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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艺术的类型主要分有鹿石、石人、青铜器、陶器、骨角器、黄金制品、铁器等，按照现代的标准，一些兵器和工具也可列入艺术品的行列。不过，我觉得其中最具草原特色的艺术品主要包括鹿石、石人、青铜器中的饰牌、青铜器中的铜鍑、黄金制品中的饰牌与饰品等。 草原艺术的装饰纹样涉及几乎所有亚欧大陆上的飞禽走兽，包括上古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种种神兽造型，甚至某些纹样先于草原民族的产生，已经出现在远古的石器时代的文化之中。这些纹样的造型与其载体的材料、式样有关，形成种种千变万化的造型手法。以下我们集中讨论鹿石、石人、铜鍑和饰牌等四种草原艺术品，以及草原艺术的装饰纹样和手法。 1鹿 石 鹿石（reindeer stones/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是指经过加工的碑状石刻，因为上面雕刻一些鹿的图案而得名。鹿石是草原新石器时代具有图腾性质的石碑，可以理解为草原石人的一种雏形。新疆当地人弄不清鹿石上所刻何物，误称它们为“五凤石”，学者们发现它们与岩画上的大角鹿相似，遂称其为鹿石。也有鹿石雕刻了牛、羊、马、猪、驴以及猫科猛兽。有些鹿石在顶部雕刻了人像，而在头部下面则雕刻了动物图案，这种鹿石具有石人的基本特点。新疆一些鹿石顶部雕刻了圆圈加下面的鹿形或神秘的符号，蒙古鹿石上刻有鹿纹、人像、弓箭、箭镞和短剑等，高加索有些鹿石仅雕刻了圆环、点状连接、带状线条、弓箭及符号，第聂伯河流域的石碑上还有一种“杉针”形的脊椎骨和肋骨图案，等等。 俄国人维达林·瓦西里耶维奇·沃尔科夫在《蒙古鹿石》一书里将鹿石分为三类：1．全亚欧类型，没有动物图案；2．萨彦岭-阿尔泰山类型，特点是接近自然“现实”的鹿刻像；3．蒙古—外贝加尔湖类型，特点是装饰性图案化鹿纹样。苏联学者多认为，所有的鹿石都是人的化身，至少最初是人的形式。 鄂嫩哈拉·苏日台说，鹿石来源于斯基泰族，约公元前5世纪初传到西伯利亚，以米努辛斯克盆地（Минусинская Котловина）为中心，在叶尼塞河流域形成所谓“斯基泰—西伯利亚青铜文化”，以后才传到蒙古高原。但新近的研究对鹿石的斯基泰起源说提出了质疑，因为，鹿石的形成期早于斯基泰民族的形成。 根据乌恩的研究，鹿石的产生年代在公元前13世纪—前7世纪之间，限定在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过渡时期，不晚于公元前7世纪。乌恩给出了三个理由，1．鹿石上所刻短剑、管銎斧、弓形器、车以及卷曲成环的猛兽造型都不会晚于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2．阿尔泰石冢和蒙古地区的石板墓文化的建筑材料使用了鹿石，早期铁器时代的石人雕刻也利用了先前的鹿石雕刻；3．我国北方诸多文化年代上限均在公元前7世纪—前5世纪，但它们却与鹿石无缘。 鹿石的纹样在草原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且颇具特色。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Qingeri River）查干郭勒乡什巴尔库勒（三道海子）有巨大堆石冢和若干鹿石遗存，在新疆吉木萨尔、和静、温宿、富蕴、昭苏等地也皆有石冢、石人和鹿石。俄罗斯阿尔让遗址、巴泽雷克遗址所在地、蒙古西部科布多河流域等，还有哈萨克斯坦的七河地区，也有石冢和鹿石遗存至今。 图1 三道海子鹿石 青河县查干郭塄乡，约前7世纪 新疆青河县三道海子鹿石（图1）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一件鹿石从上至下正面为五个大角鹿，另一件为六只大角鹿，三道海子的鹿石顶端相当于石人头部的位置，一般带有大圆圈，这个大圆圈代表什么呢？这种圈纹鹿石主要分布在新疆青河县，还有吉木萨尔（Jimsar）的大龙口等处。