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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记录以及对这些记录所作的梳理和研究。由于历史记录是前人见闻的主观描述，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凭借实验数据说话，即便秉持客观公正的纪实原则，在还原真相的过程中，难免带有一定的情绪化倾向，不同版本的史书，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描述不尽相同，这就为后人读史带来了诸多困惑。但从很长一个时期看，人类社会活动留下的轨迹，在大的方向和趋势上，脉络是清晰的，这就为我们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依据。也就是说，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是客观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就拿古代战争来说，其基本逻辑也是可以认知的。 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是全人类的共同心声，但打仗的事却是经常发生的，歌舞升平的年代与战火纷飞的岁月相比非常短暂，弥足珍贵。可以说，人类是伴随着战争成长起来的，从原始社会人类为争夺猎物引发的部落火拼，到现代社会为争夺利益发生的局部冲突，战争从来就没停止过。在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多年人类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不下万次。氏族部落也好，国家城邦也好，其所以能生存，离不开人口、地盘和资源，其所以能壮大，则须占有更大的地盘、更多的人口、更充沛的资源。占有的手段无非是侵吞与兼并，侵吞与兼并的冲突加剧，战争则不可避免。“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不论西方文明史还是东方文明史，都是血与火书写的，都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不论你对战争持有何种态度，都不得不承认，在大部分时间里历史的车轮是被战争驱动的。 回看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延续，哪一次部落火拼、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即便王位继承也不全然是和平交接，大内喋血的事时有发生。最典型的战争画卷当属春秋战国，五霸七雄的那些事儿说来话长，孟子用一句话就概括了：“春秋无义战”。由此引出了战争的性质问题：义与非义。儒家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才是合乎义的，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没有合乎义的战争。可古代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交战双方并非都以义与非义影响历史进程的，义与非义推定的是战争动因和过程的性质，很难臧否战争结局的性质。事实是，一上来，野蛮摧毁了文明；返回头，文明又同化了野蛮。 春秋战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朝代，而是东周各诸侯之间争斗不已的内战时期。只有当秦国吞并了其余六国，废除了以分封为主体的王室世袭制，开始了以郡县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制，才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战国七雄中，秦国地处边陲，开化较晚，直到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时，秦襄公派兵护送有功，才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孔子西行不到秦”的说法很多，或者说孔子不愿去，或者说秦国不让去，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些以仁治国、以德治民的诸侯一个个都灭亡了，唯独拥有“虎狼之师”的秦国，不喜“王道”，热衷“霸道”，奖励军功，变法图强，最终一统天下。秦王扫六合之举，又如何给定义与非义？ 春秋时期的鲁国，是周公之后姬姓的“宗邦”，一些只有周天子才能享受的礼乐，在鲁国可以得到特许。当周室衰微、被迫东迁之后，鲁国成为周礼的典藏者和实施者，是周朝文献典章最完备的诸侯国，时人称“周礼尽在鲁矣”。鲁国尽管是个出了名的文明礼仪之邦，但却经常遭受欺侮。不仅左邻右舍侵扰它，就是远在荆蛮之地的楚国，也不把它放在眼里。楚王召集附属于楚国的诸侯会盟，并指定鲁君为他驾车。鲁君同臣子们商量，鲁虽小国，但也是当年周天子封的，现在楚王居然要我为他驾车，这能答应吗？臣子们都说不可。只有公仪休说，不可不听楚王的话，否则将有亡国之虞；保护鲁国及其百姓的生存，是您义不容辞的天职啊！没办法，鲁君只好给楚王当车夫。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秀才遇到兵”的典型范例。看完《说苑》中的这段故事，后人除了感受到楚王的傲慢与霸道外，也不能不为鲁国的处境和命运而担忧。可担忧又有什么用，该发生的事终究要发生。到了公元前249年，先后传二十五世三十四君的文明礼仪之邦鲁国，还是被蛮夷之地的楚国给灭了。 值得注意的是，野蛮部落灭掉了文明族群，虎狼之国吞并了礼仪之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并非个案。这类“秀才遇到兵”的历史现象，在整个世界史上都曾发生过。强盛的罗马帝国并不是被比它更先进的文明种群所征服，而恰恰是灭亡于野蛮的汪达尔人入侵；城市文明发达的达罗毗荼人亡于雅利安人；壮丽的埃及王朝亡于西克索人；光芒四射的希腊诸城邦亡于马其顿人等等，均属游牧、半游牧文明战胜农耕文明的典型例证。在中国，宋、明两个王朝也都是被北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灭亡的。偏安王朝因没落而退出历史舞台，化外族群因雄起而登上历史舞台，继而改变正统走向的情形发生后，尽管受到前朝志士顽强的抵制和反抗，但当尘埃落定，河山重整，世人别无选择，只能像杜牧慨叹的那样“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了。总不能像球场裁判那样，宣布进球无效吧？再者，中土边地同为华夏版图，金元满清皆属龙的传人，铁血铸就的历史无法改写。（贝一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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