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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古代秘书在禁中值夜班，主要任务是为朝廷起草紧急公文。但同是撰写公文，晚上值班由于受条件的限制、环境的制约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秘书撰文时常常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特殊情况，发生许多非常有趣、离奇甚至充满风险和机遇的事情。 一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李训、郑注等人为消灭宦官，发动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时，文宗皇帝李昂曾暗中给予支持。李训等人以失败丧命告终后，大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非常憎恨唐文宗，多次设计废掉他。有天晚上快到半夜的时候，翰林院突然来了一个宦官，叫当晚值班的翰林学士崔慎由立刻进宫。崔慎由跟着宦官来到秘殿，但见仇士良等人端坐在大堂上，看上去已经等候多时了。崔慎由环顾四周，只见门窗紧闭，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不由心生疑虑，预感到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 等崔慎由落座后，仇士良对他说：“皇上患病已经好长时间了。自从他做皇帝以来，政令紊乱，办事糊涂；政务荒废，国运大衰。皇太后看到这种情景，整日愁眉不展，忧心忡忡。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皇太后决定更换皇帝。今晚急着叫学士来，就是要你起草废黜皇帝的诏书。” 崔慎由听到这里，不由大吃一惊，坚决拒绝说：“当今皇上恩泽遍施天下，品德无半点瑕疵，这是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我们怎么好随随便便议论更换皇帝这件事呢？慎由有亲人朋友、中表兄弟数百上千人，怎么敢做这种灭门九族之事呢？！即使杀了我也不敢答应！” 听了崔慎由的话，仇士良等人沉默良久，无言以答。之前他们显然认为，迫于他们的权势和淫威，崔慎由肯定会满口答应此事，把废帝诏书写好，因为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毕竟是多数人遵循的处事原则。哪想到崔慎由这个翰林学士犹如吃了豹子胆，竟敢一口回绝他们的要求。他不但把话说得很死，而且句句在理，叫人无法反驳。仇士良等人本来就做贼心虚，理亏在先，如今面对崔慎由表面上示人以弱实际上却是柔中有刚的回答，自然无话可说了。 过了许久，仇士良等人才打开后面的一个小门，把崔慎由带进一个小殿，只见文宗皇帝无精打采地独自枯坐在那里，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仇士良这个不可一世的宦官，跨上台阶，来到唐文宗的面前，手指着他，声色俱厉地一条一条数说唐文宗的过失，把心中的怨恨都倾泻在他的身上。唐文宗一直低头不语，犹如可怜的小孩承受严父的责骂，一点都不敢分辩。接着，仇士良又指着唐文宗的座位说：“如果不是崔学士不起草废帝诏书，你就没有资格再坐在这个位置上！”说完，便让人把崔慎由送出官去。崔慎由临出门时，仇士良还威胁他说：“今晚的事情不能走漏一点风声，否则你整个宗族都难保！”（《新唐书·宦者上》） 经历这一夜惊心动魄的场面，崔慎由虽然化险为夷，但事后想起来就后怕不已，于是以身体不佳难以坚持值夜班为由，请求尽快调动工作，离开了秘书岗位。另据史书记载，崔慎由虽然没有把此事告诉任何人，却在日记里作了详细记载，并在临终前交给儿子崔胤。