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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未曾经我读 联当可录是明多 咸丰收 一 最早抄录这若干则联话始于2000年，当时我喜欢阅读古人笔记，上手一部泰山出版社刊行的十六卷本《中华野史》，读得兴趣正浓时，竟然遇到了对联。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电视连续剧《联林珍奇》，还有早年求学时读过的的顾平旦、曾保泉两位先生编著的《对联欣赏》。原来，剧里文中的奇联妙对都来自于古籍呀。再次见到这些新奇的文字，我喜不自胜，边读边摘，陆陆续续地抄了好多奇联妙对。 去年偶尔翻捡出已经泛黄的摘抄本，种种感受涌上心头。记得旧时，我曾写过一篇《我与对联有约会——写在“恶人谷珠楼”建站十周年》发表于《对联·民间对联故事(下半月)》，讲述了自己与对联文学的不解因缘。因为莫名的喜爱，我也尝试着对联创作与研究，竟然也小有收获；此后还认识了恩师余公德泉，并有幸聆听余公教诲。近几年，我读得更多的是联话类丛书，如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吴恭亨的《对联话》。感觉不过瘾的时候，我又着手阅读江西龚联寿先生编著的《联话丛编》，沉潜其中，乐不可支。 在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发现这种情况：一副对联会被同时说成是几人之作，还有好些对联竟冠之以佚名。这让喜欢对联的人总感觉如鲠在喉，有些不舒服。明代是对联文学兴盛普及的时期。目前，明代联话体书籍仅见署名赤心子撰的《奇联摭萃》及署名冯梦龙撰的《金声巧联》两种（编者注：关于此二书，笔者有新解，请看正文后《联话征引书目举隅》），个中妙对巧联为多，且多为故事体，蹈袭翻刻中又未注征引出处。想到此前读过的好多明代对联，竟在后人的转录中错讹频出，于是我便有了汇编这本《明代联话笺注》的想法。闲暇之余，我找来《中华野史》，对照旧日笔记重新添补，并参照有关明代笔记书目，搜集了一百多种明代野史笔记、文札诗稿中关于对联的片言只语，集腋成裘，竟也有了好些则。 撰联以记之： 信是有缘时，暇日三千，也曾架上拨芸草； 偏从无意处，闲情廿载，来向人间做蠹鱼。 二 自五代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工，昶命笔自题云：'新年纳馀庆，嘉节贺长春。’（宋张唐英《蜀檮杌》卷下），到孟昶之子孟玄喆“善书札，选本宫策勋府桃符亲自题曰：'天垂馀庆、地接长春’八字，以为词翰之美也。”（宋黄休复《 茅亭客话》卷一），用两行对仗文字题写桃符便步入中国人生活轨辙，成了宋元以来中国春节的习俗。 检点宋代，文人墨客莫不书春于桃符。苏东坡在黄州，“一日逼岁除，至其（编者注：王文甫）家，见方治桃符，公戏书一联于其上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洪俞舜“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闲。’”（元陶宗仪《說郛》卷二十五上）楼钥“书桃符云：'门前莫约频来客；坐上同观未见书。’”（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十八评诗）刘震孙曾题“郡圃桃符云：'坡仙旧有棠阴在，蜀客新从花底来。’”（宋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中）包恢“归作园于南城，题桃符云：'日短暂居犹旅舍，夜长宜就作祠堂。’”（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包宏斋桃符》）韦居安不仅“见一第宅桃符云：'地高春易盛，天近泽常多。’”而且还曾于“咸淳丁卯岁题桃符云：'历颁岁首三元日，春满城南尺五天。’”（宋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中）毕再遇“在闽阃日，尝书桃符云：'平生要识琼崖面，到此当坚铁石心。’”（宋周密《齐东野语》 卷七《毕将军马》）廖药州更是一口气题写了三幅，“门桃符题云：'喜有宽闲为小隐，粗将止足报明时。’'直将云影天光里，便作柳边花下看。’'桃花流水之曲，绿阴芳草之间。’”