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瓷窑村的发现看唐代定窑的兴起

由瓷窑村的发现看唐代定窑的兴起

杨敬好    张建锁

【关键词】李岸墓志；马万伦墓志；定窑；瓷窑村；唐代

【摘  要】李岸墓志和马万伦墓志分别出土于河北曲阳定窑遗址附近。其中李岸墓志发现于铁岭北村，志文显示其葬地在“瓷窑村北二里”；马万伦墓志发现于岗北村村北，志文显示其葬地在“瓷窑村西六里”。由这两方墓志可推知唐代的瓷窑村在今北镇村附近，而定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也证实北镇村、涧磁村遗址区为定窑的重点生产区域，而且都发现了堆积厚、分布广的唐代遗迹、遗物。瓷窑村的确定，可推知当地的瓷器生产在唐代已有相当规模，从而可断定定窑初创期不会晚于唐初或更早的时期。

21世纪初，在曲阳县慧炬寺发现刻于唐永贞元年（805）的《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以下简称《纪德碑》）后，我们撰写了《唐定窑瓷生产规模佐证》一文，发表于2006年11月29日的《中国文物报》^[1]上，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纷纷撰文就碑文内容进行了研究^[3—5]。这使我们对《纪德碑》碑阴题记中“瓷窑冶”“石城冶”“恒山冶”“白土冶”“白堡冶”等问题的研究更有热情。2014年4月，在定窑遗址附近的灌城村发现唐乾符四年（877）张少荣墓志后，笔者又撰写了《唐中后期定窑管理的探讨》^[6] 一文。近年，定窑遗址新出两方唐人墓志，志文中分别提及“瓷窑村”，从发现位置看，均指向今北镇村附近，故我们推测至少在唐代，这里已形成以烧造瓷器为业的聚居区。现将两方墓志录文如下，同时提出对唐代定窑兴起的不成熟认识，还请方家指正。

一

墓志录文

1.唐李岸墓志     

十多年前村民取土时发现于铁岭北村原砖厂附近，2016年初入藏曲阳北岳庙。为泥质灰陶，志、盖均为方形，长35厘米，宽 35厘米，厚5厘米。志盖盝顶，顶面分三列阴刻楷书 “大唐故陇」墓志铭”（图一）；志文共14行，满行21字，阴刻楷书，约计260字，有的字已损毁，但全文大意基本明了（图二）。录文如下：

大唐故陇西李府君□□□」。□高阳帝颛顼之苗裔，上党太守□之□」绪。府君讳岸，三代祖讳显□，考讳□。德」高不仕，继先人之□志，游云溪，却尘世，得虚□□」。心往老□，访友葛洪，遂家于博陵焉。府君□」 垂之年，宴闲私弟凡一纪余年。呜呼！天萎哲人，以大中七岁八月六日寝疾于瓷窑里之私弟，临终秉□」，享年八十有三。里人相吊，□□□子□之□□。夫人太」 原王氏，有子二人，长曰元旱，次曰□。孙二人，长曰□方，次」曰□。□府君之遗命，大中九年八月十四日葬于曲阳」县敦信乡瓷窑村北二里，墓而不坟。词曰：」 府君高道兮伟欤，节行孤标兮可书。归尘世兮悟□□，」□人葬兮□□临。□□秉兮□永辞，夫人令奉兮□□，」□□□□思□对山水一松柏悲风□□□□□。

图一    瓷窑村李万墓志盖    

图二    瓷窑村李万墓志

2.马万伦墓志    

出土于定窑遗址附近的岗北村村北，1997年上交曲阳县文物保管所保存。白石质，无志盖，长48厘米，宽48厘米，厚10厘米。因刻字风化较重，之前未曾识读，发现李岸墓志后，对此志进行了认真清理和解读。志文共16行，满行23字，约计310字。阴刻行楷书，字显晋唐之风，儒雅飘逸。第二至第七行大部分字无法识读，但这些缺字大多为其祖先渊源的介绍（图三）。录文如下：

唐故扶风马府君墓志铭并序。」公讳万伦，□□□□扶风□伯益之后也。洎六国时赵」奢封为马服君，其氏□□□□□逐位。今为博陵郡」曲阳县瓷窑村。祖讳朝干，并」道□□人□行逸□□□□□□□□长子也。志」敦□□□□□于并□□□□□□□□其敬让天」之辅德□□□□倏忽之间以归幽壤，□咸通十年」三月一日倾谢于瓷窑村之私室，享年五十□□。」夫人陇西李氏，肃敬贤夫，如对大宾。孝养舅姑，同于天」地。□□□经，容悴形枯。嗣子三人：长曰元□，次曰元捷，次」曰□□。女二人，长曰四娘子，次曰六娘子。暨婴长□企合礼文」□新妇许氏。孙男德郎，孙女十娘。以明年仲冬之月十八日」丙寅，乃奉  府君之柩于瓷窑村西六里，而就其坟垅。」是以虞陵薮□改，草刊贞璜以传世。其词曰：」滇□□尚，□德□通。其容瑰伟，其□□垅。穸台已奋，」世遵余风。鹤悲松槚，云□长空。