到唐昭宗李哗时，崔胤身任宰相，大权在握，于是联合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尽除宦官，宦官七百多人均被杀，派至诸道的宦官监军使，亦命当地处斩，宦官差不多全被杀光了。史书上因此说：“慎由记其事，藏箱枕间，时人莫知。将没，以授其子胤，故胤恶中官，终讨除之，盖祸原于士良、弘志云。”（《新唐书·仇士良传》） 二 秘书值夜班写公文既然充满风险，当然也饱含着机遇，可谓风险与机遇并存。乾隆朝军机章京巴延三，有一次值夜班起草公文，就遇到了别人难以遇到的好运气。 在乾隆皇帝对准噶尔部用兵期间的一天深夜，有一份紧急军事文书传到北京，需要及时回复。此时，军机大臣们都已回家休息，军机处只留下个别值班的军机章京。乾隆问身边的宦官，军机处今天是哪位军机章京值班？宦官告诉他是巴延三，乾隆就要他们赶快去把巴延三叫来。巴延三来到皇帝寝官的窗前，听取指示。乾隆对隔窗站着的巴延三讲了文书的大意和具体写作要求，就要他赶快回军机处起草诏令。巴延三到军机处工作虽然已有一段时间，但由于办文办事能力较差，领导和同事们平时都看不起他，所以没有让他独力完成过一篇公文的起草，这次要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军机处值夜班，也根本轮不到他去谒见皇帝领受任务，因此，巴延三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当今皇上。可能是他心情非常激动，一心只顾看皇上而没有认真听取乾隆的指示；也可能是他心情特别紧张，虽然乾隆交代任务时他也认真听了，但事后却没有留下完整清晰的印象；更有可能是他的能力确实十分低下，当时根本就没有听清楚乾隆究竟说了些什么！总之，他出得宫来，对乾隆刚才说过的话早已左耳进右耳出，一句完整的话也没有记住，哪里还写得出什么诏令！ 值得庆幸的是，跟着巴延三去军机处立等取稿的乾隆亲信小太监鄂罗里，不仅会识字作文，而且善于揣摩皇上心意，刚才乾隆对巴延三口授旨意时，他就站在一旁，皇上说的话他都听得一清二楚，现在他看到巴延三急得满头大汗却写不出一个字来，为不误事，就只好凭着自己的记忆，代巴延三起草了这份诏令。鄂罗里将文稿进呈皇上时，自然不敢说是自己写的。 十分有趣的是，这份由小太监代笔起草的诏令不但替巴延三救了急，解了围，巧妙地掩饰了其能力低下的缺陷，而且博得了乾隆的高度赞赏，看过后连说写得好写得好。乾隆最后还问鄂罗里：这个军机章京叫什么名字？鄂罗里回答说叫巴延三，乾隆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三个字。过了几天，乾隆见到军机大臣傅恒，便大大地表扬了巴延三一番，然后说：“你们军机处有这么特别优秀的人才，为什么不及早向朕推荐？”傅恒当然清楚巴延三的底细，但为了不使皇上扫兴，也就不便将实情讲出来，所以他不仅不会把巴延三那些“人争鄙薄之”的丑事端出去，而且还顺水推舟，乐得做一个顺手人情。不久，傅恒就把巴延三推荐上去，将他外放为潼商道员。 你还别说，巴延三这个小子写文章的本事没有，当官的功夫却很到家，加上一点小小的运气，此后，他的职务不断升迁，不几年就爬到了两广总督的高位，成了手握重权的一方诸侯！多少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在秘书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案牍劳形，老于其位，而巴延三这种“龌龊无他能，人争鄙薄之”的庸劣无能之辈，却凭着某种机遇和侥幸，一路飙升，最后竟然成了权势显赫的封疆大臣！世上事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只能让人摇头叹息、徒唤奈何！ 由于巴延三是有了鄂罗里的救急才获得提升的机遇，所以他后来从骨子里感激鄂罗里，私下里常常称呼他为恩人；也由于巴延三不是凭能力和本事上去的，所以他做了高官后，不仅工作上毫无建树，而且庸劣的本性暴露无遗，既贪污腐化，又滥用权力，最终被罢官回家。