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始皇坑者究竟为何者？于“焚书坑儒”，《史记》之记：始皇建立政权后，视天下苍生为刍狗，贪婪暴虐，滥施刑罚，致使民不聊生。尤甚者，为控制思想，听从丞相李斯之言，尽烧天下之书，引起文人强烈不满。其时为始皇求长生药者有二，一姓侯，一姓卢，二者私论：“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因灭诸侯，统一天下，便自以为古来圣贤无人可及。且高高在上，不闻批评之声，日益骄横；官员承于下位，仅可战兢说谎欺瞒。还颁布法律，规定方士之术不灵便处死。如今世众因畏惧，无人敢言其过，致使天下之事无论大小皆取决于皇帝。更有甚者，竟还用秤称量大臣之上疏，若大臣每天所呈疏奏（竹简）不足一百二十斤，便不得休息。此种贪权专断之人，吾辈不可为之求长生不死之药。”故而二人脚底抹油而去。始皇闻此勃然大怒，因有检举言道，咸阳诸生中有人妖言惑众，扰乱百姓思想，故而始皇下令逮捕散布“妖言”者，并严刑拷打，令其互相检举揭发，四百六十余名儒生受牵连。始皇一声令下，此四百余人遂活埋于咸阳。
此便为发于前212年之“坑儒”之事。于坑儒之事有一说：因始皇将文字统一为大篆与隶字，引起国人诽谤怨恨。思及识字最多者是为儒生，为防儒生引众闹事，始皇决定以儒生下手。
始皇先广召儒士书生于咸阳当郎官，共召集七百余人，后密令亲信于骊山硎谷温暖向阳之处种瓜。瓜熟之时正值冬天，其又使人上奏：“骊山竟于冬天亦可生瓜！”始皇佯装不信，令诸生前去察看。诸生到谷中之后，正于辩论不休之时，忽而四面土石俱下，些许被压死。骊山硎谷后又称“坑儒谷”，于汉代称“愍儒乡”。
有人考证，坑儒谷于今陕西省临潼西南部五里处，为一狭长幽深山谷，地况极符此记载。“骊山坑儒”说仅见于东汉初年卫宏之作——《诏定古文尚书序》，且亦未注明出处。因此有人认为，骊山坑儒实为咸阳坑儒之误记。
但卫宏乃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著名学者，治学严谨，以其治学态度，不应出如此大之差错。况且，《史记》所记——始皇咸阳坑生，与卫宏所记骊山坑儒于地点、人数、坑埋方式上俱皆不同。故而有人认为，若卫宏与司马迁所记为实，始皇至少坑过二次儒。
需注一者，《史记》提及此事时，用语“诸生”而非“儒生”。而“坑儒”此词首现于西汉初年典籍，此时距始皇死后已一百余年。
《盐铁论》有言，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汉武帝财政管家桑弘羊于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发表一通宏论，大意为，儒生仅知夸夸其谈而不切实际，表里不一，便如鸡鸣狗盗之徒一般，自古以来便是祸害。鲁国国君将孔丘驱逐，弃之不用，就因其首鼠两端，貌似圆滑其实迂腐，并无切合实际之主张。基于同理，始皇方才烧儒生著作而使其言论不得传播，宁愿将其活埋也不任用。
其后，刘向于《战国策序录》中明确提出始皇“坑杀儒士”。此后，《史记》中所提“诸生”渐变为“儒生”。魏晋时期，伪书《古文尚书》中有篇“孔安国序”，序中有言：“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此处应为“焚书坑儒”一词之始现。此说被后世广泛引用，流传至今。
于此便先言焚书一事。
焚书源于周青臣与淳于越之间一段论争。前213年为始皇在位第三十四年，为庆贺秦王朝修筑长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于咸阳皇宫大宴群臣。有一仆射名为周青臣借为皇帝敬酒之机称颂始皇道：“畴昔，秦国极小，地不过千里，得幸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后又大赞郡县制，道秦始皇改诸侯分封制为郡县制，使国家无战争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从古至今无人可比。周青臣所言虽不无阿谀奉承之意，但陈述之事亦为实。
不料，却引起一名为淳于越者之不满。淳于越一向主张厚古薄今，认为古之者皆善，现之者皆败之。故其闻周青臣赞美郡县制，贬低分封制时，奋然而起道：“吾闻商周时代因分封子弟而传国近千年，因分封子弟功臣可使与国君互相照应。今始皇富有四海却不分封子弟以作呼应，若有篡夺齐政权者田常式这般者现，将何以应付？周青臣不向陛下言及此处，反当面奉承，非忠之所为！”
淳于越与周青臣并无过节，此争论纯属观点之争，亦有文人相轻之意，本不应生实质后果。不料此时丞相李斯却突然插足，使情况生变。
李斯道：“三皇五帝治国各有其法，使国俞强。此因其可据天下大势，以不同之策。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儒生愚腐不明其理，淳于越以三皇五帝举例，此值效法乎？其时诸侯相争，俱皆意欲招徕天下文人，现天下已定，以法治国，百姓致力农工业，知识分子学习法律，此方为正道。现之儒生无从当下出发，反以古例言今之不是，迷惑百姓，臣冒死谏皇上：过去天下大乱，各执一词，故而诸侯并起，今借古而言，花言巧语无一言可用，俱皆尊崇糟乱学术，而非国制。若皇上统一天下，应统一思想……臣请求：若非吾朝撰写之史俱烧毁之，非博士官之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使地方官烧毁……”