图三    瓷窑村马万伦墓志

二

确认“瓷窑村”的位置

由墓志可知，李岸死于大中七年（853），九年（855）“葬于曲阳县敦信乡瓷窑村北二里”。据墓志发现者介绍，李岸墓志发现于铁岭北村原砖厂附近，向南约1公里即为现在的北镇村。马万伦死于咸通十年（869），志文中有三处提到村名，经与李岸墓志对照，可推知马万伦家住“博陵郡曲阳县瓷窑村” “倾谢于瓷窑村之私室”“于瓷窑村西六里而就其坟垅”。自马万伦墓志出土地岗北村向东约3公里即现在的北镇村附近。这两方墓志均指向同一个地方，应该可以确认，唐代的“瓷窑村”就在今北镇村附近。

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2009年，文物部门曾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1960年底至1962年5月，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在涧磁村东北1.5公里许即旧北镇村北的恒河西岸第一台地上进行了试掘[7]。20世纪80年代的发掘未出报告。2009年在北镇村、涧磁岭、涧磁西、燕川村四个地点进行发掘，其中涧磁岭发掘区分为A、B、C三个小区， A区位于涧磁村北、北镇村西，发掘简报已发表[8]。这三次发掘都发现了堆积厚、分布广的唐代遗迹、遗物，充分证明了北镇村、涧磁村遗址区为定窑的重点生产区域。

因此我们相信，李、万二墓志中记载的唐代“瓷窑村”，在现今的北镇村一带确凿无疑。

三

“瓷窑村”发现后的启示

1.“瓷窑冶”是设在瓷窑村管理瓷窑务的机构

截至目前，曲阳县未发现唐代之前有制瓷业，因此“瓷窑村”不可能是因唐之前的瓷窑遗址而得名，推测是此地有了制瓷业后，制瓷艺人及其家属逐渐聚集，形成了村庄，“瓷窑村”就诞生了。

井陉窑窑址周边发现的唐五代碑志中有“天长冶”“盘龙冶”的记载，刘成文等认为是管理瓷窑务的机构，是因地而名[3]。因此我们认为，《纪德碑》碑阴中的“瓷窑冶”应是唐代义武军设立在瓷窑村的管理定窑瓷窑务的机构。

2.定窑初创期不会晚于唐初或更早的时期

孟繁峰、黄信认为，“瓷窑冶”的设立至迟应在782—805年之间^[5]。唐代义武军在瓷窑村设立管理定窑瓷窑务机构的“瓷窑冶”之前，瓷窑村应该已非小村庄，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居住。据清光绪《重修曲阳县志》中《山川古迹考》记载，唐代开元年间瓷窑村已建有法兴寺和白雀寺等宗教活动场所[9]，说明当时的瓷窑村已有较大规模。而形成这样较大的村落应该需要较长的时间，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定窑已经有了较长的生产阶段。因此，我们初步推断定窑初创期不会晚于唐初或更早的时期，这也与当地不时有唐早期瓷片和隋青釉瓷出土相吻合。当然，这一结论还需要考古发掘来进一步验证。  

3.“瓷窑冶”管理瓷窑务后，唐代定窑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义武军在瓷窑村设立的“瓷窑冶”，主要管理北镇村、涧磁村一带的瓷窑业。“瓷窑冶”不但上层管理机构庞大，人员众多^[5]，中、下层管理和技术人员亦由义武军人员担任，如出土于灌城附近的唐张少荣墓志称：其父为“瓷窑冶”百人将，本人为正虞候兼知冶将，其子为将虞候兼务冶课 ^[6] 。而张少荣死于“冶西馆弟”，说明“瓷窑村”附近还建有后勤服务机构^[6]，为不在当地居住的制瓷艺人或来此办事的人员服务。义武军的管理使定窑在资金、人才、销售、治安、服务诸方面得到了有效保障，促进了定窑的快速发展。唐末，定窑生产出了以“官”“新官”款为代表的优质白瓷，成为与邢窑并驾齐驱的北方知名窑口，从而为五代的进一步发展和宋金的鼎盛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丽敏，张建锁.唐定窑瓷生产规模佐证［N］.中国文物报，2006-11-29.

［2］孙继民，王丽敏.唐后期手工业管理重要史料的发现及其意义：《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题记试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3）.  

［3］ 刘成文，吴喆，孟繁峰.井陉窑“官”字款、窑冶官及相关问题［C］// 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故宫博物院八十七华诞定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故宫出版社， 2014.

［4］冯金忠.《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所见唐代之定窑［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3）.    

［5］孟繁峰，黄信.唐后期的定窑是藩镇义武军官窑：也谈《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有关题刻［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2）.

［6］王丽敏，张建锁，杨敬好.唐中后期定窑管理的探讨［N］.中国文物报，2015-3-13.

［7］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J］.考古，1965（8）.

［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保所.河北曲阳县涧磁岭定窑遗址A区发掘简报［J］.考古，2014（2）.

［9］ 周斯億.重修曲阳县志：山川古迹考［M］.1904（清光绪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