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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刘福根先生所著《汉语詈词研究——汉语骂詈小史》，对中国文学中“骂人”的修辞学历史得到一个总体上的观感，也基本上印证了我们一般读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这一类修辞的基本看法，即先秦至于唐前中国雅言文学里的骂人话几乎不存在秽语，而唐以後因白话文学的繁盛而由书面文字见到当时泼辣生动的市井语言之力。刘先生在著作引言里先将该书所研究的“詈词”与各类秽语、脏话加以分别，以突出詈词的恒久性和固定性，这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文言传统及白话文学的边缘地位也不无关系。80多年前，鲁迅作《论“他妈的”》，亦谈到中古时期门第阀阅之衰落，以及唐以後“奉夷狄为帝王”、“拜屠沽作卿士”的世风之变迁，由此点出“国骂”发生史背後存有贩夫走卒对麒麟皮下的暴发户之反抗意识，又进而批判其中“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馀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的卑劣心理。相比之下，上古至魏晋的经史文章中无非“役夫”、“奴”、“竖子”（刘先生所谓身份类詈词），更厉害的“老狗”、“貉子”（禽兽类，刘先生还提到唯见于《论衡》的“蜘蛛”），再激烈些，涉及到对方的父母的，也就是“而母婢也”、“赘阉遗丑”；鲁迅所举《广弘明集》中的“何必姓王”，怀疑到对方血统的纯正，已经算是极为禁忌的语言了，可这材料偏偏出自于佛教的文献。 《说文》里将“骂”、“詈”二字互训，称“詈”字的含义是“网罪人”，有罗织恶言以加之罪的意思，至唐代重心已由斥责转向了辱骂（参看《汉语詈词研究》小引）。这或许有悖于“修辞立其诚”的儒家之道，孟郊诗中所云：“詈言一失香，千古闻臭词”，可见不是洁身自好的士大夫肯为之的。1913年的Punch上登载了一幅著名的漫画，一位老妪附身问伤心的小男童何故而哭泣，男童答：“因为我年纪不够大，不能咒骂”（见于《脏话文化史》）。这或能说明，恶语相加，或许并非人之天性，但确是生理成熟之人的语言排泄物。这些难听的话涉及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种族等方方面面，不见得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佳方式，却总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恶劣情绪的疏通管道。由于士大夫讳而不录、甚或改造为书面套语，则使得我们对于六朝以前人如何宣泄其恼怒的语词所知太少了，也使得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雅”的姿态下失去了“俗”的力，近见有人考证方言中的古语遗产，如拈出“州”字来大作文章（偏偏又牵涉到了鲁迅），与以上认识恐不无关系。 从西方“Rhetorica”的学术传统来看，斥责也好，辱骂也好，其中所使用的恶言秽语，终究属于语言表达的技艺，西人古代的修辞学著作里常涉及庭讼、政见指斥之类的演说词，难道里面尽是冠冕堂皇的正义和条分缕析的理智，亚理士多德不也说引起听者的羞耻情绪也是必要的么？不过，古希腊人的羞耻观可跟今人不同，甚至和古罗马人都不一样，古希腊语里根本没有淫秽这个字眼儿，因为他们觉得人性情欲都是天然本质的，故而不存在什么性禁忌的耻辱感。一个古希腊人在宴会上不会提及“πέος”，并非觉得不净，而是因为那东西本来就暴露在外面呢。阿理斯托芬的剧中人物全家外出时教奴隶挑着阳具形状的旗竿，张竹明先生翻译的古希腊悲喜剧全集里，不慎将ph错读作d，φαλλὸς变成“德洛斯”，真教我们不知道何“德”之有。阿提卡旧喜剧里太多语涉禁忌的脏话了，这倒是古希腊人特有的风景，从留下的不多作品残篇看，已经颇为可观，诸如δορίαλλος（外阴）、κύσθος（外阴，有时指海中的一种可作染料的物质）、ἀηδονίς（夜莺）、ἀσκός（皮囊）、λειμών（草地）、ὄγμος（犁沟）、Σινδικὸν διάσφαγμα（辛地科斯之裂谷，典出希罗多德，iv 86）、χοῖρος（猪仔）等，居然都是用以指称女性生殖器的字眼儿。古雅典男风炽烈，男人们对话间常直接拿此兴趣开玩笑，罗念生氏所译阿利斯托芬《蛙》一剧里，狄俄倪索斯说他从克里斯塞尼斯的船上回来，赫剌克勒斯便立即抓住这个“包袱”，问他“你也去打海战了？”原文就是καναυμάχησας一个字，本意是以战船首部的撞柱摧毁敌舰的“撞击战”，当时的观众听到这里想必都可以会心，而接下来狄俄尼索斯回答说“我们击沉了十二三艘敌人的战船”，便能令人大发一噱了。