在这里，世道似乎又体现了其公正、公平的原则。 三 除了风险和机遇之外，秘书值夜班写公文有时还显得十分离奇。 早在开元六年(718)的三月份，唐玄宗就曾当面许诺任命张嘉贞为宰相。唐玄宗作这种许诺而不是马上任命，是因为当时担任宰相的宋璟深受唐玄宗信任，而与宋璟同时为相的苏颋也很不错，两人配合得相当好，所以唐玄宗不可能马上任命张嘉贞为宰相来取代宋、苏二人。两年后，也就是开元八年(720)，宋璟和苏颞因禁恶钱“颇招士庶所怨”（《旧唐书·宋璟传》），唐玄宗不得不罢免他们的宰相职务后，他才践诺两年前许下的诺言，通知秘书起草公文，正式任命张嘉贞为宰相。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当唐玄宗决定下文任命张嘉贞为宰相时，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来。唐玄宗只记得这个人姓张，名字有两个字，是个复名，在北方做大将。中书省当天值夜班的是中书侍郎韦抗，唐玄宗叫他来起草任命宰相的文书，并要他想想这个姓张的人叫什么名字。根据唐玄宗提供的线索及特征，韦抗说：“这不是朔方节度使张齐丘吗？”唐玄宗点头称是，并当即要他起草文书，任命张齐丘为宰相。幸运的是，这天深夜，唐玄宗在阅读下面报上来的公文时，顺手拿起的一份刚好是张嘉贞写来的，这才猛然醒悟过来，想起了他的名字，于是当即叫来韦抗改写任职文书，任命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否则，宰相这顶官帽，就要误戴到另一个姓张的人头上去了。 连任职者的名字都想不起来，就匆忙下令起草任命书，此事确实十分离奇和少见。这种离奇古怪之事，也只有在深夜匆忙起草公文时才会发生。因为若是正常上班时间，碰到什么疑难问题，秘书完全可以找人咨询，或者查阅有关文书档案，这样就可避免和防止出现差错，而晚上值班，除了皇帝，就只剩下起草公文的秘书，他们根本不可能找人咨询，也无法查阅档案资料，要发生错误，就只有任其发生了。 四 任命宰相险些出错，这种离奇事确实少见；而在起草任命文书时将错就错，这样的怪事无疑更是稀奇有趣了。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寇准被丁谓排挤罢相后，需要另外再任命宰相，宋真宗原来只打算任命李迪一个人，最后公布的名单却有两位宰相，即兵部尚书冯拯也被任命为枢密使、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宰相）。按照原来的计划安排，冯拯是担任参知政事一职，后来之所以被突然任命为宰相，和宋真宗召错了值班秘书起草文件而又不愿意纠正错误有很大关系。 自唐中叶建立翰林院，由翰林学士专掌“内命”，分割了中书制诏权之后，朝廷机要文书都由翰林学士起草，其他一般文诰诏命，才由中书舍人（知制诰）负责撰制，朝廷文书明显地分为内外两制。到了宋朝，翰林学士院（唐朝为翰林院）的职掌比唐朝虽有所扩大，但学士负责起草的文书种类，与唐朝还是基本相同。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的职责分工虽说早已明确，但当要起草文件时，皇帝却会经常召错秘书，也就是本该由舍人起草的文件，皇帝却召来了某位学士；而本该由学士起草的文件，皇帝反而召来了某位舍人。由于不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且舍人与学士所能涉及的机密程度也不一样，在这个时候，被误召的舍人或学士，只要说明自己被误召了，皇帝当即会换过秘书起草文件。如寇准罢相时，按规定应召翰林学士起草制书宣布这一决定，却误召了知制诰晏殊，晏殊于是说明：“臣掌外制，这不是臣的职务。”皇帝便从翰林学士院另外召来了值班学士钱惟演。晏殊被误召后，由于涉知的机密超过了知制诰的权限，便奏称恐怕泄露机密，不敢再出去，被获准在学士院住了一宿，到第二天决定宣布后才离开学士院。