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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为晚清著名的“海内三宝”之一。 大克鼎为潘达于女士1951年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潘达于被誉为共和国唯一的“宝属”，新中国成立后向国家捐赠了多件珍贵文物。潘达于晚年没有生活来源，上海博物馆为她争取到优抚款，经市长特批她成为上博文史馆馆员。潘达于说，给政府添了大麻烦，真是过意不去！可博物馆同志说：“您为上博交了这么多宝物，亿元也难买，咱们国家有军属、烈属，都有优待政策。你是‘宝属’，自然应该受到优待。” ▲ 潘达于 大克鼎又名克鼎、膳夫克鼎，为清代光绪年间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村民任致远在村东土壕挖土时所发现。任致远无意中发现大量青铜器后，就将其运回家里。面对意外发现，任致远开始并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一古董商的到来和讨价还价的交易，使他认识到了这些东西的珍贵。为了多换些银两，他就打造了一部新马车，买了3匹好马，将卖剩的东西全部装在车上拉到西安准备出售。 到西安后，他住在一个旅店，想找些门路。但一个乡下人在城里是很困难的，短期内也没有任何进展，可消息却传得很快。当时陕西巡抚就派人前往旅店探查。当来人看到堆放于店内的青铜器制作之精、器形之大时，非常惊讶，就赶紧回去报告这些东西非常珍贵。巡抚听后便起了独吞之心，就派说客和打手前往旅店进行劝导和恫吓，说这些铜器是皇家墓葬的随葬品，私掘皇家墓葬罪名不轻，按照皇清律法是要砍头的，并劝其赶快逃命，否则性命难保。任致远听后就被吓坏了，赶快带上家人逃命，器物和车马全部扔在了旅店。这一逃，不但没了铜器，银钱未得，还损失了车马。相传任致远回家不久，从省城来了一帮人，送来了一面书有“任百万”3个大字的横匾，送给任家村挖宝人，从此人们便称他“任百万”。 根据文献资料来看，任致远当时发现的这个窖藏出土了仲义父铜器群和克组铜器群，克组铜器群有大鼎1件、小鼎7件、钟6件、镈1件、师克盨 2件、膳夫克盨1件，最为著名的就是大克鼎。这些青铜器后来被分散卖出，一部分由苏子贞运归潘祖荫，大部分流失国外。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南京大学、日本书道博物馆、藤井有邻馆、黑川文化研究所、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等国内外著名博物馆以及日本住友氏等私家，都收藏有膳夫克器。 大克鼎出土伊始，就受到了收藏家的重视，一时炙手可热。当时著名收藏家潘祖荫曾长期托人在陕西扶风附近寻觅古董，但却没有率先获得此宝，而是被一位天津金石名家柯劭忞捷足先登，收藏了大克鼎。就连另一金石收藏大家、官位高至直隶总督的端方也只收到一些较小的古物，与大克鼎失之交臂。 潘祖荫获悉后急与这位同僚商量，希望他能出让此鼎。由于柯劭忞与潘祖荫有袍泽之谊，又素知潘收藏宏富，并藏有西周第一重器大盂鼎，遂成人之美，将大克鼎转让给了潘祖荫。海内三宝，潘家得其二，一时轰动整个京城。 潘祖荫无子，他病逝后家产由弟弟潘祖年继承。在等待潘祖年进京的那段时间里，潘家收藏的宝物陆续失窃。潘祖年决定将兄长留下来的家产带回老家苏州，为了路途安全，潘祖年对外宣称大盂鼎和大克鼎也已经失窃。从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潘家一直否认拥有这两件宝物。 光绪年间后期，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均为潘祖年所拒，但端方之欲始终为潘家所患。辛亥革命暴发后，端方被杀，潘家和宝鼎才真正逃过端方之难。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宝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上世纪30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拟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宝鼎参展，以图占有大鼎，但潘氏婉言拒绝了参展。 潘祖荫在世时虽攒下了一座博物馆、一座图书馆，可一生无子，这就成了晚年的潘祖荫一块心病。其弟潘祖年便将大儿子过继给了他，可不久就去逝了，潘祖年又将二儿子过继给了他，岂料不久又莫名其妙地死去。风水先生说，潘家从墓中挖出来的东西太多，阴气把阳气压住了，长宝不长人。潘祖荫身后无子，所遗大批文物及字画，由其弟潘祖年拉了5马车押运回苏州故里，存放于南石子街潘家古宅。 潘祖年两子去世，两女嫁人。潘家只好将族人潘世恩的孙子潘承镜要了过来，潘世恩是乾隆年间宰相，也算得上苏州大户，与他家门当户对。潘承镜成为潘祖荫、潘祖年两家孙子，兼祧两家香火。潘祖年为潘承镜娶了个媳妇丁素珍，并为其改名为潘达于，一是表示新娘子进了潘家门就是潘家人，二是希望她能好生看护两个大鼎，达于取名于大盂鼎之意。可是，新婚后不到一百天，潘家又上演了一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潘承镜因患病竟离开了人世。在潘祖年也去世后，整个潘家的担子就落在了那个嫁给过继儿子不久就便守寡的媳妇身上。 1937年日军侵华时，苏州很快沦陷。国将不国，人命难保。