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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医学不是纯粹的科学，它是一门人文的学科，有情感和人性的因素在里面。毕竟，人生病，跟机器发生故障，从情感上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上面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被西方誉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希波克拉底誓言：它是2400多年前，希波克拉底写的关于医生职业道德的倡议书。它后来被修订入联合国的《日内瓦宣言》，学习希波克拉底誓言也成为全世界学医者进入这个行业的第一课。在美国，每一个医学生入学时都会进行一个白大褂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医学生会被授予一套短白大褂，并且宣誓修订过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2014年耶鲁医学院白大褂仪式 还有一句话，相传也是希波克拉底说的，就是“首先，不要伤害”。但在医学历史上，有很多导致伤害的，甚至是大规模伤害的例子 ，比如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试验（Tuskegee study）。它是美国公共卫生局在1932－1972的40年间，对近400名美国黑人男性进行的一系列人体试验。  Tuskegee study，研究人员在对试验对象抽血检查。 试验的参与者都是身患梅毒、生活贫困的佃农，目的是为了观察梅毒病症在人体中的自然演变过程。实验刚开始时梅毒确实是无法治疗的绝症，但是实验参与者对自己的疾病毫不知情，他们被告知是治疗“坏的血液”的试验。研究人员通过提供免费的餐点、体检、和丧葬保险等吸引居民参加试验。 在1943年医学界发现青霉素可有效治疗梅毒后，研究人员为了使该试验继续进行，使用欺骗手段，故意不对患者进行治疗，甚至企图阻止参与试验的患者接受治疗，使这个试验整整延续了40年。直到1972年，有知情人士向大众媒体揭发后，它才得以终止。而美国政府直到1997年才对受害者作出赔偿和公开道歉。 1964年，《赫尔辛基宣言》对于医学涉及人体的研究，列出了几大道德原则，包括，参加试验者需要在大脑清醒的情况下同意，并对实验方法有所了解的。 现在普遍公认的医学伦理的四大准则，包括：
比如知情权，就是从尊重自主这条原则里衍生出来的。比如有一个病人得了癌症，医生有责任让病人知道诊断，即使家属反对。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认为病人知道真相会带来很大伤害，那就必须和无伤害这条进行斟酌。再比如公正这一条，指的是医生不能因为病人的种族、经济条件、信仰、而对病人的治疗有所差异。 科学研究往往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医学上，更多的是灰色地带。医生不是上帝，无法预测未来。在我不算长的行医过程中，我见证过曾私下认为无法好转的病人奇迹般地好转过来，也经历过原本应该会好转的病人预料之外地病情急速恶化。看到年轻健康的病人得恶性肿瘤，我也曾不仅一次的私下落泪，问“为什么”，但理智告诉我“为什么不”。 所以我学会了不说“绝对”的话， 当病人问我他有多久可以活的时候，我学会了说，“没有人能够预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学会了用幽默来打破凝重的气氛，用安慰来弥补我的无能为力。做医生时间越长， 我就越深刻地感受到作为医生，下对诊断、用对药，对病人的影响有时还不如一句鼓励的话或一个共情的拥抱。 上星期，我工作的医院住院部里收了一个年轻的癌症晚期病人。临近圣诞，他的一个心愿是希望他6岁的女儿可以有一个有雪的“白色圣诞”。医院的医护人员了解后，找到当地一家制冰公司，打碎5吨冰块，在医院的小花园里制造了一个雪地，还找来了圣诞老人和迪斯尼的冰雪女王Elsa，与病人和他女儿一起过“白色圣诞”。 很多人听说过“安慰剂”效应，指病人虽然接受无效治疗，但如果相信或期待某种药或疗法有效，那么确实会让病症得到缓解。在实践中，新药研发需要与安慰剂“糖片”相比，来验证其确实有效。同时，医生也可以利用“安慰剂”效应来让病人对其治疗方案更有信心。当然，也不乏别有用心者，利用这个效应欺骗病人。 比如我以前在住院部照料的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年仅四十岁。住院前她已经尝试了3轮不同的化疗方案，不幸的是，她的肿瘤没有减少的迹象。入院时CT显示，她的肿瘤扩散比一个月前更严重：因为在腹腔里扩散，导致小肠梗阻。从住院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她的小肠梗阻无法逆转。用抗生素、吊生理盐水、插鼻胃管，都是暂时的措施，除了临终关怀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我叫来了姑息治疗科（palliative care）和肿瘤科来给病人会诊，实际上也就是让其他医生来佐证一下我的结论。在家庭会议上，病人的未婚夫一遍一遍地问着重复的问题，她的妈妈在一旁静静抹泪。 肿瘤科医生说：你们已经做了一切可以做的，如果这是我的家人，我会让她静静的睡去，减少痛苦。 家属说：一个外面的肿瘤科医生说有一种试验性的疗法：高剂量的维生素C（在美国，也不乏“别出心裁”的疗法。有绝望中的病人倾家荡产去尝试一些没有临床依据的试验性疗法：比如高剂量维生素C, 比如胰岛素疗法， 胡萝卜素疗法等）。 我听后，只能诚恳地告诉他：只要你肯出钱，总有人会给你出治疗方案。但这种疗法没有临床依据、是纯粹试验性的，所以在为此花很多钱之前，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 作为医生，我很痛恨说这样的话，但我必须真诚地用自己专业的知识来引导病人，而不是给出虚假的希望。 家人最终决定加入临终关怀，让病人回家平静地过完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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