（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药州园馆》）朱熹也曾亲自为自己的书房南轩题写桃符：“春风骀荡家家到，天理流行事事清。”（《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书所居之桃符云：'爱君希道泰，忧国愿年丰。’，书竹林精舍桃符云：'道迷前圣统，朋误远方来。’（《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七）”黄明陟登为尤溪宰，在任果有政声，“其桃符云：'奉劝邑人依本分，莫将闲事到公庭。’”（《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二）“王简卿侍郎题园扉：'只教人种菜，莫误客看花。’陈抑斋枢密则云：'寄语园丁勤刬草，有时病叟出看花。’尤有味。辛幼安《晚题桃符》云：'身为参禅老，家因赴诏贫。’杜子昕则云：'父子俱开国，朝廷不负人。’两联皆微而婉。”（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一）“时人好夸不止一端，如名宠婢，如书桃符，皆然。桃符书惟'天佑于一德，八荒开寿域’，此等语不知常人何以当之？仆叔祖尝以桃符丐唯室先生书，先生书曰：'但愿儿孙勤笔墨，不妨老子自婆娑。’此语甚得体。”（宋王楙《野客丛书》卷十四《取亭馆名》）余义夫到蜀地之时，“题客次春帖云：'老子也曾来伺候，诸公聊复忍须臾。’”（宋叶厘《爱日斋丛抄》卷三）“赵信公葵镇淮扬日，有桃符句云：'日燿旌旗开大阃，风传鼓角到中原。’后句甚佳。是时，余制帅玠镇蜀，亦有桃符句云；'威行玉斧山河外，春在金符掌握中。’可以相埒。”（元刘壎《隠居通议》卷十）从上面这些诗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北宋到南宋，从文人到武士，好些人都在桃符上抒其怀、言其志。就连宋代皇帝也都参与了进来，宋度宗赵禥“游湖上，幸其（编者注：尤焴）堂，御笔题楹间曰：'五世三登宰辅，奕朝纍掌丝纶。’盖实录也。朝绅荣之。”（元尤玘《万柳溪边旧话》）在文人墨客的参与下，原来只是祈福祛邪的桃符，竟成了抒情言志的另一形式。春联至此已见端倪，但距离它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可能还差了一百年。 宋亡元来，人们书春祈福的习俗依然保留着。“元统间，余为奎章阁属官，题所寓春帖曰：'光依东壁图书府，心在西湖山水间。’时余嵕山为江浙儒学提举，写春帖付男置于山居，则曰：'官居东壁图书府，家住西湖山水间。’偶尔相符，亦可喜也。”（元杨瑀《山居新话》）两个文人竟然写出相似的春帖，确实有意思。另一个元代文人张之翰“自题桃符云：云间太守过三载，天下元贞第二年。”（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竟然一语成谶，张之翰不久竟辞世了，实在令人唏嘘。昆山文人顾阿瑛生前，“自题春帖云：'三生已悟身如寄，一死须教子便埋。’”（明朱珪《名迹录》卷四《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蒲道源《闲居丛稿》收录了包括“日月大明黄道阔，星辰髙拱紫垣深”在内的多副自作春帖。虞集《道园学古录》也收录了包括“华盖北瞻天帝座，蓬莱东拥道家山”在内的自作春帖十四副，可见元代朝野桃符书春的习俗仍未断绝。《楹联丛话》记有赵孟頫题春联“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与“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但是，明谈迁《谈氏笔乘·黄麟题联》却有这样一则：“'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相传解学士题殿门者，非也。洪武中，莆田黄麟黄伯厚，以文学荐对大廷，称旨，赐第一人，授翰林应奉。冬至，祀圜丘。御制门联云：'大明日月光天德，洪武山河壮帝居。’麟佯狂踢仆之，上怒。麟奏曰：'此陈后祖句，天朝效之，岂不羞乎？’上曰：'尔便易之。’麟口占曰：'乾坤一统归洪武，日月双轮照大明。’上称善。”除《楹联丛话》以外，笔者再没见元明笔记有过赵孟頫题写此两联的记载，此说令人存疑。而赵孟頫的另一副春联“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却被《寓圃杂记》《南濠诗话》《何氏语林》《尧山堂外纪》等明代笔记反复征引，应该很可信。 