同是《蛙》这个剧中，埃斯库罗斯反击欧里庇德斯的序诗为乏味，且奚落说其短长格诗行第五音节之後停顿太多，并得出一个滑稽轻浮的结论，谓如此出现停顿或允许这类语法结构的韵文俱“损失了他的小油瓶”（ληκύθιον ἀπώλεσεν），Lekythos原意指细颈长身的希腊油瓶，学界多以为此处为男性器官的代称（新近学者又开始从辞例角度否认这个观点可靠性，但这也许忽视了秽语产生的临时性语境），于是欧里庇德斯的悲剧措词在埃斯库罗斯的奚落下失去了崇高感。 我们发现，中国早期文学中的詈词往往不是秽语，而古希腊文学里的秽语往往也不具骂詈的意味，阿理斯托芬将村言野语托于神祇、文豪之口，更多在于戏谑的修辞效果，博君一笑而已。罗马人较之于希腊人更明白“羞耻”一义，詈骂之目的，即在于唤起对方这种受辱的感觉。与家庭为主题的罗马喜剧不同，阿理斯托芬的作品中充满了公共场所的事件和对话，而诟谑之语岂能进入女主人主宰的厅堂之上，因而需要另寻蹊径。罗马诗人卡图卢斯被後人封为拉丁文学家的重要前辈，他的诗集最近出版了中译本（李永毅译注），译者在序言中谈到罗马诗歌将性和政治结合了起来，实际上就是以指涉性隐私的语词作为社交中的詈骂语言，由而使得詈词和秽语成了一回事。细读卡图卢斯的作品，发现其中充满了污言秽语，如称“伟人”庞贝是鸡奸犯（cinaedus Romulus），称Volusius的作品为“粪污纸页cacata charta”，看不惯某个叫Egnatius的人，嘲笑此人因牙白而终日欢颜露齿，以致于在人家丧礼上都乐开了花，继而揭示其牙齿雪白的原因，使用的是罗马人骂蛮族常见的脏话：每早起床喝小便漱口。我见北大图书馆收藏早年的哈佛版洛布古典文学丛书，昔日的编辑先生们曾大作删略，尤其是第97、98两首，因出语太露骨，触犯文明之禁忌，更是一度被彻底取消了译文【新版的Catullus则恢复了原貌】。在此也译出第97首（翻译时未见李氏的中译），以便读者由此了解其风格： 求众神助我吧，我老搞不清， 蔼密琉斯的味儿出自嘴巴还是肛门， 上边不见得更洁净，下边也不致更脏， 到头来反是肛门清洁优雅些， 至少它没牙，而他嘴里的板齿有一脚半长呢。 这人牙龈上积了有一车的粪， 还有股骡子牝处尿湿的恶气， 怪不得总是热烘烘的。 此人常交媾，便觉得自己俏皮， 就差没把屁股捐给磨房去当差役。 哪个妞要是摸了他，咱们谁能说她没打算 去舔死牢刽子手令人作呕的屁眼？ 简直有些丧心病狂的模样了。而继承了他某些字眼儿（比如irrumatio）的警铭诗人马提阿尔也同样沉浸于以秽语辱骂他人的文字中，他的作品短小精悍，有时咒骂起人来即使不怎么使用脏字，却一样的具有杀伤力，看他这首不过两行的诗（iii 80）： 阿琵齐乌斯你没有非议他人， 可流言都道你长了条恶舌。 这里所谓的恶舌（mala lingua），当时的罗马人都明白其含义，即谓阿琵齐乌斯作为男人而为同性口交，算是极为狠毒的詈骂修辞了。马提阿尔反复以“nihil negare【你是来者不拒】”羞辱他人（如iv 12，xii 71、79，最後这首提到了fellat一字，揭露对方给男人“口交”），有人和他的情妇通奸，他便威胁情敌：一旦教我抓到你，你就没空讲话了（iii 96），意思与上面的例子是一样的。 希腊罗马文学中这股活泼鲜辣的嘻笑怒骂之力，我们在宋元以後的中国文学里才看得到一点儿类似的东西，象《南村辍耕录》引金方诗“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坚瓠五集》引张伯雨诗“门系龟蒙放鸭船”等俱是。《窦娥冤》中有“歪剌骨”，《西厢记》中有“驴颓”、“弟子孩儿”，《水浒传》中有“马泊六”、“直娘贼”、“咬虫”，《红楼梦》里有“爬灰”、“几巴”、“攮”、“蹄子”（当时妇女的裹足“相当于女性的第三性特征”）等语，俱是俗到了底限，尤其《醒世姻缘传》里“放你家那臭私窠子淫妇歪拉骨接万人的大开门驴子狗臭屁”，可谓叹为观止。以上所引宋元以降的文学语料，都出自《汉语詈词研究》，刘先生没有谈《何典》这部奇书，因小说以游戏文字结构故事，语词鲜涉詈骂，不过里面借用了很多江南地区的亵词秽语，实可移作诃诟之词看的。 谈到《何典》，又绕回到了鲁迅，他为刘半农标点本初版作题记时，便对友人删略俗语、“空格令人气闷”的士大夫气表示不满，就是因为他欣赏“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将“大成至圣先师”翻个筋斗的极大魄力。嘲讽蕴藉端正的士大夫文学传统，当然受到“新文化”诸公的欣赏，开篇小曲《如梦令》的“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已足令吴稚晖大为倾倒。後翻阅钱锺书先生《容安馆札记》（第2则），引英国剧作家、桂冠诗人Thomas Shadwell的“Words are no more to him than breaking wind. They only give him vent”【渠视言词无非放屁，乃发泄之出口耳】云云，以为是西籍中仅见如《何典》卷首一词结句者。故看似游戏之处，实则包含了最大的谑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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