而这次宋真宗打算任命冯拯为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时，却误召了值班学士杨亿来起草这一任命决定。参知政事也是朝廷执政大臣，属于宰相班子成员，让学士起草制书本无不可，但按照宋朝当时的习惯做法，任命参知政事是由中书舍人起草任职决定，如前一年丁谓从节度使升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时，就是由知制诰宋绶起草任命书的。丁谓对此虽有不满，但最后也得接受事实。杨亿这次被误诏后，自然不敢从命，于是说：“这是舍人的职责。”宋真宗问：“什么级别的官员才由学士起草任命文书？”杨亿说：“若是任命枢密使、同平章事，制书就应该由学士起草了。”想不到宋真宗不但不换秘书，而且将错就错地吩咐杨亿道：“就以此官任命冯拯。”从而让冯拯平白无故地捡了个大便宜。 宋真宗不是以任命的官职而召来相应的秘书起草文件，而是以误召的值班秘书所担负的职责来任命官员的相应职务，这件发生在北宋天禧四年七月中旬的撰文逸事，无疑是中外任官史上和公文写作史上的一件趣事和怪事了。 五 公文写作是离不开档案资料的。为了弄清某个问题，秘书不仅要充分利用本单位的文书档案，有时还要去档案机构查阅资料。另外，有的秘书由于业务不是很熟悉，搞不清楚文书的种类格式，因此他们起草文件时，常常要找一些旧文件做样本，然后“依样画葫芦”。可是值夜班的秘书起草公文，查阅档案资料就没有那么便利了，因为档案室不像秘书部门那样，每天都会安排人员值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能像正常上班时间一样，想什么时候进档案室查找资料就什么时候去。如果值班秘书所要写的又偏偏是一份急件，必须迅速撰写出来，这个时候就难免会发生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 韩丕是宋太宗时的秘书，此人文章道德都不错。但他的毛病是“诰命应用，伤于稽缓”，也就是起草公文拖拖拉拉，难以按时完成。宰相宋琪性子急，经常加以督促、责备，有时甚至公开批评挖苦他；韩丕的同事、中书舍人王佑也“以前辈负气，每陵轹面折之”。但他就是改不掉这个毛病。 韩丕起草公文“伤于稽缓”，是他写作时有个不良习惯，就是在动笔之前，不是认真调查研究，搜集资料，精心构思，而是总喜欢去找一些内容差不多相同、文种格式基本类似的旧作做样本，然后改换一些文字和数据，稍作改易而后呈进。所以他每次起草文件，总要花不少时间到档案室寻找旧文件做样本。起草文件既然离不开模仿，韩丕怎能不拖延时间，以致“伤于稽缓”呢？ 韩丕起草文件“依样画葫芦”，在平时也许还能勉强应付过关，一旦遇上紧急事情，就必定要出问题和闹笑话了。一天晚上，皇帝等诏书非常急，韩丕却迟迟交不了稿，原因是管文书档案的人出外住宿，韩丕没有钥匙进档案室找文件做样本，因此握笔许久也写不出一个字来。后来被催得急了，韩丕只好把锁砸破，找出文件旧稿，稍加改动，然后抄一篇文稿呈进。韩丕起草文件“伤于稽缓”本来就遭人批评嘲笑，如今他又破锁人室找旧稿“依样画葫芦”，所遭受的讽刺、挖苦自然更多、更刺耳。韩丕觉得无脸再在秘书部门待下去，就主动上表请求外放。不久，获准到虢州任知州。 起草文件“依样画葫芦”，离开样本便写不出文件，并在历史上留下笑话的当然不止韩丕一人。据《朝野佥载》卷二记载，唐朝有位叫阳滔的中书舍人，有一次值班时奉命起草一份急件，而管文书档案的令史把钥匙带走了，阳滔便不能进档案室找文件做样本，因为无样本检寻，阳滔也就不能把文件写出来。事情很急，时间不等人，急得团团转的阳滔百般无奈之下，“乃斫窗取得之”，也就是砍破窗户进入档案室找出旧文件做样本，才完成此文的起草任务，他为此而得了一个“斫窗舍人”的绰号。阳滔和韩丕，一个“斫窗”，一个“破锁”，目的都是为了进档案室找文件做样本，确实使人忍俊不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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