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本文为俄裔美国诗人者约瑟夫·布罗茨基为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集《冬日的交谈》所作序言，刘文飞译，原题“诗歌是抗拒现实的一种方式”。关注超文学输入“布罗茨基”可阅读相关文章《托马斯·温茨洛瓦：三个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诺奖演说：文学的功绩在于确立人的个性》。 目前已接近终点的二十世纪似乎能与各种艺术和睦相处，唯独诗歌除外。从一种较少历史感但较多花哨的角度来看，历史善于将其现实强加于艺术。我们在言及当代美学时，所指仅为历史的喧嚣，这喧嚣或压抑或服从艺术的歌唱。任何一种主义均构成一个证据，或直接或间接地证实着艺术的失败以及那道掩饰失败之耻的伤疤。更粗鲁地说，存在可以决定艺术家的意识，其证据即艺术家的手法。关于手法的任何一次提及，自身便是调整和适应之征兆。 极端的环境要求极端的表现手法，这一信念如今无处不在。可一位古老的希腊人，或一位古老程度稍低的罗马人，或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人们，却可能会对这一看法感到不解。直到近代，表现手法始终未被列入一个独立范畴，它们亦无等级划分。罗马人阅读希腊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既读希腊人也读罗马人，启蒙时期的文化人则阅读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并不去分析与描写内容相关的格律，无论这内容是特洛伊战争、卧室艳遇、亚得里亚动物，还是宗教狂热。 至于文学（尤其是诗歌），任何试图用两次世界大战、热核武器、社会动荡或其他强制形式来证实（或解释）形式和体裁之衰落的尝试，其比例之失调即便不耸人听闻，亦荒唐可笑。一个不带成见的个体，蜷缩于一座能派生出自由诗耗子的躯体之山。面临着要在这个戏剧色彩较弱的人口爆炸时期将这只耗子变成一头神牛之重任，他只会蜷缩得更紧。 对于感性想象而言，最诱人的东西就是间接的悲剧，它会使艺术家生出一种“世界危机”感觉，却又不会面临解剖自我之直接威胁。比如，绘画中各种流派和运动之激增，就恰恰出现于相对和平繁荣的时期。当然，这一吻合亦可归结为这样的企图，即自灾难缓过神来，或厘清灾难的冲击。不过亦很有可能，那些悲剧经历者们往往并不视自己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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