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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评论:雷平阳诗歌中的还乡意象

 置身于宁静 2018-10-03
              雷平阳诗歌中的还乡意象
  
  
  早就有人注意到,雷平阳的诗歌创作走的是一条相当危险的道路。谢有顺先生曾经说过,在诗歌越来越个人化的今天,浅白的写法极易给人留下浅薄的印象。在文学评论上一向切中肯綮的谢有顺对雷平阳诗歌《小学校》的阐释实际上并不怎么高明,但他的这句话是极其有道理的。雷平阳对诗歌的可读性的追求(也许是无意识的)大大限制了他在诗艺上所应达到的高度。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一下他的诗歌,便会发现其中所蕴涵的深切的还乡意识使得这一切变得可以理解。他的还乡意识不仅仅是主题、题材、内容上的还乡,不仅仅是对故乡、对大地、对自然、对亲人等刻骨铭心却又略带哀伤的无地彷徨的爱和对“返回”主题的极度信任和依赖,它还是语言、意象、技巧等形式上的还乡。在诗歌的抒情功能逐渐弱化,诗歌的“诗”(思)得到过分强调,“歌”(情)遭遇忽略的现在,雷平阳踏上了一条坚实可靠却又极度危险的归家寻根之旅——他似乎有足够的自信来假定我们确实有“乡”可还,有“家”可归。
  
  第三个,将怀着
  不死的乡愁,在祭司的指引下
  带上鸡羊、银饰、美酒和大米
  独自返回祖先居住的
  遥远的北方故里 ——《三个灵魂》
  
  雷平阳的所有诗歌都在努力试图还原着什么,这种“还原”的观念像他的“返回——还乡”意识一样,深深植根于他的内在意识。他有意引导我们去缩小乃至回避事物(词)在我们常识范围内的隐喻和所指领域,引导我们去发现被常识经验遮蔽的但或许是更为本质、更为自然的象征、所指,并在此向度上出其不意地将其拓展、扩大到无限:
  
  我的意思并非想以这蔷薇科植物
  象征什么:时间史、伦理学和家庭史
  我只是想说,在中医领域,它的药用价值
  也许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参考:
  “性温,味甘,微苦。
  可活血止痛,可解郁行气。” ——《献诗》
  
  不能将此理解为后现代意义上的怀疑,解构与破坏,也不能将此理解为对物与词、与神之间张力关系(隐喻)的无视与割裂,他只是在提醒我们:玫瑰本身并不仅仅具有它传统上的已经属于我们经验常识的隐喻意义:粉红,浪漫,甜蜜爱情......这些意义满足了人感官层面的期待,代表了一种世俗幻想,它还具有最为基础、自然、本真的一面,沿着这一层面,最终指向它早已被我们忽略的另一所指:朴实无华的爱,坚定的理想,执着,牺牲,至死不渝,或者其他:
  
  它一般有五片花萼,在其叶柄基部
  就连刺芒也总是成双成对。至于它的花蕊,
  雌蕊总躲在花托中睡眠,雌蕊则自生而始
  一直守护在花托边缘,直到死 ——《献诗》
  
  同样是爱,但它消除了一些外在形式上的虚幻和炫人耳目,回避了世俗理想意义上的使人一时新奇却转瞬即逝的不实品质(粉红、浪漫等),强调爱的坚实根基(性温、味甘、微苦/可活血止痛,可解郁行气。)事实上,这也是世俗生活中人的精神和灵魂的坚实根基。但这并不妨人的精神上灵魂上的升华:
  
  尽管它的花期最长也只有八个月,
  但詹姆斯说:“永远不至于一万年甚至更长。”      ——《献诗》
  
  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永恒与浪漫,另一意义上的爱和理想的象征,迥异于人们常识经验范围内的有关粉红、浪漫、甜蜜的世俗幻想。
  理解了这一点,也便理解了雷平阳为什么一直执着于一种朴实无华、明白易读的诗歌形式,为什么不肯放弃歌唱故乡,歌唱亲人,歌唱土地于自然这些早已经被无数诗人青睐过的主题。他对大地的情感,对亲人呕心沥血式的爱,引发了他的底层意识,引发了他对下层受苦者,对卑微不足道者的怜悯和同情,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姿态和造作,而是对生活本身的切肤之痛。《母亲》一诗极其严肃地体现出一种受难意识,也向我们宣告了雷平阳底层意识的精神资源。于是,农民工、电影放映员、木匠、乃至麻雀、乌鸦、蜘蛛、蚂蚁都来到了他的笔下。这一切,应该说均源于一种“爱”的情感,但与以往所有诗人不同的是,在雷平阳的笔下,这种“爱”却被无情地划上了等级: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亲人》
  
  这是一个由于个人能力逐渐缩小而逐渐缩小的爱的世界,因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真实感人的爱的世界。正是“爱”的范围的逐渐缩小没有使这一已经被无数诗人书写过的主题流于空泛和概念化,因而显得可以触摸和感受。就像卡夫卡的世界一步步从“城堡”向“地洞”的逐渐缩小,它显示了一种内在灵魂上痛苦哀伤的关怀和怜悯,虽然略带极端色彩(“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却竭力还原内心以真实。这种“有限制”的爱在《母亲》中最终演化为体恤、认同和苛责、拒绝的复杂交织。
  在《母亲》中,“母亲”一词仍遵循着它传统词义上的所指意义凝聚了爱和苦,顺应和期待,凝聚了奉献和牺牲,宽容和博大。重要的是,它被赋予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循环的特质和神性的启示:
  