明代逢春题联的习俗更是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并进入了千家万户。清陈尚古《簪云楼杂说》提到“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已经成了今人普遍的共识。据笔者所见，“春联”一词最早就出现于明刘昌所撰《县笥琐探摘抄》以及明王锜所撰《寓圃杂记》两书中。刘昌（1424年—1480年），字钦谟，号椶园，南直隶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王锜（1433年-1499年），字元禹，号苇庵处士，别号梦苏道人，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两人都生于明初，所见所闻当真实可靠。《县笥琐探摘抄·借酒诗》载：“予尝至其第，见其厅事春联曰：'东坡居士休题杖，南郭先生且滥竽。’后堂曰：'片言曾折虏，一饭不忘君。’盖东谷尝从兴济伯、礼部尚书杨忠定公善奉迎銮舆，故云。其东偏曰：'乾柱西山笏，闲开北海尊。’其西偏曰：'长身惟食粟，老眼渐生花。’”《寓圃杂记·迎月楼春联 》载：“赵子昂过扬州迎月楼赵家，其主求作春联，遂题之曰：'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其家以紫金壶奉酬。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赵子昂一联未见于元代笔记。而且元代笔记中，只有桃符、春帖的称呼，也没有春联的概念。由此可知，“春联”一词，在明代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可。此后，“春联”一词出现在都穆的《都公谭纂》、徐咸的《徐襄阳西园杂记》、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焦竑的《国朝献征录》、《明实录神宗实录》、周晖的《金陵琐事》、刘侗的《帝京景物略》等书中。《西游记》《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禅真逸史》《型世言》《今古奇观》《欢喜冤家》等明代小说刻本也沿用了这一称呼。就这样，“春联”取代了“桃符”“春帖”“春对”等称呼，成为春节所用两行对仗文字的名称，并就此固定下来。确切地说，明代让“春联”一词实至名归，并走进了千家万户。 除桃符、春联大量使用对仗文辞外，青词中亦见对仗文字之滥觞。青词又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一般为骈俪体，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要求形式工整和文字华丽。唐及五代时，人们多笃信道教，青词尤为泛滥。唐李肇《翰林志》：“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朱字，谓之青词。” 五代前蜀杜光庭《皇太子为皇帝修金箓斋词》中写过：“青词奏御，俾金慧以韬光；丹表通真，致珠囊之叶度。”这些文字足可见青词在当时的影响。宋杨万里《诚斋诗话》载：“王履道，北人也，靖康避乱，谪在八桂，思乡里坟墓，作《青词》云：'万里丘坟，草木牛羊之践履；百年乡社，室家风雨之飘摇。’”这则青词似乎更像是哀挽凄切的挽词。元蒋正子《山房随笔》曾载：“宝佑甲寅，江东多虎，有司行禬禳之典，青词末联云：'虽曰寅年之足，或有数存；去其乙字之威，尚祈神力。’盖古诗有'寅年足虎狼’之句，传谓'虎威如乙字’，对属甚工。”可见宋元时候，以对仗骈俪见长的青词一直兴盛不衰。明代嘉靖帝喜好青词，善写青词者往往得到重用，由此让青词更是火爆一时。《明史·顾鼎臣传》记载到：“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 《明史·严嵩、徐阶等人。“时，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盖门坛扁对皆以金书，屑金为泥，凡数十碗。（《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皇家青词扁对的书写排场自是不凡。就是在这一期时期，青词与对联结合在了一起。