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猿人之父德日进与进化论

我在之前也写过两篇关于进化论与宗教的文章（详见《达尔文到底摧毁了什么？》《达尔文与教会之间的“暧昧”》），基本都是关于达尔文的。他对人们的影响毋庸置疑，但是在进化论的路上并非只有他一个人，甚至也并非只有他那一种思路。

在如今很多人看来，进化论是与传统宗教信仰相悖的，传统宗教一直在扮演着进化论的负隅顽抗的敌人。而就在近些年，这场战斗似乎有要收尾的痕迹，现在的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就承认了生物进化论与宗教信仰并不矛盾。

他说道：“当我们阅读到《创世纪》中的‘创造’，我们禁不住想象上帝是一名魔法师，有着一根能够做到一切的魔杖。但是并非如此……他创造了人类并且让他们按照内在的法则去发展，正是他赐予的这些法则令每个人能够臻于完满。”

这则消息看起来似乎很是突兀，但是早在1950年，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就声明，进化论与宗教信仰并不矛盾。为此，他发布了一则著名的教宗通谕（Papal Encyclical），名为《论人类种族》，其中这样写道：

“教会的‘教诲职责’并未禁止，遵照人类科学的现状和神圣神学，基于如下领域的有识之士，对进化的教义进行研究和讨论……”

那么，这样一种看法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可能很多人想不到，这件事情与中国多少有些关联，因为这样一种思路的拓展乃是源自于一位常年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是一位法国人、一名耶稣会士，他的本名是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而他的中文名字则是“德日进”。

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1881.5.1-1955.4.10），汉名德日进

一、德日进与进化论

1881年5月1日，德日进诞生于法国内陆的奥弗涅大区（Auvergne）下的多姆山省（Puy-de-Dome），其家庭为当地笃信天主教的贵族。

据说德日进在幼年时，眼见自己的头发落入火中，便觉悟出肉体的短暂无常。随后他又跑去附近的山中，观察坚硬的岩石，然而发现即便坚如岩石，也有粉碎剥离之日。于是他开始像一个古代哲学家一样，立志寻求“永恒之物”。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父亲，对他影响很大。他的父亲在法兰西科学院担任秘书，虽然并非专业学者，但是对生物学和考古学十分感兴趣，而这也正是德日进日后的研究方向。

长大后，他进到了天主教耶稣会的教育系统之中。他的老师们教给他一个重要的观念：人的圣洁程度与追求知识并不相悖，而且与之成正比。由此开始，他开始思考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

随后，他被教会派往开罗和英格兰等地，进行物理学和化学的教学工作。在此期间，他阅读了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作品，尤其是其《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得他开始思考“进化论”的问题。

对于柏格森的“创化论”不能望文生义，这不是一种基于《创世纪》的经文学说，而是强调人是个复杂构成，不能被机械主义哲学分解成为一个个单独部分，促使人活动和前进的是一股直觉的、内在的“生命力”（Elan vital）。这股生命力是“创造性的”。

[法]柏格森/姜志辉/商务印书馆/2004

十分有意思的是，在接纳柏格森学说的人中，便有著名的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而他恰好是当年追随达尔文的托马斯·赫胥黎的后人。同时他也是德日进的好友。

在德日进看来，柏格森关于生命“绵延”（Duree）的学说，同样也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感到了一种呼召去回应柏格森和进化论，这种感觉简直就是“欲壑难填”（Une faim insatisfaite）。

在此期间，他还接到了一个任务，那便是为《天主教信仰的护教学词典》（Dictionaire apologetique de la foi Catholique）撰写“人”（L‘Homme）这一词条。在其中，他写下了这么一句，“一步一步地，人在世界之中自我调整到更好的状态，并且征服之”（peu a peu l’homme se situe mieux dans le monde et l’asservit）。

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前一阵上映的《血战钢锯岭》，其中男主角戴斯蒙德·道斯因为信仰选择成为一名担架手。我倒很是怀疑导演是否知道德日进的生平，德日进和戴斯蒙德·道斯的一样，也选择了做一名担架手。

战争期间，他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前线的紧张战事、后方的枯燥乏味。在这样的精神反复拉锯的过程中，他形成了某种独特的“轮回”观念：战争反而使得人们奋不顾身地团结在一起，而之后的和平又会使人陷入琐碎和分离之中——达尔文的思想中，便强调进化乃是由于生存空间遭到挤压，而在生物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

于是战争结束之后，德日进不再思考哲学上的问题，开始思考一些人性中更为切实的内容，开始思考人的知觉形式与某种统一体的关系。他认为进化是神圣的，上帝在其中不只是一个超自然的概念，同时还是活跃在自然之中的，并且他最终要将自然之物（尤其是人）臻于圆满（Plerome），融汇成为统一的洪流。

