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碑中官职最高者东汉张禹碑

轻风无意 2018-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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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春，偃师商城博物馆在偃师市西南20公里的高龙镇发掘了一座西晋墓，此墓以汉安乡侯、太傅张禹墓碑封门。.

一、该碑的现状

是碑出土时已残，碑额缺失。现存部分高120、宽72、厚6厘米，表面粗糙。正面阴刻隶书16行，满行25字，碑侧和碑阴无字。全碑除右上角残损6字、右下角残损1字、左上角及左侧末行残损51字外，现存331字基本清晰可辩。该碑释文并标点如下：（略）

二、该碑的定名

洛阳文物研究专家赵振华

已对该碑文字详细考释并与史书校对印证，确认该碑刻立于东汉永初七年（公元113年），碑主为东汉安乡侯、太傅张禹无疑。根据汉碑惯例，初步将该碑定名为《汉故安乡侯张公碑》，简称《张禹碑》。

三、该碑的文史价值

《张禹碑》是近年来出土汉碑的重要发现，对文物历史和书法研究意义重大。因为资料公开发表时间较晚，故该碑少为人识。

（一）考古价值，为东汉帝陵方位的寻找提供了新的线索。洛阳考古工作者在《张禹碑与东汉皇陵》一文中认为，该碑虽被晋人移动了原位，但是张禹碑出土处的晋墓应该距离张禹的墓穴不远。根据碑文“在陵之滨”的记载，张禹应该是陪葬皇陵附近的。根据文献记载，东汉洛阳城南的六个帝陵中，唯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之葬早于张禹卒年，而后两帝均葬于延平元年，距张禹之卒仅7年，所以，张禹既为和、殇两帝重臣，安帝又赐予特殊荣誉，使其依傍其中一陵而葬，合于情理。因此推断，今偃师高龙镇现存的10余座土冢，与文献记载的陵地封田范围相当。其周围应有很多陪葬墓，张禹墓是其中之一。

（二）历史价值，与史书相印证，并可以补记史书之缺。

张禹碑文精简，所叙生平事迹与《后汉书－张禹传》相符。但张禹碑文所述内容往往笼统，没有史书记载准确和翔实。推测，这可能是张禹卒后其门人故吏根据记忆大概回忆其生平，幸亏几个关键时间和职务履历记载准确，为我们今天确定碑的主人提供了依据。如碑文“七年八月廿五日己丑公薨”，《后汉书－张禹传》载为“七年，卒于家”；碑文“延平之际，荣拜太傅”，《后汉书－张禹传》载为“延平元年，迁为太傅，录尚书事”；碑文“封爵安乡，忠诚是报”，《后汉书－张禹传》载为“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乡侯”等，足证是碑主人为后汉张禹无疑，同时碑文也可与史书记载内容相互印证。

尽管史书记载张禹生平事迹较为准确翔实，但却失记张禹生年，只知道张禹卒亡之年为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未详张禹诞生之时，因此也就不知道张禹的享年。而碑文却弥补了这一缺憾，毕竟立碑时间是张禹卒后一个月，撰碑之人记忆犹新。碑文记录了张禹“七十有六，构疾不豫”的享年，据此，上推张禹生年为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因此，也就知道张禹举孝廉的永平八年（后汉书－张禹传）时为岁，建初中拜扬州刺史（后汉书－张禹传）时约为岁，永和二年转兖州刺史（后汉书－张禹传）时为岁，永和三年迁下邳相（后汉书－张禹传）时为岁，永元六年入为大司农（后汉书－张禹传）时为岁，永元十二年拜太尉（后汉书－孝和皇帝记）时为岁，延平元年迁为太傅（后汉书－张禹传）时为岁，永初元年封安乡侯（后汉书－张禹传）时为岁，永初五年以阴阳不和策免（后汉书－张禹传）时为岁。

（三）文物价值。张禹碑由于资料公开较晚，目前多数汉碑资料尚未收录。对照何应辉《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卷）、苏士澍《中国书法艺术》（第二卷秦汉）、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和高文《汉碑集释》所录汉碑，就张禹官职而言，他历任廷尉、刺史、大司农、太尉，最后任太傅，录尚书事，封安乡侯，可以说是位极人臣。该碑是目前所知两汉碑刻保存至今碑主官职中职位最高者。张禹最高职务是太傅，并封爵安乡侯。按《后汉书》百官志第一条，“太傅，上公一人。”本条注：太傅，官职名，上公，爵位名。后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而太傅位在三公之上，故称“上公”。也就是说，太傅位在三公（太尉、司空、司徒）之上，总领百官。因此从这方面来说，该碑是目前已知两汉碑刻中职务最高者的墓碑，因此其文物价值不言而喻。

（四）珍贵的典型碑刻早期实物资料。

根据徐自强、吴梦麟《古代石刻通论》中关于碑的研究，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刻字碑是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麃孝禹碑》，内容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侯）里麃孝禹”。这应该是最早的墓碑了。从该碑开始到其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在至今考古发掘或历代发现的汉代墓碑中，存世基本没有实物资料，而绝大多数是桓灵时期的。根据目前各家研究著述的汉代墓碑资料中，特别是徐自强、吴梦麟《古代石刻通论》中认为，最早的（典型）汉碑是《袁安碑》（永元四年，公元92年），若按照马衡考证的袁安碑是“或敞葬时追立此碑未可知也”的说法，因袁敞碑立于元初四年（117年），则刻立于永初七年（公元113年）的《张禹碑》则是目前已知（典型）汉碑中年代最早者。因该碑刻立于汉碑大兴的高潮来临之前，各种固定模式尚未形成，因此该碑的刻制、文辞、书法等别具一格，因此，该碑的发现，作为实物资料，对研究汉碑的形制、刻制、书法、文辞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四、该碑的书法赏析