  在我尚未出生之前,她就用姥姥的身躯
  担水,耕作,劈柴,顺应
  古老尘埃的循环。她从来就适应父亲
  父亲同样借用了爷爷衰败的躯体
  为生所累,总能看见
  一个潜伏的绝望者,从暗处向自己走来 ——《母亲》
  
  这里,“循环”不但是指苦难的世世代代,薪火相传,还是指父性、母性的古老循环,所以在诗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她就用姥姥的身躯......”这样的句子,也可以看到“父亲同样借用了爷爷衰败的身躯......”的意象。一种带有典型受难性的遗传学意义由此呈现。“母亲”“从来就适应父亲”,但父亲的出场也自然地顺应了这种“古老尘埃的循环。”在苦难的薪火相传的背景下,“父亲”是颓败、消极的意象(“衰败的躯体”、“为生所累”、“绝望者”),当他“为生所累”时注定了由于缺乏一种母性式的柔韧的顺应和包容而不可避免地成为“绝望者”。这里包涵着一种带有遗传学性质的对“生”的恐惧:“总能看见/一个潜伏的绝望者,从暗处向自己走来。”由于经验里苦难的薪火相传和父性的古老循环,所以恐惧的也是自己(乃至儿子)的宿命式的未来。
  
  母亲,三岁时我不知道你已没有
  一滴多余的乳汁;七岁时不知道
  你已用光了汗水;十八岁那年
  母亲,你送我到车站,我也不知道
  你之所以没有哭,是因为你泪水全无         ——《母亲》
  
  “母亲”的博大、忍受,无疑加重了“父亲”的无能。虽然整首诗对“父亲”的着墨只有寥寥几句,但“父亲”始终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在场。这种在场与“我”的恐惧的潜伏相伴相随。这里,所有意突出的并非俄狄浦斯式的对“父亲”的敌意,正如上面所述,作者所有意凸显的是来源于对“为生所累”、“衰败”、“绝望者”本身的恐惧,是对怕成为“父亲”式结局但是又无法避免的恐惧。对“父亲”(父性)的恐惧压倒、掩盖了哀伤和怜悯(爱)。因此,在诗的结尾诗人出人意料地给我们上演了一场变性的游戏:这既是对“母亲”(母性)的接纳和体认,也是对“父亲”(父性)的苛责和拒绝。
  
  你又一次把自己变成我
  给我子宫,给我乳房
  在灵魂上为我变性            ——《母亲》
  
  一切的一切,包括爱,都源于一种深深的苦难意识。这种苦难意识贯穿雷平阳每一首诗歌,使他的诗歌都带上一层哀伤和无地彷徨。苦难意识是雷平阳诗歌的精神根基和灵魂所在。在对苦难的书写中,他把自己层层剥离,露出一颗赤子之心。在苦难中,在“为生所累”中,人与大地,与自然构成了一种难舍难分的亲缘关系,它是人的“根”,人的“乡”。它见证了人的幸福、苦痛,见证了人的歌声、泪水。它让我们生让我们死让我们痛恨让我们感恩。
  
  那么多眼瞎了,彻底沉默了
  变成土的亲戚。         ——《望乡台》
  
  土地比人
  更专横,人是它窖装痛苦的器皿。   ——《村庄的清晨》
  
  耿占春在《隐喻》里写道:“返回是一种深刻的有吸引力的隐喻。返回确认人有一个本源,有一个根本。一切本质的和神圣的东西都只有从这个本源中诞生。”“还乡或怀乡都是对本源的一种亲近和归依。但显而易见的是,‘家’或‘乡’都是一种隐喻,何处是人真正的家呢?我们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就在‘家’了吗?在家的人可能离本源很远。”“因此,对远方、大海、大地、原始的渴望就是人对更古老的家园的一种渴念。诗人使通向遥远地方的道路——漫游、放逐、远征——成为回到被遗忘了的本源的道路。就是回到人类原始的生存空间,回到一切事物的基础,回到‘与天地一体’的存在,或‘万物栖居于我肉体之内’的敞开之中。” 正是一种无法克制的怀乡——返乡冲动,使诗人有了和自然和大地无限亲近的可能,雷平阳笔下的那么多的自然意象便可获得理解:石头、山川、河流、大海、雨、云、阳光、树木、樱花、蚂蚁、鹭鸶.....对大地,对自然的“物我一体”式的无限亲近引发了一种近乎自然神论的认识:
  
  丢一个石头,也会打出血来。       ——《酒神》
  
  在每一个角落,都有碰到神的可能
  小鸟会叫春,花朵会叫床
  石头会叫魂 ——《酒神》
  
  《鹭鸶》、《小学校》涉及时间与历史的主题,是对时间刻痕的温暖触摸,对沧桑往事的回顾和原宥,“我”是一定距离外的旁观者,同时又是距离内的当事者。“屁股下的石凳/50年前,无数放哨的土匪坐过/它有些冰冷,但确实又还藏着/走投无路者的体温。”(《鹭鸶》)“我画的一个板报还在,三十年了/抄录的文字中,还弥漫着火药的气息。”(《小学校》)“石头”、“板报”和“我”连接了沧桑往事与不死记忆,时间吧世界强行割断。当年的狂热(土匪、火药)抵挡不住时间的侵蚀,经不起历史的洗练。“都是废墟了,用不着落井下石”(《小学校》)此种态度固然不如“天空——一块血淋淋的盾牌”(芒克《天空》)、“农民从田上归来,抬着血淋淋的犁”(多多《年代》)、“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又传来了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多多《无题》)等来得淋漓过瘾,但我认为,从态度的差别可以看出两代人的距离与隔膜。当然,这里强调的只是态度的差别,而非诗艺的比较。
  
  (《雷平阳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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