李斯所言诸多，中心者仅一，便是应厚今薄古，而非以古非今，为此，其建议烧书，且以严厉措施去执行。注意，李斯欲烧者乃“秦纪”外之史著作，并未建议始皇一并将儒家《诗经》《书经》及诸子百家之书俱皆烧毁。且《史记-李斯传》中亦提及此事，司马迁转引李斯之言：“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李斯于诗书百家语，仅用一“去”字，并未有言“烧”之。紧接此言：“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注意此为“收”而非“烧”。
综上三者可显见，诗书及诸子百家之书并未烧毁，仅由秦王朝中央政权及相应政府官员收藏，目的为“愚百姓”，而非损毁。
且《史记-萧相国世家》中亦有记可证始皇并未烧书：“何（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从中不难看出，始皇仅下令收缴民间图书，藏于官府及学官之手，并未将之烧毁，至少并未全烧。否则，萧何所收何物？汉代又怎可“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烧前代所著史书，无疑乃不折不扣之文化犯罪，但此事应一分为二，“烧尽天下书”这般误解，亦应澄清。其实始皇又非呆傻，若将书俱皆烧毁，上层建筑也便俱皆损毁，统治之基亦将受极大动摇，此间之理其必知之。
若“焚书”并非烧尽，“坑儒”又是否真为“坑杀儒生”？亦非俱皆。
“坑儒”一事缘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其时，始皇驾幸梁山宫，随行人马车骑甚众。把酒临风，驻足山顶时，秦始皇偶一抬头，现丞相随从颇多，不由皱眉。其时秦朝丞相设左右二者，分别为李斯、冯去疾，不知超标者谓谁。此一细微之举于随侍于侧一中贵人（宦官）所察，此人与超标丞相为友，便将皇帝对其车骑过多似有不满一事泄与之。
未几，始皇不知从何听闻此事，故大起诏狱，将其时于身测之中贵人俱皆处死，使得人人自危。随后便生侯生与卢生逃跑，四百余人受迁怒而丧命之事。
而此受迁怒之四百六十余人为何者？
自西汉后，世众几异口同声言其是为儒生。然司马迁于《史记-儒林列传》中叙及此事，原文为“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术士并非等同于儒生。术士者，方士也，乃古时好讲神仙方术者。如始皇时“入海求仙”者——徐福，汉文帝时“望气取鼎”者——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者——李少君，自言可“致鬼”见李夫人者——齐人少翁，等等。
再者，欺始皇钱财“以巨万计”者乃方士，如徐福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而侯生、卢生则诽谤秦始皇并逃跑，始皇何得以儒生泄愤？便是侯生、卢生是为儒生，始皇亦不会绕欺其钱财者——方术之士而仅惩治儒生。
换言之，实无证以证始皇坑杀者俱皆儒生。世众之所以以为始皇坑“儒”，有一理是为司马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所坑者为“生”，而司马迁于《史记》索引中有言，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故“生”即“儒者”。
其实，此明显为断章取义，因汉代以前，方术之士也可谓生，如《史记》中有载者——安期生便为著名术士。故秦之“生”非皆儒生。
况且，“坑儒”乃始皇去世一百余后方才现世之说，故有人认为，“坑儒”应为西汉文人出于对秦始皇暴政之愤怒，而强加以不实之词。
如章太炎、顾颉刚等人，便认为始皇并未坑儒，所坑实为“方士”。且“骊山坑儒”之事乃孤证，故尚不能作为定论。
前虽论证始皇并未专门坑儒，但所坑“生”中，是否有部分为儒生或准儒生？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始皇“焚书坑生”后，其长子扶苏谏道：“今天下初定，远方人民未必心服。儒生（原文为“诸生”）俱学于孔子，陛下如此严厉惩罚，恐天下百姓因此恐惧不安。请皇上明察。”始皇闻谏大怒，将扶苏赶至北方遥远边境，使其做蒙恬监军。此举，致使后生沙丘之变。司马迁记始皇咸阳坑生一事时，仅笼统言道“诸生”或“术士”，扶苏于进谏时，则将“诸生”之意解释得颇为明了：“诸生皆诵法孔子。”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徒子徒孙自然便是儒生。为何同一本书记述如此混乱？
或因始皇喜鬼神之事，派人到处求仙药，故有儒生投其所好，混入术士队伍，本想借此博取功名利禄，不想却为皇所坑，故司马迁方言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另，方术之士多数亦为人，可算为准儒生。
更何况，一旦杀戮便可能伤及无辜，被坑之“生”中难免会有被错杀之儒生。始皇“坑生”对秦王朝之打击巨大。于司马迁观之，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对当时世众研习“六艺”是为致命打击。
陈胜吴广起义之时，山东一带儒生毅然参加义军，孔子八代孙孔鲋任陈胜博士，后与陈胜一起遇难。陈胜可于一月内建立新政权，儒生功不可没。
按理而言，儒生应为最为维护君臣纲纪者，此时却纷纷随陈胜造反，一面或因“焚诗书”式文化专制政策剥夺其进行学术研究之权，使其无以为生，忍无可忍之下走上武装反抗之路。同时也应与部分儒生被杀有关。
试想，若始皇坑杀者俱皆装神弄鬼、招摇撞骗之方术之士，如何于儒生们产生如此沉重打击？所造成社会影响亦何至如此恶劣？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结论：
始皇焚书，却并非尽毁；咸阳坑“生”矛头主要指向方术之士，却亦波及儒生。始皇并非如吾辈所思那般蛮横无理，其所作之事俱皆有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