这便是德日进心目中“进化”的意义，上帝并非是要拯救“物质”，而是要在“物质”之中催生出“人的精神”，并同时透过这个世界引领这个精神。

二、德日进与中国

一战结束后，德日进重新回到大学，成了一名地质学教授，开始古生物的研究。为了协助另外一名耶稣会士、同时也是古生物学家桑志华（Paul Emile Licent），他来到了中国。

在中国的西北部和蒙古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他回到欧洲写下了《在世界祭台上的弥撒》（La messe sur le monde）以及《神圣氛围》（Le Milieu Divin），其中表述的思想正是我们刚才所提及的。

然而，德日进的进化模型在一个点上与当时的天主教会思想却并不一致，这便是“原罪”。

在德日进看来，“罪”是一种动态的结果，它是不完美之物在通向圆满过程之中的“逐渐成形”（in fieri）所必然导致的，而非由某种行为导致的某种“静态”后果——这就好比某颗果实在成熟之前，总是酸涩的；教会比较传统的看法则是亚当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在这一行为、在这一时刻，才发生了“罪”。而且德日进还认为，“罪”是在上帝创造之初便存在，这也与教会的传统看法不同。

此后，教会禁止德日进讲授自己的神学观点，不过仍然继续让他进行科研工作。德日进接受了教会的要求，之后再度回到东方，开始了自己长达二十三年的中国生活。

德日进对中国的印象也并非一开始就非常积极，在最初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也具有某种“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曾将中国人形容为“糊涂的”和“拜金的”；再度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开始认为中国就如同没有发酵的面团一样，仍然还具有某种未开发的活力。

在中国活动一段时间之后，他已经开始与中国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了——1927年，他应瑞典朋友之邀参与瑞典考察团，而当时中方要求一同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很多西方学者表示反对，而德日进则非常支持中方的参与。

如今的中国旧石器考古和古人类学要感谢德日进的努力，有很多著名的中国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都是他的朋友或学生，其中就包括了鼎鼎大名的李四光、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人。不仅如此，他将天津北疆博物馆中桑志华和他收集的重要标本迁至北平，并成立地质生物研究所。

另外，德日进还为中国的古人类研究贡献了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这便是“北京直立人”（即我们俗称的“北京猿人”）的鉴定。1929年，裴文中发现了一块完整的“人类头骨”。而正是德日进将之鉴定为“能人”（Homo Faber，能制造工具的人类）。北京猿人的发现和鉴定同时也是世界级的学术成果，也恰好弥补了当时进化论的空白。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期间，他又短暂地回到了法国，教会仍然不允许他谈论神学，这令他十分忧郁。但他的思想却在耶稣会的青年学者中广为流传，备受推崇。更为意义深远的是，这一代受到德日进影响的青年学者，又恰好是我们前文提及的教宗方济各的父辈们。

返回中国之后，他完成了他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人的现象》（Le phenomene human），在其中他从“生命前”的无机世界开始、进入“生命”的有机世界、再到拥有“思想”的人类、最后达至“超生命”的上帝。他将这一系列过程视为“进化”，并认为人类终将达至其“终点”（Omega Point）。

[法]德日进/李弘祺/新星出版社/2006

三、科学与宗教

先说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尽管德日进在中国呆了很久，但是他身旁的一些友人并不知道德日进是一位神父，而且还是享誉世界的神学家。他在进化论方面的成就，使得日后他出访美国时，新闻媒体将他描述为一名达尔文主义者。这条报道使得本来准备授予他名誉学位的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天主教大学）不得不撤回他们的决定。

虽然身为一名神父，但德日进批评天主教会的力度非常之大，他激烈地批评过教会在学习上的“怠惰”。在他看来，自从文艺复兴，天主教会便开始刻意地逐渐与世俗世界保持距离，不再关心世俗世界中的新知识，曾经热忱赞助过哥白尼和伽利略研究的教会，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顽固拒绝达尔文进化论的教会。他认为教会必须修正自己的态度，重新积极面对世俗社会和科学。

此时的教宗庇护十二世虽然不反对进化论，但始终坚持一个相对传统的观念：人的身体是世界进化的结果，但是人类灵魂不同于身体，仍旧是上帝直接创造的；德日进则认为，人的精神乃是世界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为此德日进反对接受庇护十二世的通谕《论人类种族》。

虽然他与梵蒂冈的关系并不融洽，不过庇护十二世也并非小器之人，他承诺只要他还在位，德日进的思想就不会受到谴责（Condemn）——虽然双方对于进化论的立场，也并未达成一致。

此后，德日进继续思考世俗与教会、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他始终坚持教会必须去拥抱世俗，因为世俗在本质上是神圣的，也因为他始终坚信“科学、哲学以及宗教的统一必然是要来临的”。

在他看来，科学使得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完好，而宗教中的灵性则使人变得完整。这二者构成一种合力，使得人一步步地走向其“终点”（Omega point），达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