此时，潘祖年已作古，潘家无当户之人，皆妇孺。潘达于与家人将全部珍玩藏入地下，举家迁往上海避乱。日军占领苏州后潘宅一时竟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经过反复的搜查并挖地三尺均无所见，日军也只得作罢。大克鼎和大盂鼎因为潘达于的先见之明免遭劫难。自此，世人才真正相信大克鼎和大盂鼎真的不在潘家。 解放后，潘家后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文物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7月26日，文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大鼎得以重见天日。为表彰潘达于的献宝壮举，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向潘达于颁发了文化部褒奖状。褒奖状写道：“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60年来迭经战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同时，国家还奖励潘达于2000万元（相当于币改后的2000元）。但她把这笔钱全部捐献出来，用于抗美援朝。 从此，这两件宝鼎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从此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 1980年2月， 潘达于带曾孙在上海博物馆观看大克鼎 2004年2月28日，是潘达于老人100岁的生日，博物馆为她安排了一个特殊节目，上海博物馆同国家博物馆联手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使得这对阔别近半个世纪的宝鼎再次“聚首”。由于大克鼎、大盂鼎是从青铜器之乡宝鸡出土的，宝鸡市文物局局长任周方也应邀为潘达于贺寿。而任周方不仅是大克鼎的出土地任家村人，还是大克鼎的发现人任致远的曾孙。至此，大鼎的娘家人、发现人代表喜聚一堂，南北大鼎喜获相逢，百岁华诞增添福瑞。2007年8月，“宝属”潘达于走完了她102载的传奇人生，与世长辞。 如今，这两件国宝巨鼎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遥相呼应，被誉为“海内三宝”，分居在北京、上海、台北三地，讲述着中华悠悠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历史。 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千克，无论尺寸还是铭文的字数，大克鼎仅比著名的大盂鼎稍逊一筹，而从它的造型和纹饰而言，则是更为成熟的西周中期风格，完全摆脱了早期作品残存的商代艺术影响，具有独特的宏伟简阔之风。与大盂鼎相比，大克鼎的口沿更厚，腹部更向下低垂，重心明显下移，三个鼎足也从略为收束的柱足演化为底端面积最大的蹄足，进一步扩大了受力部位，构成更为稳定的支撑结构，增加了器物的稳定性，给人以敦实沉雄的观感。仔细观察鼎的底部，并不是标准圆形，而是略呈钝三角形，三足的配置与三个角隐隐相对，而两个高大的立耳则正处于三足的间隙之中，形成了优美的视觉比例和精确的力学构造，所谓“三足鼎立”，在这一器物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 大克鼎 大克鼎的花纹一共有两组，口沿下是一组经过变形，看上去显得简略的兽面纹，而腹部则引人注目地饰有大面积的宽大波曲纹。它一改商代兽面纹肃穆精致的静态美，以充满动态的起伏连绵，给人以晓畅通达韵律感，是西周中期以来最为流行的独特装饰，也标志着商代青铜花纹神秘宗教气息的渐渐远离，以及西周以来“天道远、人道迩”“敬天法祖”人文思想的抬头。 ▲ 大克鼎拓片 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前段14行有阳线格栏，后段格栏制范时除去。主要记录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大量土地、奴隶的赏赐等内容。其铭文也是人们历来所珍视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等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大克鼎铭文分为两段，第一段主要内容是器主克赞美其祖父师华父的功绩，及记叙周王因此而任命克担任膳夫之职，负责出传王命的要任。从大克鼎铭文可知，克的祖父担任的是“师”的官职，而到克时，则改任为“膳夫”一职。根据《周礼·天官》的规定，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凡天子日常饮食先行尝食后才进呈食用，而天子宴饮或祭祀献食时的各项礼仪工作也由他负责担任，可谓是天子的近臣。然而膳夫的爵位并不很高，只相当于“上士”，似乎与“出纳王命”的职责不相符合，与克同时拥有七个列鼎的排场也不相当。据清代孙怡让《周礼正义》载：古代职官时有分合演变，很多职官彼此关联，名称互相通用。如西周职官中负责管理官员的“治官之属”包括大宰、小宰、宰夫，三者职能各不相同，却都可以通称为“宰”。而属于宰夫治下“食官之长”的膳夫，其官名也可以和宰夫通用。