当时知名的青词对联莫过于“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上有所好，下必行之。骈俪的青词在对联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同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种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把由对偶衍化而来，进而汲取诗赋词曲等古典文学对仗精髓的新文学形式——对联，推向了文学前台，终于让其在明代大放异彩，被文人墨客所接受，被社会各界所认可，促成了此种新文体的产生发展。 撰联以记之： 遥承五代而来，有句题符，骈俪陡然增藻饰； 且让一联更好，因词焕彩，殷繁自是在机缘。 三 对联之功用，并非仅仅桃符春联之饰春祈福、青词之举醮禬禳。从明代开始，对联还被广泛应用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举凡节庆、馈赠、哀挽、祝寿以致题署，都可见其应用。 明叶子奇在《草木子·谈薮》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程雪楼为闽守，任满归，民有献箭旗者以百数，公於内取其一联云：'闽中有雪方为贵，天下无楼如此高。’”箭旗是系在箭竹上的旗幢，应类似于人们常说的万民伞。程雪楼即元代的程巨夫，受学于族叔徽庵与吴草庐，同门友人称为雪楼先生。他离任之时，百姓进献百多个箭旗欢送。程巨夫却独独挑中了写有两行对仗文字的那一个。无独有偶，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旗联》同样载有这样一则：“中原红军初起时，旗上一联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其后毛贵一贼横行山东，侵犯畿甸，驾幸滦京，贼势猖獗。无异唐末。”对于红巾军用旗联之事，明末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给出了更详细的记录：“十一月，河南陷，河南廉访副使俺普遁。刘福通遣将分略河南、山东、河北，大书旗联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远迩传闻，元都大震。（《秘阁元龟政要》）”钱谦益在文中还指出了红巾军用旗联的具体时间——龙凤二年丙申即至正十六年（1356年）十一月。元末红巾军打出这面旗，为自己的反元大业找到了名正言顺的借口。钱谦益在《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中还记载了另外一则旗上书联的事情：“先是十月，太祖亲领马步数万众，一马军兼二步军，征浙东，悬金牌镌云：'奉天都统中华。’至是，克婺州，于省门建立二大黄旗，两傍立二牌，旗上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牌上书云：'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元末明初俞本《纪事录》）”看来，在接替刘福通主宰了元末起义后，明太祖朱元璋一样打出了反元复宋的口号。明郎瑛在《七修类稿》卷十三《国事类·霸州贼》中记载了刘瑾伏法时的一次叛乱：“正德五年九月，霸州刘六、刘七、齐彦名，原系谋逆太监刘瑾门下。瑾败，遂纠贼众流劫地方；后又增入杨虎、赵鐩、刘惠等，共二十五名，分为二十八营，共有人马十七万五千。各授伪官，张打'奉天征讨元帅’旗帜，上以金书联对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这次造反的主事者，直接将元末刘福通用过的旗联改动了一下，就打了出来，目的也不外乎是宣传鼓动。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还记载过万历年间，镇压哱拜之乱时，朝廷“露布中云：'仿佛禄山之强,不灭宋江之勇。’”这些事件串在一起，可以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了对联在明代政治生活中的普及应用。 除了以上这些例子，彩旗书联在明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屡有使用。