林梅村认为，他们就是阿里玛斯波伊人——独目人的大石冢，三道海子的大石冢可能是独目人的王陵。根据希罗多德说，希腊诗人阿利司铁阿斯在中亚的访问路线是，先去天山北麓的伊塞顿人地方，然后是阿尔泰山南麓的独目人地方，接着访问阿尔泰山北麓的格里芬人地方，希罗多德推算阿利司铁阿斯卒于公元前69—前680年之间。如果林梅村的观点成立，则独目人在公元前7世纪已经入主天山，占据了伊塞顿人领地。王博认为，青河县的石人属于独目人，而切木尔切克的石人属于秃头人，属于草原鬼国文化。 这些鹿石可能反映了草原文化的早期宗教—艺术形态，其艺术形象可能是草原图腾的标志，其石碑可能是早期萨满巫师进行祭祀活动的重要象征物。 2石 人 所谓石人是指亚欧草原上各民族的石雕人物造像，主要指地面的墓地石人。鹿石则属于早期的一种草原石碑，具有石人的雏形造型意义。草原墓地一般为大型石冢，分有积石墓、石圈墓、石砌墓和石板墓，历史悠久，石人、鹿石一般就屹立在这些墓地上。 草原石人没有统一的称呼。根据王博、祁小山的归类，大致为：1．墓地石人有草原石人、石刻人像、石雕人像等称呼；2．西方学术界一般用“baba/Баб”（父亲）来称呼它们，该词具有祖先崇拜的含义，也被用来指称南俄草原女性石人；3．少数外国学者沿用古突厥《阙-特勤碑》铭文上的“balbal”来称呼石人，古突厥语“balbal”的意思是指“勇敢的人们”；4．也有学者用古代的“翁仲”一词称呼草原石人，但似乎不太正确；5．还有一种立石不属于普遍情况，在鄂尔浑河流域等地突厥墓地中有数量较多排列规则的立石，可能表示墓地主人生前在战争中的杀人数目，所以有人称为“杀人石”；5．石人也指一些随葬石人。国内学者叫它们“石俑”，即陪葬的偶人，但偶人多为泥制、木制，随葬石人主要见于草原，故随葬石人不能等同于“石俑”，国外称amulet，是护身符的意思，指随葬石人。草原石人更主要的是祖先崇拜，当然也应当含有母神崇拜。 从造型技术的角度来说，草原石人造型具有显著的一致性，石人都是直立的整块的石碑形状，但也有圆雕—石碑、浮雕—石碑和线刻—石碑等几种不同形状。雕刻技术比较原始简单、粗略，一般就是头、上身（带或不带手臂）和腿部上半部，小腿部分一般插在土里，还有少数采取坐姿。 仔细查看石人，在脸部（五官特征和胡须）、帽子、胸部装饰、酒杯、腰带、佩刀等细节，还是具有很多的差异，通过这些差异可以辨认出各种地区特点。亚欧草原石人造型具有广泛的文化关联，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由于草原早期文化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资料，这些石人、鹿石便成为研究草原文化的宝贵资料，通过把石人与古代的雕刻和佛教的石窟艺术壁画等加以比较，我们从中有可能寻找到确定他们族属的一些线索。 图2 新疆切木尔切克县喀依纳尔乡石人，战国至西汉时期 图3 青河县巴斯克阿克喀仁墓地石人，阿勒泰博物馆，引自王博、祁小山 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草原发现一石人手持角杯，造型和黑海斯基泰类型的石人几乎完全一样，如冬宫一楼展出有捷尔诺夫卡村（Терновка）出土的这种类型的黑海斯基泰石人（前5世纪），这说明草原石人具有广泛的传播性。新疆北部阿勒泰市西南克尔木齐小镇切木尔切克乡，存有青铜时代的喀依纳尔1号墓地，其第5号石人之圆脸如宇航员帽沿（图2），类似的还有青河县巴斯克阿克喀仁墓地石人，也有像宇航员的（图3）。还有一些突厥时期的石人，如新疆昭苏县小洪那海的石人，其背后刻有竖写的粟特文字。 石人、鹿石一般矗立在草地的空旷地带，有些墓地呈圆形，或有环形石墙，或以小石碑在圆形内排列为十字形行列，石人矗立在墓地中央，或排列圈外作为引导，或在墓地中有巨大堆石冢，等等。 如果说鹿石反映了早期草原宗教形态的自然特色，那么，石人应可视为这种自然属性逐渐过渡到对人自身的关注和认识，它们有可能是部落的天神或部落领袖的象征。 3青铜鍑 青铜鍑在西方文献中是大锅（cauldron/cadron；котёл）的意思，在我国古代文献里写成“鍑”。基本造型为双耳，高圈足和深腹，为古代草原民族广泛采用的用品。