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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二名不遍讳。 郑玄：孔子之母颜征在，言在不称征，言征不称在。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本集论语 避讳，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它规定一般人在说话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碰到了跟君主、官员有关的名字、长者的名字、尊者的名字相同的字，你就不可以说，不可以写了，要用其他的办法来说、来写。不能说、不能写的那个字，就叫“讳”。这是起源很早的中国的传统，而它在后来的发展，跟儒家倡导的尊君不犯上，以及尊祖敬宗的观念，自然也是有关联的。 对避讳的一些规定，作为仪礼的一部分，就记载在儒家十三经之一的《礼记》的《曲礼》篇中。避讳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因为要避讳的人名很多，而这些人名，很多是常用字。光说李世民一当皇帝，“世世代代”、“一生一世”的“世”不让用了，“人民”、“民众”、“平民百姓”的“民”字不让用了，都得改成别的字。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会有多麻烦。由此造成了历史上的很多怪现象。 皮里阳秋 比如东晋有个郑太后，名叫阿春，于是这个“春”字就要避讳。“春夏秋冬”的“春”，不让用，用什么？春天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季节，阳气上升，阳光温暖，就改“阳”字吧，所谓阳春三月嘛。改到什么程度？中国古人最早只分春秋，比如甲骨文里，就还没有找到“夏”、“冬”两个字，所以，“春秋”就被古人用来指代岁月流逝，也就被用来指称历史，所以一部据称是孔子写的鲁国史，就叫《春秋》，而《春秋》有一个特点，就是用很简练的字，在不动声色中表明自己的褒贬。但《春秋》在晋代不能叫《春秋》了，有人写了山西一代的晋国历史，取名只能叫《晋阳秋》，不能叫《晋春秋》。所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部写山西抗日战争的小说，在当时还比较有名，也就取名叫《晋阳秋》，这是继承了古代一部名著的说法。而说一个人表面上不声不响，肚子里是非分明，有个成语叫“皮里阳秋”。“皮”就是肚皮，这是说他肚子里明白是有褒贬的，其实是“皮里春秋”。但因为这个成语形成在晋代，不能说“春秋”，只能说“阳秋”，这个“皮里阳秋”的成语就沿用到现在了，我们现在就把对人对事物的好坏都有明白的认识，但不肯或不愿直接说出来，却又能让人感觉到它的褒贬，叫作“皮里阳秋”。 又比如，五代时候，有个几个朝代都不倒，当了二十多年国相的人，叫冯道，有个笑话，说他的门客给他讲解《老子》，而《老子》一上来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而这个“道”是他的名字，当然要避讳，所以门客碰到“道”字，就表示不敢说，于是就把《老子》的这句话读成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这应该是个恶搞冯道的笑话。 又比如南宋大诗人陆游在他的一部笔记里记载，有个叫田登的州官，田是田野的“田”，登是登山的“登”，不许老百姓说他的名字，手下人一说“灯火”的“灯”，因为跟他的名字同音，就会挨他的揍，所以一个州都把“灯”叫作“火”。“灯火辉煌”，“灯”和“火”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上元节要放灯，所以官衙贴出告示来，说“本州依例放火三天”。这就不仅留下了一个大笑话，还留下了一个我们现在还在常用的俗语，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个俗语，就是这么来的。 孔子讳 除了君主官员、家里长辈，一个重要的需要避讳的对象，那就是孔子。我们翻开重要的工具书《辞源》，对“避讳”是这么解释的：“古人在言谈和书写时，要避免君父尊亲的名字。对孔子及帝王之名，众所共讳，称公讳；人子避祖父之名，称家讳。”注意这里的“祖父”，是祖与父的意思。你看它的举例，第一个就举到了孔子。因为孔子是帝王们都尊崇的万世师表，是没有称王的王，所以这个“丘”字得避讳。避讳的方式有几种。 一是读到孔丘的“丘”字时，或者称“某”，或者找个声音相近的字来读，只能找声音相近的字，不能找声音相同的字，因为读的时候你分辨不出来。二是写到孔丘的“丘”字的时候，不能写全了，要缺一笔，“丘”字不是一撇、一竖、一横、一竖再一横吗，你写的时候，只写一撇、一竖、一横，然后右边那一竖得空着，直接写下面一横，这不偷工减料吗？但这反而是尊重的表示了。你去看一些线装的古书，宋本啊、元本啊、明本啊，现在都有影印本或电子扫描本，很多“丘”字都缺一笔，就是为了避讳。三是下令改字，比如孔子家乡曲阜东北有个小山，本来叫寿丘，金代避孔子讳，把它改成“寿陵”，就是山陵的“陵”，“丘”跟“陵”都是一个意思。而到了雍正三年，雍正皇帝更是下诏规定，除了四书五经之外，其他遇到“丘”字，一律在右边加上耳朵，于是本来姓“山丘”的“丘”的人，后来就都在右边加上了耳朵，中国人都变成了带耳朵的“邱”。