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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骤起，盛唐清平云散。肃宗灵武受命，李泌始出山以布衣襄助，所以济艰难者。长安克复后，飘然归隐。其所陈五不可留者，后世谋臣多有取意，可谓舒卷可怀天下，进退符道契度。历观中唐纷乱，上得天心而无疑嫉，下怀民情而无攻讦者，惟郭子仪和李泌二人而已。郭子仪名重史籍，而泌却见轻于诸儒，《通鉴》言其薨时，惟言：“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谲，故为世所轻。”《旧唐书》更有“虽诡道求容，不为时君所重。”之言，殊见偏颇。不为时君所重者，显见虚妄。为世所轻者，无非是为所谓的宿儒所轻。 贞元四年二月，元友直运淮南钱帛二十万至长安，李泌悉输之大盈库。然上犹有宣索，仍敕诸道勿令宰相知。泌闻之，惆怅而不敢言。司马光评曰：“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贫不学俭。夫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虽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非其道故也。”此或者司马光借此阐明政见，无非反对王安石辈之以聚敛为目的的新法。然伤时则可，以此评德宗之乱世，则有些草率了。大盈库虽名为帝王私库，实际也是国库之内库。肃宗第五琦为度支时，由于京师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制，乃奏尽储于大盈内库。德宗时，因杨炎谏，始重新按旧制，启用左藏。时人以此称杨炎，而独无赞德宗者？弃私藏而立左藏，可见德宗非有匹夫之鄙志者。外府不足为忧，内府不足奈何无忧？两税难行，国用不足，其时内外皆困也。时德宗谓李泌曰：“每岁诸道贡献，共直钱五十万缗，今岁仅得三十万缗。言此诚知失体，然宫中用度殊不足。”可见当时方镇割据，贡献难入，名曰宣索，何异乞讨？此泌所以不敢言，乃难言耳。昔韩滉遗刘玄佐钱二十万，仅仅备入朝行装而已。今大盈所入不过也是二十万，杯水车薪罢了。而史籍所载德宗绝非肆意挥霍，穷奢极欲之主。吕思勉先生指出，“是时用度方广，亦不得不事节啬也”。内库之积，也非仅用于一己之私，除去正常用度外，以备不虞罢了。而这个“不虞”应当便是削藩军费。《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记载，宪宗曾于元和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四年多次动用内库钱帛用作军费，数额巨大。可见德宗聚敛财富的政治目的。为应付方镇割据，不得已聚敛伤民，此泌所以惆怅也。司马光未明所以，以为相之非道，却不知其所秉乃盛世之法，非乱世之典。光无非欲托言其志罢。 《旧唐书》言邺侯“及在相位，随时俯仰，无足可称。”史书偏颇如此，掩卷唯有叹息。且不说其为相时，又保一太子，避免了可能的萧墙之乱；亦不说其力保功臣李晟、马燧，安定上下人心；亦不说其请复所减州县官，稳定了鼎沸之朝局；单是说服德宗弃陕州之恨，结好回纥，终定“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以对抗吐蕃”国策之举，便是安土保疆，福泽社稷万民的善政，足可青史留名。更不要说其推行戍卒屯耕边地荒田，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并积极推行府兵制度的重新建立，对抑制方镇割据无疑是有积极的作用的。观其政事处理，议决往复，言辞平和，一事之决在于理辩明晰，少有意气庭讼之患；用心精深，思虑周远，一事之行往往有举一反三之效。岂是《旧唐书》所言“随时俯仰，无足可称”？ 另有毁者，以其临终推荐窦参为相。史书以窦参为奸，言其阴狡而愎，恃权而贪。然观史书所载，未见其奸何在。非其“每奏事，诸相出，独居后”而冠以“实专大政”，显然经不起推敲。无非坐其族子之祸，贬谪途中宣武军节度使刘士宁遗参绢五十匹，湖南观察使李巽与参有隙，上疏诬其交通藩镇，触及德宗隐痛，终至赐死于路。《旧唐书》对其多有褒赞。言其“参习法令，通政术，性矜严，强直而果断”。言其“不避权贵，理狱以严称”。言其“数蒙召见，论天下事，又与执政多异同，上深器之，或参决大政”。可见李泌所荐，未必有误。史书可毁李泌，自亦可毁窦参，又有何疑哉！昔韩滉修石头城，李泌保之，李勉失守大梁，李泌保之，李泌可谓知人矣。临终所荐，必有所取。窦参遭毁，无非时宰忌之，多所排抑所致。 实际上，司马光亦觉《旧传》毁之太过，认为：“泌虽诡诞好谈神仙，然其知略实有过人者。至于佐肃、代复两京，不受相位而去，代宗、顺宗之在东宫，皆赖泌得安，此其大节可重者也。”然光之所见亦小也，泌之大节岂独在此？其反对与叛臣李怀光妥协及反对割地吐蕃，无不显现其铮铮的家国情怀。诡诞好谈神仙也无非伪饰其智并伪饰其志罢了。胡三省言其“自李泌为相，观其处置天下事，姚崇以来未之有也。”殊为至当。 徐钧史咏云：“衣白山人再造唐，谋家议国虑深长。功成拂袖还归去，高节依稀汉子房。”唉，如此人物，武功风流，史籍毁誉，犹不可凭，可知写史难，评史难，读史其犹难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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