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论《内经》人与天地相应观

“人与天地相应”，语出《灵枢·邪客篇》，其基本精神是把人与整个自然界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认识。人与天地相应观贯穿在祖国医学生理病理、疾病防治各个方面，成为祖国医学理论的重要特色，对指导祖国医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现拟从人与天地相应观的立论依据、基本含义、临床应用三个方面略作论述。谬误之处，尚祈指正。

一、人与天地相应观的立论依据

自然界和人类的关系问题，早在人类出现的初期，就已在人们头脑中酝酿。《内经》作者通过“仰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长期实践，认识到人与自然界息息相通，自然界的变化会影响及人体，人体对这些影响也必然作出相应的反应，“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王充《论衡·变动篇》），进而提出“人与天地相应”、“人与天地相参”的观点。

人与天地相应观即是把人与自然作为统一的密不可分的整体；然而，将人与天地万物联系统一起来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是建立在以气为物质基础之上的。

《内经》作者受先秦比较先进的唯物主义“气—元论”思想的影响，认为“气”这种物质是构成世界的本源，自然界一切事物的生成、发展变化、消亡都是由于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变化的结果。“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素问·至真要大论》），“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素问·六微旨大论》，“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素问·六微旨大论》）。既然天地万物均源于气，人作为万物之一，自然也来源于气。“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人生活于大自然之中，饮食五味，呼吸空气，“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于气”《素问·六节藏象论》），人之所以生，人之所以长，“全赖此气”，所以“气者，人之根本也”（《难经·八难》）。既然人与天地有着共同的物质基础——气，那么，人和天地必然受同一自然规律的支配，《灵枢·营卫生会篇》：“人与天地同纪。”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一般原理和人体生理现象发展变化的原理基本是一致的，所以，不能把生理现象和自然现象割裂开来。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的物质统一性，是人与天地相应观的立论基础。

二、人与天地相应观的基本含义

关于人与天地相应观的基本含义。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二点：

（一）人赖大自然生存，并受大自然的制约

“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结果“（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源泉，《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五味是自然界直接供给人类生存的必需物质，所以《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

人离不开大自然，也必然要受自然的制约。《素问·六微旨大论》：“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人处于天地“气交”之中，势必会受自然界各种变化的影响。

如一年之中，气候变化有春温、夏热、长夏湿、秋凉、冬寒之别，生物亦相应有生长化收藏的变化。人也不例外，《素问·金匮真言论》提出“五藏应四时，各有收受”的问题；《素问·藏气法时论》则具体提出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脉象也有春弦、夏钩、秋毛、冬石之应。

又如，一天之中，太阳有日出、日中、日西之变，人体阳气亦随之有相应的变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素问·生气通天论》）。

再如，月亮有盈满圆缺，人体气血有虚有实，“月始生，则气血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素问·八正神明论》）。

以上举例，粗略地说明了人体的生理活动受四时六气，日月星辰运行的变化影响而变化。

（二）人对自然环境有调节适应能力

早在人类茹毛饮血，构木为巢的时代，人们“阴居以避暑，动作以御寒”，以适应自然界的各种变化，人类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本能，这就是机体本身的自动调节功能。如《灵枢·五癃津液别篇》指出：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溺与气。”《灵枢·刺节真邪篇》也有类似的记载：“阴阳者，寒暑也，热则滋雨在上，根荄少汁，人气在外，皮肤缓，腠理开，血气减，汗大泄，皮淖泽。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血气强，肉坚涩。”

由上述引证可知，自然变化固然可影响人体，而机体本身也具备自动调节功能，以能动地防避和战胜外界不利因素的侵袭。

三、人与天地相应观的临床运用

（一）养生防病，取法自然

人与天地相应观是指导养生防病的首要准则。生命是自然赐予的，自然界为生命活动提供了合适的条件，人体要保持健康，必须顺应自然规律，旨在维持人和自然环境的统一。《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即破坏了人和自然的统一性，称谓“内格”，则不免要致病。所谓“内格”，王冰注云：“格，拒也，谓内性格拒于天道也。”《内经》还进而指出，凡养生必须“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法则天地，象似日月”，《春秋繁露》也主张“循天之道，以养其身”。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还提出根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化规律来调节生活秩序以及情绪活动，提倡“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灵枢·本神篇》概括说：“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须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二）审察内外，谨候气宜

既然自然界的变化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那么，疾病岂能孤立于自然界之外？诊察疾病，剖析病机岂能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祖国医学强调“审察内外”，“谨候气立，无失病机”。