其耳部、腹部有很多变化造型，具有重要文化意义。 青铜鍑曾经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斯基泰人的发明，认为游牧文化大多源于斯基泰。也有人说青铜鍑起源于南西伯利亚。还有人认为塔加尔文化的青铜鍑源于北高加索和南里海沿岸，后传入南西伯利亚。很早就有人认为青铜鍑起源于中国青铜文化。这些观点长期不能得到一致的认识，它们都没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证据。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证据。表明青铜鍑可能起源于中国北方，然后传到漠北鬼方、玁狁等前匈奴各支，并通过草原传到塞克、斯基泰人等各民族。如果确认是从我国北方传入斯基泰，青铜鍑的意义就不仅限于游牧文化，也就包含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图4 山西闻喜县上郭村出土之青铜鍑，春秋早期 1974年，陕西岐山县王家村出土一件西周晚期青铜鍑（前9世纪末—前8世纪初），环耳顶端有一乳突，耳部饰有回纹，圜底圈足。同时还出土了銎柄直刃剑。1975年，北京延庆县西拔子村发现一件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的青铜鍑（前9世纪—前8世纪）。这两件铜鍑是我国境内现知较早的青铜鍑。在其他地方，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公元前7世纪—前5世纪不同时段的青铜鍑，如山西闻喜县上郭村出土了一件春秋早期的铜鍑（图4）。 乌恩指出：“由此可见，定型的双耳圈足铜鍑最早出现于中国北方，它的真正创造者应该是靠近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北方少数民族，当后来游牧业形成后，这种适合游牧生活的炊具便向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人中广为传播。” 1981年，陕西扶风下务子村出土师同鼎，青铜铭文记载了与戎人的一次交战，其中提到缴获戎人50件“铺”，“铺”指圈足镂空的豆形器。郭物说，也许“铺”就是周人对北方民族使用青铜鍑的称呼，或者青铜鍑圈足的设计可能受到中原圈足器的启发，根据青铜铭文，可知战斗发生在西周中期，这个年代早于中国境外发现铜鍑的年代。郭物认为：“铜鍑的起源地可能应当在周朝北方”，“很有可能，活跃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北方人群在西周中晚期已使用带圈足的青铜鍑”。 根据这些观点，青铜鍑自商代被发明以来就已流传于北方，平底或圜底的鍑形器可能是从西周中期被装上了圈足，而圈足在陶器中很普通，青铜鍑圈足的造型应当来自陶器。
青铜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各种不同样式的器耳，主要类型大致是，1．环形无乳突；2．环形单乳突或三个乳突的；3．山字型耳；4．山字型与蘑菇形耳；5．蘑菇形耳；6．方形耳；7．桥耳；8．动物形耳。 图5 1.兰州湾子石结构建筑出土铜刀；2.青龙抄刀沟窖葬鹿首弯刀；3.卢里斯坦发现的羊形贡针；4.巴里坤南州湾子石构建筑出土的铜刀（从上至下） 关于青铜鍑器耳乳突样式的起源，有各种不同解释。有人认为，起源于商代晚期北方民族的环首刀柄端圆环，至西周中期被移到青铜鍑的器耳上，草原民族短剑和刀的柄端装饰圆环和乳突是一个长期现象，存在于各个不同的早期草原文化之中。河北青龙抄道沟发现有一种三突小刀（图5-2），新疆巴里坤南州湾子出土有单乳突环首刀（图5-4），兰州湾子石结构建筑出土铜刀也为单乳突（图5-1）。辽宁抚顺望花村出土的《环首刀》（商代晚期，图6）也是三突小刀。陕西岐山出土的一件青铜鍑耳朵顶端有一个乳突，被认为是迄今最早的青铜鍑，特别是卡拉苏克文化发现的一个角形器上有一个单突，被认为是对动物犄角的模仿，可能与青铜鍑的耳突造型起源有关。卢里斯坦发现的伊朗早期青铜文化羊形贡针也是类似的犄角乳突（图5-3）。