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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经湖北省同意，报经国家水电部批准，襄阳地区开始修建引丹渠道工程。当时的国家水利电力部，以钱正英为主六位主要领导同志亲临工地检查指导工作，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副主任张体学亲自审定渠线走向方案，副省长夏世厚、省水利电力局局长漆少川等领导亲自审批工程资金、器材、物资。为实施工程的具体领导，襄阳地区成立了引丹工程指挥部，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焦德秀（“文革”前地委书记）同志兼任指挥长，董华生（原地委副书记）和沈汉民（原地委副书记）及张正午（地区水利局副局长）同志任副指挥长；光化、襄阳两县相继组建了民兵师、团、营领导机构，同时调集了数万民工，一场引丹江水治鄂北岗地旱，改造自然的人民战争迅速在襄北大地展开。是年元月，襄阳地委副书记董华生点名把我的父亲王立安从襄阳地委党校调到襄阳地区引江渠道工程指挥部工作。 （美丽的朱连山。2017年秋，王夕平摄影） （1970年或1971年春节作者与父亲和三哥在指挥部驻地朱连山下留影。卫世洪摄影。） （作者父亲王立安，右，与指挥部同事刘民丰，左） （作者父亲王立安，左、与指挥同事余世钧，右） 同时调去的还有张正午、余世均、刘绍祖、严永康、 （指挥部办事组长严永康） （作者与父亲的同事刘绍祖合影） （作者与父亲的老同事余世钧合影） 刘民丰、田映霞、徐潜修、刘绍祖、卫世洪 （当年指挥部干部、著名作家《地下长龙》《甘泉洞》作者卫世洪接受《襄阳日报》记者张亚婷采访） 、严岚山等干部。在那里，他们和数万名民工一道，一干就是四年。这期间，最让父亲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和我的三哥。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和三哥都在上小学，他怕我们两人因无人管教而变坏，所以每逢寒、暑假，父亲就请往清泉沟工地运送物资的司机（有一个姓“边”）把我们俩拉到指挥部驻地，住上一段时间。屈指数来，从1970年秋到1972年，我和三哥在丹江渠道指挥部共待过三个假期。这期间，到那里去的还有指挥部其他干部的子女。在那里，我们这些小孩，不仅有幸亲眼目睹了我国当时号称“地下长龙”工程那战天斗地、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以及有那美丽的山水风光，还亲身感受到建设者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精神风貌。40多年过去，伟大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渠首也建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里是一方宝地。现凭我我儿童时期的眼光和印象，用文字写下几件印象深刻的事，以表达对那里的建设者和工地的怀念。 一、第一次登上丹江大坝
1970夏，我和三哥在母亲的带领下，到丹江渠道工程指挥部探亲。父亲很高兴，星期天带我们到正在建设中的丹江大坝参观。到了大坝下，只见大坝像一堵高大的城墙连接在两座山之间。建大坝用的脚手架还未拆除，工人们不时向坝身酒水，进行水泥坝身保养，整个坝身和脚手架湿漉漉的。我们顺着脚手架和跳板搭成的阶梯向大坝的顶端攀登。上了好长一段时间，快到坝顶了，回头向下看，地上的人显得好小啊！那是我们从来没有攀登过的高度。站在这里，不向下看便罢，一向下看，顿时头晕目眩，胆战心惊。我母亲有恐高症，她被这样的高度吓哭了，她蹲在阶梯上不敢再往上爬。我父亲安慰了她半天，说脚手架和竹跳板搭的阶梯很安全，人不会摔下去的，她才在我父亲的搀扶下慢慢地继续向坝顶攀登。
登上高高的坝顶，看到坝的一边是平静、宽阔的水面，那就是丹江水库；另一边是从溢洪道飞泻而下的银白色的水，像瀑布一样。
水流跌落到坝底深潭时，发出巨大的“哗哗哗”的声音，很远都能听见。在下游水面隐约可见漂起一些肚皮翻起的白鱼条。这些鱼来自水库，从溢洪道闸口顺流而下。巨大的落差造成的冲击力，把这些鱼儿撞晕死过去了，漂在水面，白花花一片。
站在高高的丹江大坝上，父亲告诉我们：“引丹渠道工程就是要把丹江水库里的水通过人工开挖的朱连山隧洞、地上明渠道和架设的渡槽送到光化县北、襄阳县、枣阳县的岗地，使那里由旱包子变成鱼米之乡。”听着父亲对引丹渠道宏伟蓝图的描述，看着丹江大坝这壮观的景象，我心里感到无比兴奋和自豪。
（丹江水，清又纯。丹江鱼，鲜又香。丹江人，最可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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