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八十二《国朝·杨士奇》记载有用彩旗迎接进士的事情：“成化戊戌，曾彦复为进士第一。丘文庄公时为祭酒，以其门下士也，为彩联以迎之，云：'江右贤科，十回虎榜魁天下：西昌文运，三应龙洲过县前。’”太监魏忠贤炙手可热的时候，各地纷纷为其造生祠。京师迎像时旗上对联云：“至神至圣，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常明。”（明吕毖《明朝小史》卷十六《天启记·祠宇对联》）魏学濂壬午举南榜，树旗于门：“顾孝廉之名义，绍忠节之家声。”（明谈迁《谈氏笔乘·癸未选馆》）《啸虹笔记》曾载：“休邑南乡三溪，俗讥其村人为牛，有新入泮者，溪西俞姓，以彩帐迎之，其旗上一联云：'头角峥嵘，异日必为天下宰；羽毛丰满，今秋定见月中人。’亦巧于诮人者。”明沈榜在《宛署杂记·乡试》中还详细记载了当时举行乡试时的物资准备，就提到过“礼生写榜纸四刀，写彩旗联句红绿黄毛边纸一百八十张，销金红礼帖并套二百九十个，销金酒托箸签四十副。”可见，明代的旗联使用是很广泛的。明佚名撰话本小说《丽史》也保留有彩旗书联的例子：“是役也，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民间秋毫无所犯。僧大奎大书彩旗，联句云：'将谓一方皆左衽，岂图今日见王官。”’看来明代旗上题联，用以褒奖宣扬、鼓舞发动，和今时之送锦旗、写标语、做广告非常类似。 明代对联的发展，还源于朝野之间的交际需要，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臣子要给皇帝拟写青词匾对外，皇帝给臣子赏赐对联以示褒奖、朝臣进献对联的例子在明代也屡见不鲜。明王世贞在《皇明异典述》卷六《特赐额号》中记载了“以魏国公达，勋业非常，于居第左右特各建一坊，榜曰'大功’，又特署八字于德庆侯廖永忠门，曰'功超群将，智迈雄师’以旌异之。……今上（编者注：神宗万历皇帝）为张江陵赐堂额，曰'纯忠’，其左匾曰'社稷之臣’，右匾曰'股肱之佐’，堂对曰'志秉纯忠，正气垂之万世；功昭捧日，休光播于百年。’楼额曰'捧日’，皆御笔。”至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赐予陶安之“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的事情，更是人们所耳熟能详。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也曾赏赐大臣江渊御书“北极勋臣府，西川相国家”，至今仍见挂于重庆江津江公享堂。可见，明代皇帝喜欢赏赐大臣御书对联以示褒奖。对此，明太监刘若愚结合亲身经历在《酌中志》写到：“世庙圣孝，凡睿庙藩邸御笔，不惜重赏购之。恭钤钦文之玺，或新制睿宗献皇帝御书之宝，非亲近大臣不赐也。睿庙善书、善篆文，有《恩纪含香堂诗》行世。光庙于讲学之暇，好挥洒大字扁额、对联，以赐青宫左右，虽祁寒大暑，未之少懈。或亦钤东宫，亲笔图书不载年月者，即光庙潜邸之御书也。当轴亦宜奏请访购，以备一代宸翰可也。”这一段文字，记载了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喜欢写对联的事情。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四《翰林应制》则记载了大臣进献对联的事情：“今上大婚以后，留意文史篇什，遇元旦、端阳、冬至，必命词臣进对联及诗词之属，间出内帑所藏书画，令之题咏，或游宴即宣索进呈。”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还提到了：“凡文华殿前后柱上对联，亦张文忠进献，王庭策等所书写。其文曰：'念终始，典于学，期迈殷宗；于缉熙，殚厥心，若稽周后。’又曰：“披皇图，考帝文，九寓化成于几席，游礼阙，翔艺圃，六经道显于羹墙。”又曰：'四海升平，翠幄雍容探六籍；万几清暇，瑶编披览惜三余。’又曰：'纵横图史，发天经地纬之藏；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将之益。’又曰：'西昆峙群玉之峰，宝气高腾册府；东壁耿双星之耀，祥辉遥接书林。’”这些张居正进献、王庭策等人书写的对联一直保存到了明末。《明史》志第五十《职官三》也曾提到“中书房，掌房一员，散官无定员；掌管文华殿中书所写书籍、对联、扇柄等件，承旨发写，完日奏进。”