郭物说，“由于带突鍑耳和带突铜刀之间的相似性和时代上的共存关系，因此，游牧民族在小刀上装饰突起和在青铜鍑耳朵上装饰乳突根源于同样的想法。” 图6 商代晚期环首刀，辽宁抚顺望花村出土（引自《中国青铜器》） 图7 塔加尔文化出土之青铜鍑 乳突被引入青铜鍑后，逐渐得到发展。中国北方和新疆主要是单乳突的铜鍑，南西伯利亚、里海、北高加索、黑海有一突和三突耳青铜鍑，以后耳突被不断加大、加多，并发展出其他形状。如塔加尔铜鍑乳突为蘑菇状，有单突和三突（图7）；南西伯利亚铜鍑与狄人铜鍑相似。阿尔让青铜鍑耳形为双联圈耳，每一个圈上各带一个乳突，还有一种是方耳。斯基泰铜鍑分有两大类，一类为圆环或半圆环饰乳突，一类为沿口除耳以外另装动物铸像，装饰动物铸像的铜鍑是黑海的一个特色。俄罗斯冬宫斯基泰展厅有一个过道专门展出种种不同造型的黑海斯基泰青铜鍑（图8）。萨尔马提亚铜鍑可分为三类：一是动物耳，绳纹；二是三乳突、绳纹；三是三乳钉形耳，尖锥状鍑底。 图8 黑海斯基泰青铜鍑，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展厅一角，沈爱凤摄 塞种铜鍑的耳一般不直接立于沿口，而为半圆形肩横耳。 狄人铜鍑多为环状单突耳，匈奴鄂尔多斯铜鍑有方耳、二突方耳、三突方耳（山字形）等。诺音—乌拉的匈奴铜鍑为桥耳样式。 新疆铜鍑出土不多，但形制差异较大，有肩横耳、圆环耳、山字耳等等，说明为不同部族之遗存。 在不同地区，不仅铜鍑的耳朵在变化，鍑身纹样也在变化。我国北方的铜鍑鍑身纹样有些类似商周青铜器纹样，而远在黑海的斯基泰民族则常常使用来自希腊的枣椰—忍冬纹饰等，这说明各个不同地区的草原民族会受到邻近伟大文明的深刻影响。 4青铜和黄金饰牌 饰牌艺术是草原各民族共同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在我国古代北方各民族如匈奴、鲜卑族和东胡各族等，均有大量遗存；在中亚塞种、黑海斯基泰等民族中也有大量遗存。饰牌艺术主要运用于贵族和武士的衣饰，或运用于祭祀或墓葬，其中黄金制作的饰牌属于王族显贵的衣饰或祭祀物品，这些饰牌使用浮雕、透雕或铸造技术完成，上面雕绘着各种动物造型。希腊人、罗马人和中古俄罗斯人的王族衣饰上也使用同类的装饰品。 鄂嫩哈拉·苏日台认为，青铜饰牌兴于东胡，盛于匈奴，结束于鲜卑。 从新近发现的各种材料看，早在斯基泰和匈奴民族登上历史舞台以前很久，青铜饰牌文化早已在蒙古的东部地区开始，然后向北传播到叶尼塞河流域，向西一直传播到西伯利亚、黑海，并也从黑海、西伯利亚回传文化。随着印欧部族的东迁，随着大月氏、匈奴族等族的西进，双方的艺术因素得以产生相互影响。 鄂尔多斯高原各地出土有大量匈奴时期的青铜饰牌和黄金制品，包含的动物纹样有龙、虎、牛、鹿、马、羊、鹰、刺猬等。辽宁西丰县西岔沟、陕西西安客省庄以及西伯利亚等地出土的饰牌中，还常见有描绘匈奴人驾驶马车、鹿车或表现战争、狩猎的情景，从中可以看到匈奴人的人种、衣装和风俗等情况。 鄂尔多斯高原阿鲁柴登出土的虎鸟纹牌饰（前3世纪，图9）与斯基泰、塞种大角鹿处理手法大同小异，虎的头上也长出了大的鹿角，鹿角的顶端环列八个小的似鸟的兽头，说明这种手法在整个亚欧大草原很常见，相互影响。这种夸张大角的鹿纹也见于阴山的岩画。 图9 虎鸟纹饰牌之一，战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阿鲁柴登出土，内蒙古博物院，沈爱凤摄 吉尔吉斯伊塞克古墓（Курган Иссык，前5世纪—前4世纪）及周边地带也出土有精美的透雕塞种饰牌（图10），表现鹿、羊、狼等动物纹样，饰牌上间有精美的宝石镶嵌。 图10 伊塞克鹿角鹰头猛兽黄金牌饰，公元前5—前4世纪，哈萨克科学院考古博物馆（引自俄文版资料） 斯基泰的饰牌也异常精美。黑海亚速海北岸梅里多波尔（Мелитополь）地区发现一件《斯基泰众兽相搏金盘》（前4世纪，图11），整个饰牌用浮雕形象表现了许多动物在一起搏斗的情形，生动反映了猛兽们袭击食草动物的激烈场面。
图11 斯基泰黄金大饰牌，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沈爱凤摄 从以上讨论来看，草原艺术的类型是草原生活的直接产物，它们没有任何一件是专门用来作为现代人意义上的艺术目的而发展起来的，说明古代艺术就是古代人民生活的直接体现。