按周礼记载，宰夫的职责恰恰是“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宾客之令、诸臣之复、万民之逆”，与天子对克的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要求正相吻合。因此，大克鼎的主人应是宰夫之职。 铭文第二段主要记载了周天子对克官职的册命和赏赐，包括土地、人民和官吏，反映了西周时代的册命礼仪和授土授民的分封情况。周武王克商以后，为了有效统治幅员辽阔的疆土，对同姓贵族和异姓功臣进行了大规模的封赐，把他们分派到帝国各个重要的地方建立诸侯国，代替天子实行统治，同时也防备周边的敌对势力，以屏藩中央。这就是著名的周初大分封，所谓“封邦建国”的过程，也是今日“封建”一词的由来。这项重大的政治活动，虽然到成王时期基本结束，但以土地分封为手段实行政治统治的方法却在各诸侯国和王畿地区长时间的流行。 关于大克鼎的制作时代，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厉王世（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科学出版社，1982年），唐兰先生也认为是厉王时器（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先生认为是夷厉之世（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1975年，岐山县出土五祀卫鼎后，马承源先生研究认为其铭文中的“ 大克鼎的铭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内容，其文字的优美，也是西周中期金文书法的代表。铭文用笔厚重尖挺，字形较方整，字与字之间有凸出的界格把它们分开，行列整齐，具有雍容典雅之美，与同时出土的小克鼎相比，文字的装饰性比较浓重。大克鼎的铭文字体较大，端正而质朴，笔画均匀遒健，形体舒展庄重，后世书家称之为“玉箸体”。铭文的前半部分划有整齐的长方界格，一字一格，行款纵横疏密有致，行气规整，格局严谨，独具庄严典丽的风貌。 关于大克鼎出土的具体时间，学术界一度认为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此说源于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三小克鼎铭文后的一段跋语：“予近予询厂估赵信臣，言此器实出岐山县（当为扶风县之误）法门寺之任村任姓家。……赵君尝为潘文勤公亲至任村购诸器，言当时出土凡百二十余器，克钟、克鼎及中义父鼎均出于同一窖中，于时则光绪十六年也。”诸多金石学著述都沿袭了这一说法。上海学者姜鸣在查阅了潘祖年为其兄潘祖荫编纂的《潘文勤公年谱》后发现，在光绪十五年条下记载：“时年得膳夫克鼎，大几与盂鼎……兄嘱李仲约侍郎文田及门下士之同好者皆为释文。”2001年11月，姜鸣在北京琉璃厂一家书店遇见一幅大克鼎拓片立轴，其上有李文田题写的跋：“郑太保得周克鼎，命文田读之，今以意属读而已，经义荒落，知无当也。光绪十五年五月顺德李文田识。”此跋语与潘祖年的记载恰好吻合。可见大克鼎的出土时间，应在光绪十五年或十五年以前，即清光绪中期。 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博物馆研究人员曾对收藏的大克鼎、小克鼎有关数据做了仔细测绘，并与大盂鼎的测绘数据汇编成册，出版了《盂鼎、克鼎》一书（周亚：《再读大克鼎》，《上海文博论丛》2004年1期）。大克鼎是西周第三大青铜器，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为2018年2月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栏目首季选出的九大国宝之一。 介绍了大克鼎，就不能不说说大盂鼎。 ▲ 大盂鼎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被誉为晚清出土的“四大国宝”之一，“海内三宝”之一。因作器者是周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 大盂鼎铭文拓片 大盂鼎出土于晚清道光年间，其发现地址有两种说法，一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另一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李村。由于年代久远，大盂鼎又经过了无数次的转手买卖，到底它是在哪里被发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现大多学者认为系岐山礼村出土。 大盂鼎出土后辗转流传，曾先后历经八任收藏主人。第一个收藏并鉴定的人为当地士绅宋金鉴。宋金鉴出身书香门第，也是一个金石家。但因大盂鼎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不久便被岐山县令周赓盛占有，并随即转手出卖。 大盂鼎随后几经转手，辗转流落到了北京琉璃厂，此时宋金鉴也在北京参加会考，并且高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宋金鉴在琉璃厂重遇大盂鼎，立即出价3000两白银将它买下来带回老家。此后大盂鼎一直被宋金鉴收藏在府中，直到他去世后家道衰落，他的儿子不得已将这个至宝卖给了别人。 大盂鼎新的买主叫袁宝恒，为时任甘陕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宝恒深知左宗棠喜欢收藏这些宝贝，便将大盂鼎献给了左宗棠。