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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年前的九月底，一年中天气最好的时候，谭嗣同死于北京菜市口，很少有人知道，他就出生在菜市口不远处的烂漫胡同，从生到死，只有区区几百米。 倒是他死后，家人大费周章，千里万里的，把灵柩从北京运回长沙，再走水路转回浏阳，埋在一个小山丘上，叶落归根四个字，何其沉重。 这个小山丘我去过，其时也是秋天，我们正好做一个谭嗣同的电视节目，一行人掐着表，赶在太阳落山前，拍摄了谭嗣同的墓地，墓碑写着“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府君之墓”，墓前还有一对石马。 我一直很害怕悲剧，巴不得了解过的每个人物都寿终正寝，每个故事都波澜不惊，谭嗣同显然不是这样，他才活了三十四岁，做了二十天的中宪大夫，简直什么都没来得及干，一生就结束了。 他所有的璀璨光芒，只是一死。 谭嗣同是位贵介公子，他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甚至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湖广总督，这样的职位，在当时很不低了。 谭继洵对妾室很宠爱，妻妾之间长年不和，谭嗣同的母亲虽是正室，却丝毫不占上风，甚至说过“等孩子大了，我死都放心了”这样的话，个中艰难，可见一斑。 一八七六年，谭嗣同十二岁，北京发生一场大瘟疫，他的母亲、长兄、二姐，都染病身亡，谭嗣同自己也昏死过去三天，最后凭借强大的免疫力才活转过来，这场瘟疫，很可能就是白喉。 直到十几年后，德国医学家冯·贝林发明血清疗法，白喉才有了治愈的希望，冯·贝林也因此获得了首届诺贝尔奖。谭嗣同当时靠免疫力逃过一劫，实属侥幸，因为这场灾难，谭继洵给儿子取字“复生”，真的是死而复生。 母亲和兄长去世，庶母持家，可想而知谭嗣同接下来的日子有多难过。我读过大量和谭嗣同相关的著作，从文化、侠义，乃至革命的角度，讲述谭嗣同轻生死的伟大，实质上，他可能因为家庭环境的缘故，一直就不怎么看重生命。 他的婚姻也不幸福，电影《谭嗣同》中对他的妻子李闰着墨不少，但大都是虚构的，剧作家欧阳予倩曾经撰文说，谭对于这桩婚事并不满意。欧阳予倩的爷爷是谭嗣同的老师，如此隐秘之事，欧阳予倩不至于乱写。 谭嗣同年长之后，大部分时间都没和父亲呆在一起，而是游历全国，甚至还去了一趟台湾，足迹八万里，堪绕地球一周。与此同时，他父亲的官越做越大，从甘肃布政使做到湖北巡抚，当时的湖广总督是张之洞，强势得很，督抚同城是清代著名的官场弊病，动辄相互diss，谭继洵的日子过得也很憋屈，“谨饬自保而已”。 谭继洵升任湖北巡抚不久，江西义宁人陈宝箴任湖北布政使，他还曾经给谭家人看过病，陈宝箴与儿子陈三立关系极为亲密，与谭氏父子截然不同。 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这件事对士大夫阶层刺激极大，三十一岁的谭嗣同开始广泛结交维新人士，他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并且自命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他对康有为的崇拜，来得快而且迅猛，令人惊诧，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他这样评价康有为： 传孔门不传之正学，阐五洲大同之正理，三代以还一人，孔子之外无偶。 这几乎就是康有为自我期待的理想形象。 康梁师徒确实走在时代前列，他们早年的政治思路，远比“维新变法”离经叛道得多，参与公车上书、推动成立强国会的同时，康梁已经在物色王朝变革后的新人选。梁启超与谭见面后，私底下给康有为写信，称谭为“伯里玺之选”，伯里玺天德是President（总统）的音译，这封信是后来清廷从康家查抄出来的，假如信件并非伪造，那么，梁启超对谭嗣同的寄望，应当不止于普通的同志之士。 次年，谭嗣同奉父命捐官江苏知府，此后在南京呆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时任两江总督的是湘军元老刘坤一，谭氏的安排不为无因。候补知府相当于拿到了做官的资格认证，但没有实际职务，也没有薪水，通常守在总督或者巡抚驻地，等候临时安排的差遣，以此累积资历，当然也不乏趁机捞钱的。谭嗣同是巡抚家的公子爷，这种具体而微的工作，他显然瞧不上，也不想干，因此做得很苦恼。 苦闷之中，谭嗣同拜杨仁会为师，沉迷于佛学，友人日记中对此多有记录。现存谭嗣同照片，有一张被放得很大，置于故居正堂中，其实原件是谭与梁启超、孙宝瑄等人的合影。照片中，谭肩批袈裟，双手合什，与其他六人姿势都不一样，正是他当时学佛的真实写照。 在南京期间，他撰写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仁学》。 这是一本很奇特的书，广为人知的是序言中那段“冲决重重之网罗”，读起来确实振奋人心。