最后，我们再简要讨论一下野兽纹样。草原艺术纹样以大角鹿、马、虎、豹、狼、野猪、牛、羊等为主要表现对象，也常见有西亚或希腊传来的格里芬、斯芬克司造型，以及中国的龙、凤凰造型。 草原野兽风格造型主要有以下几种造型方式：（1）夸张重复鹿角的手法；（2）混合各种动物于一体或在一大的动物身上重复小动物的造型；（3）环形和旋转的造型；（4）上古神兽造型的变化造型；（5）方形的装饰图案；（6）其他手法，如一人双兽造型，或如单独的顶饰。以及其他种种造型。 1夸张重复鹿角的造型 草原艺术家以夸张和重复的手段塑造出鹿角造型，把鹿角的主枝拉长到等身长度，同时重复许多鹿角分枝。这种造型出现在许多草原文化的无数作品之中，其起源早于斯基泰民族的出现，例如图瓦的阿尔让古墓就有大角鹿的造型。 北高加索地区的科斯特隆姆斯卡亚古墓（Костромская курган）出土的大角鹿黄金牌饰（前6世纪早期，图12上），最鲜明的特点为沿长长的鹿角主枝重复了九个三种连续的小分枝排列。匈牙利布达佩斯博物馆也藏有一件作品（前4世纪，图12下），与科斯特隆姆斯卡亚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形状稍稍被拉长。
图12 斯基泰黄金大角鹿，上为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公元前6世纪），下为匈牙利布达佩斯博物馆收藏（前4世纪） 大角鹿和羚羊是极常见的草原造型，几乎在各个地方，这种造型的杆尖比比皆是，另外许多鹿石上皆有这种鹿角的连续重复。与斯基泰民族同期的中亚和我国北方早期铁器时代的若干文化中也多见有大角鹿造型。如鄂尔多斯高原阿鲁柴登出土的虎鸟纹牌饰（前3世纪）与伊塞克湖的鹿角鹰头猛兽透雕黄金牌饰大同小异，虎的头上也长出了大的鹿角，鹿角的顶端还环列八个小的似鸟的兽头。这种夸张大鹿角的鹿纹也见于阴山的岩画。 2混合各种动物于一体和重复小兽的造型 混合各种物种于一身的造型手法是草原艺术的重要手段。巴泽雷克人皮刺青图案上的各种兽角造型与大角鹿造型风格相似，但动物种类却是混合的，一个动物的造型往往包含了若干不同动物的造型（图13）。
图13 巴泽雷克古墓墓主身上的部分纹饰线描，原件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古墓出土的一件鎏金神兽双羊纹铜牌饰极为精彩，在一个带角怪兽身下，有一对相向卷曲着的盘角羊，整个牌饰的上端，也就是怪兽的背上连续排列着九个牛头，这种造型显然受到大角鹿造型和排列小兽头传统的影响，这件作品将草原一些典范造型手法集中体现了出来，包括猛兽袭击食草动物的主题，排列小兽手法，盘角绵羊前后肢体反转处理等。 在尾部或其他部位重复若干小兽头，是草原纹样的特点之一。在北高加索地区克列尔梅斯基古墓（Келермесский курган）出土一件豹子黄金牌饰（前6世纪早期，图14），最具有造型意义的是在豹子尾巴上重复表现了六只小豹子，豹子的四只爪子也很有意思，抽象难解。
图14 豹子黄金饰牌，克列尔梅斯基古墓出土，前6世纪早期，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沈爱凤摄 中亚图兹达克谷的狼造型的手镯（Урочище Туздак，前3世纪），沿着狼的背脊直到尾部，连续装饰着十个重复的鸟嘴小兽头，具有浓厚的塞种特色。 3环形和旋转的造型 草原艺术中，首尾相连的类龙形动物造型很多，这与上古环形艺术造型可能具有关联。 在“野兽纹样”青铜（或黄金）牌饰中，有一种比较规范的圆形适合纹样铸件类型，多表现动物卷曲成首尾连接呈圆形的造型。如阿尔让龙形猛兽（青铜铸件，前9世纪）头尾相联。 圣彼得堡冬宫有一件克里米亚库拉科夫古墓（Кулаков курган）发现的斯基泰时期的卷曲的青铜野兽（前5世纪，图15），造型类似阿尔让青铜龙（图16），但更复杂一点。内蒙古征集的匈奴作品中也有类似的头尾连接的虎纹环状造型牌饰（伊克昭盟地区征集品，西汉）。
图15 蜷曲的青铜野兽，克里米亚库拉科夫古墓出土，公元前5世纪，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引自俄文版资料）