可见，对联在明代是得到以皇帝官员为首的时人们的认可的。 明代对联的繁荣，还表现在对联被用于刻挂张贴。至迟至明代中后期，举凡州府县衙、宫殿庙宇、楼堂馆舍，已经可见“园阁联”“衙宇联”（明《燕居笔记》）。明徐弘祖在《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中，记下了他在湖南衡阳石鼓山的所见：“乃二石柱，旁支以石，上镌对联，一曰：'临流欲下任公钓。’一曰：'观水长吟孺子歌。’非石鼓也。”另一位文人刘侗曾到京城阜成门外二十五里的嘉禧寺，“方丈悬神宗御书联，笔法用颜真卿。僧云，初年笔也。（《帝京景物略》）”还是这个刘侗，到定国公园游玩，“入门，古屋三楹，榜曰太师圃，自三字外，额无扁，柱无联，壁无诗片。”可见当时柱有联，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周亮工在《闽小记·卷二·三苏祠联》中提到了我们所熟知的一副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而这副联的作者就是明代福建长泰人戴燝。明末文人张岱更是为杭州西湖写了包括“夜壑泉归，渥洼能致千岩雨；晓堂龙出，崖石皆为一片云。（《西湖梦寻·龙井柱铭》）”在内的一大批柱联。从宋濂铭于楹之“积丘山之善，尚未为君子；贪丝毫之利，便陷于小人”，到吕维祺写下“人只此人，不入圣，便作狂，中间难站脚；学须就学，昨既过，今又待，何日始回头？”，对联已经挂上了当时的楼堂馆舍，进入了文人们的精神生活，成为了百姓的日常家用。从陈敏之书联“四万八千丈，山中仙客；三百六十重，滩上闲官”于徽州歙县衙，到陈幼学为湖州官舍题写下“受一文枉法钱，幽有鬼神明有禁；行半点亏心事，远在儿孙近在身”，对联已经挂上了当时的州府县衙。一代明朝官员用对联净化着官场，引导着当时的仕风。翻开明小说刻本《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今古奇观》……当你看到里面各处张贴的实用对联时，无需惊讶，因为那是明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挽联起于挽词，从宋代已见端倪。有挽联之实者是南宋赵鼎为自己所写之两句。《宋史·列传第一百一十九·宗泽赵鼎》载：“先得疾，自书墓中石，记乡里及除拜岁月。至是，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遗言属其子乞归葬，遂不食而死，时绍兴十七年也，天下闻而悲之。”当时虽无挽联之名，但这也应该算是赵鼎的自挽联吧。一九八六年七月，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西路茶园山小学南宋无名氏墓地发现四副挽词，其中有两副完全对仗：“铜竹昔时膺凤诏，风云他日趣鳌头。”、“正直忠良摩万姓；宽仁骨鲠劳三军。”这也算是挽联肇事之实物。明代更是将对联用于墓地、祠堂等纪念场所，以表达哀挽之情。明谈迁《谈氏笔乘·汪清木首》载：“太祖姊二，曹国长公主适李贞，太原长公主适汪清。清从征陈氏战殁，葬盱眙县西八十里牧羊山，刻木首殉之。飨堂柱帖：'帝乙联婚，戚里恩波流世泽；鄱阳取捷，康山庙祀报奇勋。’'为国捐躯，千载忠魂扶社稷；相夫委质，万年义冢壮山河。’”这两幅用于飨堂的对联称之为挽联，也丝毫不为过。明朱国祯在《涌幢小品》卷之六《圹对》中记载到：“吴明卿自作生穴，旁为祠，题其柱曰：'陶元亮属自祭之文，知生知死；刘伯伦荷随行之锸，且醉且醒。’明年登七十四，方贺者履不绝于户时，语二子，事小定，且自为志。无何遂卒。”这副自题生圹的对联，是不错的自挽联。托名摘趒轩刊冯梦龙增编的《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六卷下，分五集，集中刊刻了六十类对联若干，其中第四集就有“挽男子联”“挽内联”“挽道联”“挽僧联”四类。可见，明代中晚期，挽联已经在社会广泛应用。 梁章钜认为寿联之始，可溯之于宋代。其实《楹联从话》所谓宋人之寿联，多为寿诗寿词之摘句。《宋史·列传第二·后妃下》所载夏执中为宋孝宗献寿之八字“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倒是可作寿联之缘起。但是它有寿联之实，却无寿联之名。真正出现“寿联”二字，目前来看最早也是明代。明末余瑞紫曾根据自己身陷张献忠起义军的经历，写有《张忠献忠陷庐州纪》一文提到了“寿联”一词：“次日赏各将官，人人趱起，赶九月十八日与八大王贺寿。