在书的前半段，谭试图用中学程度的理科知识，和佛、儒、耶教融汇于一炉，搭建浑圆一体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其内容之庞杂，堪称汪洋恣肆，道听途说的错误与闪光点并存，像一大块待冶炼的原生矿石。后来的学者，大概都是取其“合理内核”来进行提炼的。 后半段，谭嗣同回到他熟悉的历史和现实领域，措辞犀利，他直接翻了清王朝的老底，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数起，给太平天国翻案，斥湘军助纣为虐，否定三纲五常，主张君臣、父子、夫妻是朋友关系，这已经远远溢出历史印象中的“维新派”主张了。 有些章节，则明显契入了强烈的个人经历：“后母之于前子，庶妾之于嫡子，主人之于奴婢，其于体魄皆无关，而黑暗或有过于此乎。” 后母、庶妾的虐待，这是谭嗣同切身切骨的体验。 这么反动的书大概不可能公开出版，谭嗣同的顶头上司刘坤一，已经升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包括康有为的叔祖康国器，无一不是踩着太平军的尸骨当上封疆大吏的，就连谭继洵也饱食湘军的香火情，假如这书流传开来，尸山血海中打拼出来的湘军老人会怎么想？ 但《仁学》在当时有过小范围的传播，孙宝瑄和章太炎就曾经看过，两人特地讨论了书中一个脑洞大开的观点：人的生育器官都是长在隐秘处的，所以特别忌讳，假如长在脸上，每天看见，那就谁也不会当回事了（或谓男女之具，生于幽隐，人不恒见，非如世之行礼者光明昭著，为人易闻易睹，故易谓淫为恶耳。是礼与淫，但有幽显之辨，果无善恶之辨矣。向使生民之始，天不生其具于幽隐，而生于面额之上，举目即见，将以淫为相见礼矣，又何由知为恶哉）。 对于这样的观点，章太炎肯定不以为然，他对《仁学》的评价是：“怪其杂糅，不甚许也。” 谭嗣同并不知道章太炎这番评价，在南京“如仙人降谪，困辱泥途”的他，选择了回湖南。 其时，主政湖南的陈宝箴在其子陈三立相助下，发起新政，维新派人士黄遵宪、江标、徐仁铸也先后赴湘任职，一时间，湖南成了地方官员试验新政的据点，谭嗣同也受陈宝箴邀请，回老家赞襄大业，他参与创办了时务学堂，办起了《湘报》，还当了南学会的会长。 以谭嗣同的激进程度，这些工作不可能让领导省心，湖广总督张之洞看了几期《湘报》之后，立马拍个电报给陈宝箴和黄遵宪，警示他们多把把关，别再搞这种谋反叛乱的宣传；至于南学会聚众上千人的公开演讲，更是被人驳斥为“无君无父之乱党”。 新旧两派在湖南纷争不断时，一八九八年到来了。 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两天以后，徐仁铸的父亲徐致靖就上疏保荐康有为、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这封奏折值得摘录一下： 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难，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 在徐仁铸举荐下，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九月五日，谭嗣同第一次见到了小他六岁的光绪皇帝，君臣奏对之后，他被拔擢为正四品的中宪大夫，进入帝国核心管理机构军机处，做起了军机章京。 就在此前几天，光绪曾经下过一道诏书，裁撤督抚同城的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正在裁撤之列。 父子两人，一进一退。 据说，见面时，光绪对谭嗣同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我做了二十三年罪人，可苦了老百姓了，难道是不想变法，要做昏君吗？是太后、守旧的大臣不让，你们有什么好想法，赶紧奏上来，我照批。我要是犯了什么错，你们当面责我，我改。” 这会儿，已经没什么机会改了，接下来二十天时间，慈禧太后给光绪的压力越来越大，光绪情急之下，昏招迭出，甚至给康有为等人发出了密诏，这才有了谭嗣同持密诏夜访袁世凯的传奇故事。 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不管袁世凯有没有告密，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确实有过实施政变、抓捕慈禧太后的谋划。对于赴京之后的结局，谭嗣同似乎也早有心理准备，他写给老师的信，临别时留给妻子的诗篇，都没什么吉利的话。 九月二十五日，清廷宣布，徐致靖、谭嗣同等革职，拿解刑部治罪，原本可以逃脱的谭嗣同没有走。 他入狱以后，给家里写过几张条子，要仆人设法拍电报通知谭继洵，找大刀王五给狱吏打招呼，还列了一张清单： “厚被窝一床，洗脸手巾一条，换洗衣裤并袜子脚布一套，紫棉马褂一件，棉套裤一双，笔墨信纸并白纸等件，枕头一个，呢大帽一顶，靴子一双，扣带一根。” 还有，“铜脸盆一个，筷子一双，饭碗一个。” 他可能以为会在狱中过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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