左宗棠又将大盂鼎转赠给了酷爱金石的收藏家潘祖荫。 清咸丰十年（1860年），潘祖荫任职大理寺时，恰逢尚未发达的左宗棠因恃才傲物侮辱永州总兵樊燮被告发，朝廷严令密查，“罪且不测”。潘祖荫久闻左宗棠的才干，以国家多难之秋，人才难得，三次上疏密保，终于使左宗棠得脱大难。奏折中“朝廷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一语一时传为名言，令左宗棠的大名深得帝心，不久即获重用，成就了他中兴名臣的一世功业。救命之恩，无以言报，潘祖荫的恩情，左宗棠牢牢记在心中，赠送大盂鼎，便是他投桃报李的感恩之行。 作为海内闻名的收藏大家，潘祖荫自然知道这份礼物的分量。他喜不自胜，爱若至宝，特意请当时著名的金石家、篆刻家王石经镌刻了“南公鼎斋”和“伯寅第一宝藏”印章（李朝远：《大盂鼎补证二三例》，《上海文博论丛》2004年第1期），以为纪念，将大盂鼎视作攀古楼中最珍贵的收藏。巧合的是，若干年后，潘祖荫从收藏家柯劭忞处购得与大盂鼎齐名的大克鼎。 此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不再赘述。 大盂鼎高102.1厘米，口径78.4厘米，腹围83厘米，重153千克，在当时所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中，盂鼎是体量最大的一件，淳化大鼎出土前，一直号称西周第一重器。大盂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双耳立在口沿上，腹下略鼓，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 大盂鼎腹内壁有铭文19行291字，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和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居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后世碑刻书法的滥觞。 根据鼎中铭文可知，此鼎为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封一个叫做盂的大臣时所用之礼器。铭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段：第一部分用较多文字说明商人纵酒是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周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第二部分主要是周康王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且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1726个，并叮嘱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第三部分说明盂作此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大孟鼎的主人“盂”是南宫括的后人。南宫括见于《尚书·君奭》《史记·周本纪》，为孔子的弟子，是周文王、周武王时的重臣。盂则是周康王时的重臣。从周康王赏赐给盂柜鬯、命服、车马以及大量的臣民来看，周康王对盂极为宠信。1979年，扶风出土南宫乎钟，南宫乎为盂的后世（李学勤：《大盂鼎新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关于大盂鼎的制作时代，吴大澂、王国维定为周成王，郭沫若、唐兰、马承源先生考证为周康王时器，陈梦家先生断“此器虽接近成王而在其后，应序列于康王之世”（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今大多学者认为大孟鼎为康王时器。 铭文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对酒的态度，周王将酒作为最珍贵的礼物赐给大臣，证明酒在周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周人吸取了商朝因酒灭亡的教训，告诫大臣不要沉湎于酒。这样的记载同《尚书》“酒诰”篇的记载相吻合，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是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作者系陕西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西安翻译学院客座教授 编辑：陈 梅  中国文物报8月21日5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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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在大克鼎铭文中是佑导克觐见周王的宫廷大臣，五祀卫鼎是西周恭王时器，所以大克鼎不可能是西周厉王时器，应为周孝王时器（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