图16 头尾相联的野兽牌饰，青铜，公元前8世纪，阿尔让1号古墓出土，俄罗斯图瓦博物馆 在亚欧草原，这种卷曲的动物造型，可能应追溯到内蒙古兴隆窪文化和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牛河梁红山文化。新近二十年来在内蒙古兴隆窪文化遗址（前7千年—前8千年）出土了大量精美的C形玦饰（图17），这样玉文化的成熟期至少在距今八千年前，而后扩散到山东、浙江等地，以及今俄罗斯滨海一带、日本列岛，甚至远达东南亚。红山文化的玉猪龙造型（图18）则稍晚一些。根据草原“野兽纹样”中的圆形纹样首尾衔接类型，它们很可能受到了红山文化的影响。从最早的C形器到青铜时代的草原环形动物纹样，中间一定经历了很多阶段，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这是东亚才有的特色。
图17 兴隆窪出土玦饰，前6000年
图18 红山文化白玉猪龙，辽宁省博物馆，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000，沈爱凤摄 草原民族的纹样具有神奇诡异的复杂构思，特别是旋转形的动物造型，且有很多变形夸张的处理手段，甚至将前半身和后半身扭转180°，这种装饰手法，是为了夸张动物奔跑的速度。 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男主人全身刺青的完整人皮被保存下来，现藏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其双臂、小腿部以及胸、背局部皆绘有精美图案。特别是双臂上的各种混合造型的奔跑动物，特点即前后身扭转180°。 这种夸张的手法充分表反映了游牧民族对动态的敏锐观察力，这是草原造型的一个独特之处。 4上古神兽的变化造型 上古西亚神兽造型对草原的影响很大，例如西亚的双马神、格里芬造型，还有中国的龙和凤凰的造型，它们在草原也获得了新的生命。 阿尔泰地区图尔克塔古墓（Туэктинский курган）1号墓地出土了一件木雕格里芬（前6世纪），为一个正面的头部和站立的双前腿，外加两边展开的对称的各半个侧身位的身体造型，包括各一个前腿和蹲踞的一个后腿。 亚欧草原艺术中的猛兽和猛兽袭击偶蹄目动物的形象是最鲜明的草原形象之一，从黑海之滨到鄂尔多斯高原，见于白种人和蒙古种人各民族文化。猛兽袭击偶蹄目动物最初形成在西亚上古文化之中，后传到草原，被改造成了种种草原特有的形式。 斯基泰民族钟情狮子、豹子与鹰头格里芬的造型，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表现鹰头的格里芬袭击马匹等造型。 前匈奴和匈奴等民族则钟情于老虎、龙、凤凰、和鹰（纯粹的鹰）的形象。但同时阿尔泰文化中不仅见有格里芬和斯芬克司，也常见有凤凰造型。如巴泽雷克古墓出土有凤凰和斯芬克司在一起的古老丝织品（前5世纪，图19），还有一个如鹰如凤凰似的格里芬头部木雕（图20），用于部落首领冠顶饰件。阿尔让遗址出土的联体双鹰头可能是鹰化了的格里芬形象。
图19 巴泽雷克遗址丝绸凤凰和斯芬克司
图20 巴泽雷克的类鹰（格里芬）木雕，公元前5—前4世纪，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沈爱凤摄 5方形的装饰造型 方形装饰造型是草原饰牌最普遍的形式，实际上就是方形的适合纹样。 鄂尔多斯高原各地出土有大量匈奴青铜饰牌和黄金制品，包含了虎、牛、鹿、马、羊、鹰、刺猬、龙，最著名的就是鄂尔多斯高原阿鲁柴登的四虎食牛金饰牌，在这个作品中，牛的尖角甚至刺穿了虎的耳朵。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彼得大帝藏品”有一件透雕镶嵌双龙纹金牌饰（前4世纪—公元4世纪），其造型与宁夏同心县出土的匈奴龙一样，是方形的秦汉龙透雕造型，说明中国龙的造型早已传播到草原和中亚。
