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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网友都会在看完一本书、看完一部电影或听完一首音乐后登录自己的豆瓣账号，做个标记。这种“打卡式”的行为像是一种标记生命轨迹的方式，某天回看发现，原来那段时光陪伴我的是这本书、这部电影和这首音乐。豆瓣不仅是个记录自身“阅历”的地方，它还是个寻找另一个自己的平台。 《新周刊》在2012年出过一本《新世纪十年回望》，盘点和梳理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各领域的重要事件，通过这些事件窥见中国社会的流变。其中有一节是关于豆瓣的，豆瓣在新世纪十年里，成为了小清新这个群体的聚集地。《新周刊》如是观察道：豆瓣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小清新”？文化产品的讨论的良好氛围是基础，但真正的厉害之处在于其群组功能，将原本分散的、小众的文化标签聚集起来，最终使其成为一个大众产品。豆瓣用户运用了标签追索同道中人的方式，好比一位杜拉斯的小说迷，通过杜拉斯的标签，很容易就能找到组织。在豆瓣成立的早期，那时还没有微博，还没有知乎，还没有微信，网民们更习惯到贴吧交流。每个贴吧都有自己特定的受众，而文艺爱好者则偏爱豆瓣，久而久之，豆瓣成了一个跟文化、知识有关的平台。豆瓣确实让不少文艺爱好者找到了同好，也让他们找到了更多的文化资讯。多小众的图书、电影和音乐，都会有“慧眼识珠”者“捷足先登”，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体悟，比如在电影《海上钢琴师》的豆瓣页面，一位网友写道：“如果我把吉他练熟了，就可以不用买打火机啦”。如此传神，又不乏趣味。 这么多年过去了，豆瓣的用户在成长，豆瓣自身也在变化。豆瓣网副总裁姚文坛在2018成都国际书店论坛中，给大家介绍了豆瓣在知识付费上的创新实践。 “知识付费”是这几年被广泛讨论的概念，是在这个知识焦虑时代下孕育出来的商业模式。知识焦虑可能是我们这个网络时代独有的，我们虽然有机会了解到更多知识，但同时也有更多的机会发现自己不了解的知识，这就像是一种悖论。知识付费就是建立在这么一种心理之上。部分知识分子批评知识付费使知识“胶囊化”“浅薄化”，有损知识本身的整体性和深刻性。这种批评其实在电视时代已经存在，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中就指出，电视这种媒介必然是碎片式的、娱乐化的，知识通过电视传播必然会有损其严肃性。如今，这套说辞“原封不动'地挪用到网络这一媒介。但是回看一下电视节目史，曾经有哲学家、社会学家在电视上做过学术讨论。比如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BBC播放了十五集电视系列节目《思想家》，请了十几位著名的西方哲学家在节目中谈及自己的学术创见，这个节目当年播出社会反响非常好，也是不少人心中的经典节目。尼尔·波兹曼之所以认为电视不适合传播严肃的知识，原因是他预设了电视是以观众为主导的，而大多数观众必然是平庸的，所以知识类的电视节目会自觉“阉割”自身。可是，大部分事物都是双向的，读者挑选节目，节目也在挑选着观众。而且，不能忽略个体成长的可能性，把观众永远定位为平庸，这是傲慢的行为。媒介固然会影响信息，可是媒介并不全然决定信息。 虽然说知识付费是个新概念，但是知识付费这种行为一直都存在，最开始的知识付费应该是图书，我们不能够忘记图书作为商品的属性，而一味强调它知识性的一面。从最初的图文专栏到后面的音视频融媒体，方式更为多样化。 音频视频式的知识付费在形式上并不新鲜，按照姚文坛的说法：“互联网的内容创新，内容是本质，产品是入口，体验是核心。”真正能吸引大家的还是内容。在这场知识付费的活动中，有不少严肃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像“豆瓣时间”成功邀请到了不少饱学之士开讲：戴锦华开设的电影课，杨照讲述的《史记》，白先勇细说的《红楼梦》等等。如果不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很难想象能如此轻易听到他们传道授业。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付费除了“教”和“学”这一过程，还有分享和互动的环节。回想一下，你平时看完一本书、看完一部电影或听完一首歌，难道不是第一时间会去看网友们怎么说，同时也想让大家知道自己怎么想，我们甚至还想让创作者和自己直接交流。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以上所说都是可能的事情，我们在豆瓣上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如今，豆瓣已经发展成不少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了陪伴不少人成长的见证者。用姚文坛的原话则是：“很多人发现每天坚持的那一点点阅读习惯，那一点点的创作习惯，其实帮了他们大忙，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别小看坚持的这种小小的进步，或许这在未来你的成长中会是大大的帮忙。而只有在时间的陪伴下，我们才能够悄悄地成为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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