就望诊而言，望诊的重点是望神色，望神色必须结合内外来判断。祖国医学认为四时各有主色，五脏各自主色。如将青色与春季、肝、目，黄色与长夏、脾、口，赤色与夏季、心、舌，白色与秋季、肺、鼻，黑色与冬季、肾、耳相联系。这样在五色、五季、五脏、五官之间形成一个整体联系，有利于全面诊察疾病。如果外内相应者，为疾病的正常发展，如外内不相应者，为逆候，往往预后不佳。

《史记·扁鹊仓公传》曾载扁鹊结合时令望色察病决预后的佳话：齐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扁鹊望其色有病气，告之曰此伤脾气，当至春隔塞不通，不能食饮，法至夏泄血而死。至春呆病，至四月，泄血死。原来扁鹊掌握了面色“杀然黄”（黄兼青黑之色）为脾土衰败之象，至春则土不胜木，故死。于此可见“审察内外”重要性之一斑。

就脉诊而言，中医有春弦、夏钩、秋毛、冬石之分，《内经》还强调“四时百病，胃气为本”，对四时有胃气脉象作了详尽描述。张石顽还认为切脉必须结合地理环境来分析，“江南人之气薄，所以脉多不实，西北人习惯风寒，内外坚固，所以脉多沉实。滇粤人表里疏豁，所以脉多微数，按之少实。”

诊察疾病固然要审视内外，剖析病机亦须注意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故《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候气宜，无失病机。”例如，同是感冒，按一般分类，分风寒、风热二证，但具体辨证时又须结合时令气候特点辨析。春天风木当令，感冒常以风邪为主因；夏天多暑热，感冒每必挟暑湿；秋天燥金主令，感冒多以燥气偏胜；冬天多寒，感冒每以寒邪为主。此为四季感冒的病机特点。倘若气候反常，所谓“非时之气”，则又必须结合当时气候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病机。又如，一年四季中的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冬至、夏至），是阴阳气交之时，病变常发生转机，或宿疾萌发，或旧恙复加，或见向愈之侯，或死期可卜。中医研究院岳美中教授曾治一患肺痨的吴姓青年，迁延载余，终至阴阳两虚，而阳虚尤甚，其脉数疾无伦次。岳老断其约在春分卯时死，后果应言。再如，昼夜阴阳消长的变化常影响到病机的转归，《内经》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记载，证之临床基本符合实际，如发热患者的体温往往下午开始增高，晚上常达最甚，下半夜至凌晨体温渐趋下降。因此，我们在判断发热患者的病势以及治疗效果时，尚不能排除自然因素，否则就有可能贻误病机。诸如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中是不乏其例的。

四、立法用方，因时困地制宜

中医治病强调因时因地制宜，其源盖出于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即根据季节气候、地理环境的特点，结合病机制订治疗大法，体现辨证论治的整体性、灵活性。

《内经》强调“治不法天纪，不因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所谓“岁气”，即每年的气候变化。吴昆说：“岁气有偏，人病因之，用药必明乎岁气。”例如，夏季阳气开发，人体腠理疏松开泄，即使患外感风寒，也不宜过用辛温发散，以免开泄太过，耗伤气阴；反之，冬季阴盛阳衰，人体腠理致密，阳气敛藏于内，若非太热，当慎用苦寒，免伤其阳气。故东垣有“冬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龙”之诫。李时珍《本草纲目》：“岁有四时，病有四时”，“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柏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日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而养天和也。”李氏从四时气候特点立法用药，可资我们借鉴。

另如，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好发于秋冬，医家有“冬病夏养”治疗经验，在夏天缓解期即给服人参固本丸之类扶正气，有效地控制了该病的复发率。

针灸有“值时开穴”的治疗方法，根据气血循行与昼夜更迭、四季变迁的关系，选择穴位针刺。《内经》针对四时疾病的不同，不仅对针刺的穴位、用针大小、针刺深浅、进行迟速、刺数的多少作了说明，而且还阐述了其中的机理。“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素问·八正神明论》）。这种“因天时而调血气”的针刺原则，对照现代临床有其一定科学意义。1978年国际学术界提出了“时间治疗学”这门新的临床科学。科学家们注意到，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保持着时间的节律性，因而掌握治疗时间对疗效是有积极意义的。令人高兴的是，在中医学人与天地相应观中也已经含有这种科学的思想萌芽，因此，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波利哥京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同。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转引自《新中医》5，1981）有鉴于此，今天我们如能在人与天地相应的思想指导下，从临床和现代科学实验两方面深入探索治疗的规律，就一定能把疗效再提高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