图21 双马纹青铜镀金带扣，鄂尔多斯出土，公元前3—前1世纪，大英博物馆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土的一件双马纹青铜镀金带扣（前3世纪—-前1世纪，图21）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影响，双马相对，为标准的对称纹样，两马长出了西域通行的双翼，其顶上各排列着四个即一共八个鸟嘴小兽头，并使之与马尾相互连接，这种方式显然是草原大角鹿—连续小兽装饰造型的变化形式。 6其他手法和造型 草原民族在黄金装饰品的制作上，往往制作出许多动物纹样的预制件，以供镶嵌。如阿尔让出土物中不乏大量重复小型虎豹、野猪、兔等造型的金饰零件，这些动物小零件是黄金项圈的镶嵌预制件。从小零件上看，阿尔让风格的虎豹有点憨态，头和爪特别大。在阿尔让出土的黄金大项圈（图22）上，分两个部分，较粗的长方弯柱一段，可以看到许多重复的兔形铸件镶嵌，某些地方有脱落现象；而较细的圆柱圈一段，则雕刻了紧挨着的马、牛、羊浮雕，整个项圈非常精美耀眼，看来它是一件王族的物品，应该是权利的象征。可见，斯基泰—塞种、匈奴等中亚北部草原各族黄金制作水平非常高超。
图22 阿尔让遗址出土的黄金大项圈，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引自俄文版资料） 还有种种杆尖顶端，装饰了种种动物造型的青铜圆雕或饰牌。在各种工具、兵器，如高加索出土的青铜斧和我国北方出土的青铜短剑上多刻有野兽纹样。在各种草原毛毡制品上，如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马鞍、地毯和壁毯等物品上，也装饰了各种动物造型。 其他种种造型还有很多，这里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通过上述的讨论，草原艺术的“野兽纹样”堪称世界艺术史上最精美的动物造型，草原艺术的种类实际上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展现，一望无边的草原看似单纯、简单，但通过对他们生活物品的分析，通过对其中的野兽纹样的认识，我们可以发现，草原生活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内容，草原文化蕴涵了高度发展的智慧。 通过对草原艺术种类和草原野兽纹样的讨论，我们对草原艺术的总体特征应有以下一些认识： （1）在草原艺术种类中，鹿石、石人、饰牌、黄金饰品、青铜鍑等是最适合草原文化的艺术形式，具有典型意义。 （2）草原“野兽纹样”堪称世界艺术中最精美最典范的动物造型，尤其是饰牌艺术，在有限的尺度内，草原艺术家发挥了无比的智慧，甚至表现了惊心动魄的大场面。 （3）草原文化吸收了来自各重要文明的艺术因素，并有自身的原创艺术形象，把两者发展到几乎完美的境界。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草原文化实质上也担负了东西方各大文明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 （4）我觉得，草原艺术在文化的意义上并不亚于其他文明中的那些巍峨建筑，因为这些鹿石、石人和青铜饰牌，虽然很小，但它们却见证了人类在寒冷、荒凉和广袤的北方大地上顽强生活下去的智慧、意志，在那样物资严重匮乏的严酷环境里，他们竟也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精美艺术品。 最后，以张朋川先生为我所写书评里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他说：“亚欧大草原的文化艺术好像散落各方的明珠，一旦串连起来，就显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草原文化的风如果总吹不进美术史的殿堂中，我们的艺术就会远离质朴，疏远了生命的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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