先十六、十七两日预祝，自辰至酉唱红、饮酒、大吹大擂。正席排列八洞神仙，堂上悬百寿锦帐，山柱上贴大红缎金字寿辰联，云：'天上命明君，曾见黄河清此日；人间寿新主，争睹嵩岳祝千年。’此林山人作也。屏门上寿联：'开江左以奠基，欢同万国；跨海内而定鼎，寿祝千龄。’此彭贡生作也。其顶上俱用绸蓬搭就，地下纯用毡条盖铺，庭外明楼总用色绸裹成，真果壮观好看。十八日正寿，门前双吹双打、大炮震天，说不尽的热闹。十九日亦如是。二十日还要唱戏，待那小头目的酒，予晚去看，绝不闻声。”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寿联”名称记载。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翰林应制》提到的大臣向皇帝进献对联，“今上大婚以后，留意文史篇什，遇元旦、端阳、冬至，必命词臣进对联及诗词之属”，这其中难保没有为皇帝万寿生辰而写的贺寿联。《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六卷下，第四集同样有“庆寿联”、“寿醮联”两类。我们可以推想，至迟到明代中晚期，人们已经开始用对联祝寿了。 除了“春联”“衙宇联”“挽联”“寿联”见之于明代外，“对联”“对语”“对句”“楹联”“楹帖”“春帖”“春对”……等称呼也是在明代被广泛使用并得到人们认可的。单单是我们所熟知的名胜园林联，在明代就已经出现“榜联”“柱联”“柱铭”“柱对”“园阁联”等不同的称呼。可见，明代是对联及其所属各门类正式定名的时期。 张岱在《琅嬛文集》中收录有《柱铭抄自序》，现全文录入如下： 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者，传之自文长始；昔人未有以柱对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长之逸稿始。自逸稿刻柱对，而越之文人竞做柱对。然越之文人竞做柱对，未作时先有一文长横据于其胸中。即作时又有一文长遮盖于其面上。故用学问者多失之板实，用俚语者多失之轻佻。文人之学文长者，实多为文长所误。然学文长而全学文长之恶套者，则文长又为学文长者所误。余故学文长，而不及文长，今又不敢复学文长，则伥伥乎其何所适耶？我越中崛强，断不学文长一字者，惟鸿宝倪太史。而鸿宝倪太史柱对有妙过文长者，而寥寥数对，惜其不及文长之多。则余之学文长而不及者，又何取乎其多过文耶？ 及友人不以宗子为不及文长，而欲效宗子之刻文长，每取文长以夸称宗子。余自知地步甚远，其比拟故不得其伦。即使余果似文长，乃使人曰：“文长之后，复有文长。”则有合贵于有宗子也？余无面目见鸿宝太史，何况后之文人。 张岱因为仰慕徐文长，而将其逸稿收集整理，“昔人未有以柱对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长之逸稿始”，才有了俞樾在《茶香室三钞》中的评价：“按今人刻楹联入集中，此其滥觞，然但知为楹联，莫知为柱铭矣。”可见以张岱为首的越中文人，早就有在文集中刊刻对联之风。明代中后期的文人墨客，特别是江浙文人已经有了强烈的对联文体意识，并在文集中收录对联作品。将对联收入文集这股风气，在当时波及全国。从目前现有资料来看，蜀晋鲁赣、江浙苏杭，各地文人无不有对联放入文集中；如《小窗幽记》《娑罗馆清言》《谢华启秀》 《偶谭》 《罔措斋对联》《半九亭集》《中麓山人拙对》《中麓山人续对》等对联汇集本的大量涌现，绝非偶然，应是当时文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竞胜的结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古籍计一万零二百八十九种，其中仅有三十多种明代书籍涉及到对联或者对仗。我们可以推知，会有多少对联文集被埋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惜乎年代久远，兼之清代四库修书，“寓毁于征”，在文字管束严苛之下，毁书现象时有发生；更有清代早期对对联文学的不认可，让明代兴起的对联文学得不到重视。 明代是对联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就现在所看到的对联类集本，明代对联文体意识已很强烈。文人墨客也都极为重视对联的创作，并措意为之。正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才有了清代对联更进一步的繁盛。 