在书中，他提出了天主教的造物主就是儒家所说的上帝的观点，“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对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儒释道三家，采取了尊儒道，贬其它两家的态度，“吾中国有三教，各立门户：老氏谓物生於无，以无为道；佛氏谓色由空出，以空为务；儒谓易有太极，故惟以有为宗，以诚为学。不知尊旨谁是。西士曰：二氏之谓，曰无曰空，於天主理大相刺谬，其不可崇尚明矣。夫儒之谓，曰有曰诚，虽未尽闻其释，固庶几乎？”，书中大量引用了儒家经典古籍，如【中庸】、【尚书】、【礼】、【诗经】、【春秋】等。对佛教的批判更为详尽，用整整一节篇幅对佛教的“轮回”、“戒杀生”、“斋素”进行逐一辩驳。所以他主张祭祖和祭孔只是中国人对祖先和圣贤的思念感恩之心，与教义并不违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对儒家天地君亲师思想的认可，不会动摇当时统治阶层的利益和社会秩序。这是当时皇室能支持他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这种高度包容的教义在罗马教廷发布那些谕令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这里就拿一本名为【圣教理证】的来做下比较，我们节选部分与儒家相关的篇章。“今之儒者，口诵古贤之书，不遵先贤之道，妄信邪说。或事佛老以求福，或敬文昌以求名。不审真假，不分清浊，同流合污，烧化纸钱，建斋作醮，醉生梦死，不省不察。如此之人，称谓儒教，实玷辱古圣、先贤之儒教也。”；“孔子是天主所生，必非天地之主也。既非天地之主，为何拜之如天主也？”；“人类之根本，谓之祖宗。生我者，父母；生父者，公也；……由此而推，必至开辟之始祖而止。生我等始祖者，天主也。天主为人类之根本，乃祖宗之祖宗也……敬天主者，有祖宗；不敬天主者，无祖宗”；“天地者，受造之物也；君、亲、师，受造之人也。天地既属受造之物，即不可以神敬之。君、亲、师亦属受造之人，人即宜以人道事之，何得妄祀之为神也？况五字牌，原自无为教而兴，胡堪用乎？”。此外，书中毫无意外的对佛教和道家进行了批判，同时从玉皇、城隍、到关公等民间信仰一个个拿出来进行了批驳。可以看出，此时的天主教在中国的思想传播已经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全盘否定。当然，在教廷看来，这是回归一神论正统教义的理所当然之举。然而，其严重低估了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中华文化在中国人心中的力量，同为外来宗教，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流布生根，其根本原因就是其对中华文化的包容和融合。天主教妄图与整个中华文化对抗，其衰落也就理所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