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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回家，听母亲闲谈过去的事情成了我一天生活的重要内容，她不停的重复唠叨成年旧事，但我尽量默不作声，与她一起重温往日的时光。母亲说我当年出生的村庄早已破败不堪，没了人声鼎沸的模样。
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国城市化的浪潮席卷了大江南北，很多农村人离开了故乡，去车水马龙的都市寻找更好的谋生机会。那时母亲还在一所乡中心学校任教，没有退休，正好赶上县城为教师建造园丁新村的商品房，全家人在1998年暑假搬迁到城里。
父母的兄弟姐妹也陆陆续续搬了过来，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去世后，老家没有了近亲留守。故乡成了一个遥远的存在，在流逝的岁月中，抽象成飘渺的符号，在记忆的深处模糊不清。
前段时间，母亲要办理林权证变更手续，回了一次老家，说起了村庄的现状。通往岭头房的山路蔓草丛生，早年铺就的石头变得模糊不清。幸亏母亲去的时候不是夏季，否则青草中可能会隐藏着吓人的动物。以前居住的老房子在风吹雨晒之下，破败不堪。木头做的柱子被白蚁蚕食了一大片，摇摇欲坠。村子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到城里谋生了，放眼望去是大片荒芜的稻田。一到夜晚，周围静的让人手心冒汗。母亲回去时只住了一个晚上，寄宿在一位村妇家里，惊悚之余，总算找到了一点人间烟火味。
当年在村子里呼风唤雨的人物，已经作古，剩下了几位风烛残年的老人。30多年前，我尚年幼，呆在村里时，隔壁有一户人家人多势众，经常干些霸道的事，很多安分守己的人都退让三分。如今那个家庭已残缺不全，子女在不同的城市艰难的谋生，仗势欺人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
还坚守在村里的老者，基本上都是因为孩子没有能力把他们带到城里，所以只好留守在在人丁稀少的土地，聊以度日。到了农忙季节，老人需要互相帮助，才能把农作物收割完毕，挑回家里，这是一种新型的“合作社”，仿佛梦里的共产主义天堂。只是它披上了一层怪诞的外衣，有着变形的依稀轮廓。
在靠天吃饭的年代，即使是炎炎夏日，村民也会在热浪逼人的晚上呆在农田边过夜，提防自己家的田被别人打了个缺口，把水偷走。每年的干旱季节，因为这种事情引发的矛盾，多如牛毛，常常有激烈的争吵和斗殴，甚至会有人命案。那时父亲在外地的乡政府工作，经常调解这种纠纷。可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些曾被村民视为珍宝的农田长满了野草，被弃之如履，惟有村子边的小溪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停的流淌着。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庾信写下了物是人非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洞察到了世事的无常和岁月的变迁，在时光中沦陷的村庄何尝不是如此。
即使是在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绝大多数人也不会再回故乡过年了。偶尔回来呆一两天的人，也如蜻蜓点水一般，来去匆匆，根本无力挽回村庄日益衰败的颓势。尽管他们也知道农村的生活压力小，空气好，但和城市相比，它的劣势实在明显。落后的医疗条件，寥寥无几的就业机会，早就被撤销的学校，这一切迫使人们离开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奔向人山人海的都市。在城市化浪潮的侵袭之下，农村的枯萎和凋谢成了不可避免的命运。
有些村民进城的时间比较早，遇上较好的机会，在那个社会阶层没有极度固化的年代，幸运的挤入了中产阶级。更多人因为没有文化和各种技能，只好从事没有多少稳定性的临时工作，勉强糊口，成了城市的边缘人。
母亲和我说起她小时候的一位好友，嫁到了隔壁的一个村庄，中年丧夫，后来去温州打工，认识了一位台湾籍的老人，与他结婚。那位妇女在台北生活几年后，先生过世，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最后只好又回到原来的村庄，以养羊为生，她坎坷的人生是一个群体命运的缩影。
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那是有文化底蕴和闲情逸致雅士眼中的图景，对寥落的农村而言，更多的人只是在时光中无望的挣扎，臣服于被安排的命运。
我自己则在几十年前就离开了出生的村庄，多数时间都在外地求学，极少回去。然而那片土地曾经留下我人生最早的足迹，纵然今生要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心头还是会时常浮现着它的模样。
故乡是祖先漂泊停留的最后一个驿站，当我步履蹒跚，白发苍苍之日回望来时的路，我会身在何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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