在中国书法字体演变的漫漫长河中，该碑书法应该在“隶变”这一重要进程中占据一席之地。概括来讲，其书法价值主要体现在，标志了古隶向汉隶过渡的完成，同时开启八分隶书或庙堂书法之先河。作为东汉前期存留较少的碑刻实物，其对书法研究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章法上，该碑横竖界格，上下对齐，左右均分。这种章法结构已经有意识在与当时普遍流行的简牍书写格式区分开来。洛阳出土的早期石（砖）刻资料，《姚孝经砖铭》（公元73年）、《汉侍廷里父老惮买田约束石券》（公元77年）、《张仲有修通利水大道刻石》（公元98年）、《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公元106年）、《刑徒砖铭》（公元108年左右）等，都带有浓厚的简牍遗风，即纵有列横无行格式，而张禹碑的章法布局却开了后来的熹平石经和桓灵时期碑碣大兴期间的多数汉碑章法先河。

结字上，该碑单字结构绝大多数成正方梢扁的隶书基本体式，结构匀称，用笔细劲，转折分明，古拙可爱，除个别点化略带篆书遗痕外，通篇结构严谨、疏密得当，蚕头燕尾和左波右挑的汉隶基本特征虽不夸张明显但体式具备，说明其时字体已经基本完成篆书向隶书的过渡，典型的隶书风格或者说八分书的风格已经基本形成。因此，该碑的发现，对书法发展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五、待解之谜

《张禹碑》许多方面不合常规，为后人留下众多不解之谜，有待专家进一步考释和解读。

1、为何碑小而材劣，碑面粗糙，凿剁痕迹纵横分明。张禹是东汉初期的重臣，几代皇帝都提拔和重用张禹，并荣任太傅，世袭封侯，陪葬帝陵，这在那个时期应该是作为臣子最高的荣誉了。但为何张禹墓碑却并不高大，材质也一般，尽管碑面上有直线界格，但碑面并没有打磨光滑平整，凿剁痕迹明显，起码中间长长一竖溜还缺少一道工序，和其他地方凿剁方向不同，不知何故。但发现于同一地点和张禹碑刻立时间、官职也差不多的袁安、袁敞父子的墓碑就相对认真多了，首先碑厚（张禹碑为6厘米，袁安碑为21厘米），其次打磨光滑，再是袁安碑尽管很少谥美之词但篆书精美，刻工细腻传神。也许东汉初期，社会上还是贯彻刘秀父子提出的节俭风气，后葬之风尚未形成，加之张禹本人“性笃厚节俭”，因此张禹的墓碑就显得刻制粗糙，碑小而材薄。

2、许多字迹没有认真刻凿。洛阳市文物研究专家认为《张禹碑》“不少字之捺画，浅刻双钩，不凿燕尾。何以如此，不易考究，或与张禹生前节俭有关。”无独有偶，近来本人翻检1975年发现于山东济宁微山县两城山西麓的东汉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画像石墓中的“桓*食堂题记”，该题记刻于画像石的两侧，共有隶书88字。 “该题记在书法上还有一特点，就是“永”字“亡”字“文”字“之”字末笔和“终”字中的“冬”字第三笔，均用双沟，以至捺一笔，特显肥大，而中间则不剔净，象河流中间的小洲，给人以一种动的感觉。” （齐鲁书社，1990年，宫衍兴主编《济宁全汉碑》11－12页）。从题记内容知，从墓主“桓*”永和四年四月终亡到永和六年正月建成此食堂，共耗时一年另九个月。由此推测，上述字画的双钩减省，不会是因为时间紧张刻工慌忙中遗漏所致，应该是有意识的人为行为。这种雷同是一种巧合还是当时的一种审美风气，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和研究。

补充:此外,尚有河南登封的《太室阕铭》和山东的《栾镇村画像题字》为燕尾双钩，如果再加上山东的《东安汉里刻石》之“山”字，不同时期不同地方，这5个地方的雷同，充分证明，在汉代，这种双钩法刻石，作为一种审美风气，在全国广为流行。至此，该疑惑总算解决了。

3、张禹墓碑为何被移动，原址究竟在什么地方。虽然大家都推测，张禹墓地距离这个晋墓不远，但到底在什么地方，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至于汉朝墓石被后人移动或另作他用，这在近现代的考古发掘中经常发现，习以为常。如洛阳出土的现存河南省博物院的《汉甘陵相碑》、现存故宫博物院的《皇女残碑》，魏晋之间被用作墓门，还有山东济宁汉碑室存的《郭有道碑》，根据宫衍兴的推测，该碑碑阴为汉画像石，其风格为西汉末期，而郭有道卒时为东汉末期，相隔近200年，说明东汉末期就已开始用前人旧石作碑，因此,后人移动前人墓碑另作他用似无可斥责。

4、为何该碑首句开篇不先介绍碑主姓名，而且通篇也没有提到这个碑的主人是张禹。这给后来研究者造成不少麻烦，导致是碑出土10余年后碑的主人才被研究破译，这与后来碑碣大兴时期的各个碑志有显著不同。不知该碑不提碑主姓名，其中是否另有隐情，此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