在上个世纪，在打倒孔家店、反封建的浪潮当中，有一部分人寻根追源，去掉了姓的右边的耳朵，又改回孔丘的“丘”了。于是就形成了带耳朵的和不带耳朵的两个丘（邱）姓。这两个姓现在都有，其实他们本是一家。 避母讳 先秦两汉的时候，避讳的制度不像后来那么严格，比如父母的名字后来是绝对不能从子女的口中说出来的，但在先秦，如果你的父母是双名，那么你只要不把两个字同时说出来就可以了，这个叫作“二名不遍讳”，就是说两个字分开用不用避讳，只有连在一起说才需要避讳。这个“二名不遍讳”，也是记载在儒家经典《礼记》的《曲礼》篇里的。 东汉一个大学者，叫郑玄，给《礼记》做注，专门在下面举例子说，“孔子之母颜征在，言在不称征，言征不称在”。我们以前讲过，《史记·孔子传》记载，孔子的母亲叫颜征在，按理“征”、“在”这两个字孔子应该避讳，但我们现在看《论语》，《八佾》篇里面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这里的夏和殷，不必解释。杞和宋，我们解释一下，这都是国名。杞是夏禹的后代建立的，地盘在今天的河南杞县，宋是商汤的后代建立的，地盘在今天的河南商丘。孔子的意思是，夏代的礼我能讲出来，但是杞国不足以用来加以印证，殷代的礼我能讲出来，但是宋国不足以用来加以印证，因为这两国的文献和贤人都不够多。你看孔子，在这里连着说了两个“征”字，他不避讳。在《卫灵公》篇里又记录，有位盲人乐师来见孔子，孔子带他穿过台阶，等大家都坐定了之后，跟他介绍，“某在斯，某在斯”。这个记录生动极了，孔子是在告诉他，某某在这里，某某在这里。你看孔子在这里又连着说了两个“在”字，他既不避“征”，也不避“在”，还一遍一遍地连着说，但他决不同时说出“征在”两个字来，遵循的就是“二名不遍讳”的古礼。 陈垣的避讳研究 避讳涉及到历史，涉及到语言，成为一种专门知识，学者们写了很多专门的研究著作，甚至还编写了专门的避讳词典。在避讳研究中，功力最深，贡献最大的，是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是顶级的史学大师，他一生写了很多著作，现在已经出版了二十三册的《陈垣全集》。在他的著作中，有一本很薄却很重要的，叫《史讳举例》，就是对历史上避讳的例子加以归纳，作出说明，读了这本书，你对历史上各种避讳的类别就有了概念，就有了认识。而这些知识在我们阅读古书，学习历史的时候，都是有用处的。 陈垣先生是大师，所以他对历史的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研究得又很精深。他专门研究过清初一位有名的画家，这位有名的画家后来加入了天主教，在上海传教多年，所以在美术史、宗教史上都很有地位，叫吴历。对中国美术史有了解的朋友一定都知道，清初有“四王”的称呼，就是四位江苏的画家，一个叫王时敏，一个叫王鉴，一个叫王翚，一个叫王原祁，因为画风相近，成就杰出，就把他们合在一起，称为“四王”了。在“四王”之外，还有一位非常杰出的江苏画家，叫恽寿平，再加上吴历，他们被称为“清六家”，你就可以知道吴历在美术史上的地位了。当然这六家，他们都有关系，吴历也是王时敏与王鉴的学生，陈垣先生对吴历很有研究，给他编了年谱，考证出他每年每月都在哪里活动，都跟什么人交往，因为这跟美术史、宗教史都有关系。 也许因为后来忙于传教，吴历留下的绘画作品很少。陈先生的吴历研究出了名，有一天有人就拿了吴历的画，送上门来。因为少见，陈先生当然也很有兴趣。画是卷着的，当来人把那张画拿出来展开，才只展开了一半，陈先生就摇摇头，拒绝说：“你卷回去吧，我不要看了。”为什么？陈先生说：“假的。所以我不要看了。”陈先生并不一定精通古画鉴定，他怎么看一半就一口咬定这是张假画呢？因为这张画一展开就看到题款写的是吴历临摹宋代画家李成的画。李成是宋初的大画家，他原籍长安，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五代时因为避乱，他祖父把家迁到了营丘，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昌乐县一带，后人就称李成为李营丘，营是兵营的“营”，丘是孔丘的“丘”，他是宋初顶级大师，深受后世画家如赵孟頫、倪云林，一直到张大千、陆俨少的崇拜。吴历也崇拜李营丘，在落款上，他写道，因为崇拜李营丘，所以临摹了李营丘的画。但现在陈垣先生看到的，吴历写的李营丘，丘的右边是带上了耳朵的，而这一看就知道，是雍正以后的人假造的。我们前面说过，明确把孔丘的“丘”字在用到别的地方的时候，一律避讳加上耳朵，这是雍正三年由国家做出的决定，在那以前，“丘”字用别的办法来避讳，但不会在孔丘的“丘”字的边上加个耳朵。而这张画肯定是雍正以后很多年，大家都按规定把丘字加上了耳朵，有人来伪造吴历的画。只要是名画家，就有人伪造他的画，何况他传下来的画少，可以卖高价。但伪造的人已经习惯把“李营丘”写成带耳朵的“邱”了，所以在伪造吴历的题款时，也这样写了，而清初的吴历是绝不可能这样写的。陈垣先生对历代避讳做过专门的研究，他了如指掌啊，所以根本不需要看整张画，一看那题款，就可以十拿九稳地断定，这是张后人冒充的假画。 从避讳这样的一件小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而中国历史上历来都把孔子当成圣人，孔子自己是不是也把自己当成圣人呢？我们下次再接着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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