撰联以记之： 五千载古今接续，万类相谐，当晓清兴源有处； 十七朝人物风流，诸联已备，要知明盛自无拘。 四 在汇编本书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呈现明代对联在发展中的脉络，编者在编写中主要侧重了以下几方面； 第一，征引以明代为主，下及清代中期。本书在编写中，征引了百多种明代以来笔记野史、诗札文集。作者的生活时间跨度大体在元末明初至明末清初之间。本着当代人更有资格说当代事的原则，本次汇选之联话尽量以明人书籍为主；对于明末清初之后的书籍，考虑到隔代流传中的不确定性，尽量不用或少用。对于有些笔记收录有对联，却无联话本事者，除已经单独成书者未收录外，其他零星联作，编者尽量给予保留，以起到保存资料之作用。 第二，排序以时间为线，呈现发展脉络。为了更好地呈现明代对联的发展，在联话排序时，编者先对所征引笔记野史、诗札文集的作者进行了查证排序，对于有明确生卒年代的作者，以作者的生卒年为联话排序参照，呈现联话形成的时间脉络；对于生平不可考者，则参照了所征引笔记的刊刻时间以及已知作者时间节点来排列；又或参照书籍内容，与他书对照加以确定，尽量放在同一时期作者的后面。 第三，笺注以人物为要，旁涉对类写法。本次笺注不过分注重字词考校注释，主要以对联所涉及到的人物生平为笺注内容。字词笺注则本着要言不烦的原则，只对对联中出现的部分字词做出必要的注释。欲知其妙，须知其法。对于古典文学，因传承断代，今人知悉创作之法者甚少，而不知创作之法，往往又难知其精妙，不能体察汉语文辞之美。本次笺注，对联话所涉及的多数对联进行了对类写法上的简单剖析，并对涉及到的相关对联创作知识进行了介绍，便于读者能了解对联创作之法，进而对对联文学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第四，辅助以相关书目，刊刻作联捷要。在正文之后的附录中，编者还添加了所见明代对联类书籍以及本书所征引到的相关书籍，按照“启蒙编”“正统编”“旁逸编”“小说编”“四库编”五部分，提供给读者，为想进一步研究者提供帮助。特别是“旁逸编”，编者尽量以时间为序，呈现联话传抄之脉络。另外，在《作联捷要》中，编者还结合自己学习对联的体会，将一些对联创作的基础知识加以简要串讲，希望能对有志于对联创作者有所启发。 编者在编写中，力求让本书成为“对联爱好者的故事书”“对联创作者的参考书”“对联研究者的资料书”，以求发挥文字之最大功效。想法往往很美好，实际效果就难说了，希望本书的编写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收获。 撰联以记之： 别类分门，只在联能知起处； 灾梨坏枣，何妨我也向忙时。 五 梁启超先生喜好对联，却又拿《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用来应付《晨报》催稿，“只好撒个烂污，写这篇没有价值的东西给他。”类似的言论，好像误导了好些后来人，以致认为对联不登大雅之堂，不该入古典文学之列。于是，中国文学史也将之开出文学之列，反倒是一些弹词、宝卷之类的，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学阵营。由此，笔者又想到素来流传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说。对此，笔者每每感觉有所缺陷。如果将中国文学大体分为“文序列”、“诗序列”两列的话，我觉着完全可以这样来重新认识中国文学：“文序列”可有先秦散文、两汉辞赋、魏晋清言、唐宋古文、明清小说；“诗序列”则可开列为古歌、唐诗、宋词、元曲、明联、清诗钟。当然这也只是编者的一厢情愿，分类也未必合情合理，让人信服。在这里，我最想说出的，其实就是——文学不应该抛弃对联。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见识待长，文中错讹应该也难免，谨向读者表示歉意。不当之处，请多多指正。 撰联以记之： 搜罗未尽，错讹应存，何妨立雪求师友； 束手惟它，虚心在我，但见流风自古今。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二日于沭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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