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筑城御贼法——谈情感思维

二十、筑城御贼法——谈情感思维

 

“筑城御贼”法，是在“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发病学理论基础上确立的一种治疗方法。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宽泛性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理论原则，对临床诊治难以起到具体指导作用。筑城御贼是在其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具体应用。

这里“筑城”是指通过药物治疗，以调摄脏腑、补益气血、充填肾精、温补肾阳等，从而使业已被毁损的疾病防御体系得以恢复，体质得以增强，并在调摄过程中使疾病得以消除的一种治疗方法，因而在许多顽证治疗时常被采用。临床多用于三种情况。

1. 禀赋不耐，素体亏虚。这类病人多有遗传、早产等先天因素或后天严重不足等情况。他们有的弱不禁风，感冒不断；有的稍进冷食，哪怕是一个水果即腹鸣腹泻，或稍吃极少姜椒即衄血不止；有的一遇冷风即斑疹乍起；有的终年皮下青紫斑块不断。对于这类病人治疗不可操之过急，只能从调整、调养、调和其体质入手，持之以恒地治疗，待正气渐强，机体护卫体系强健，“城垣”坚固地构筑起来后，发病方可停止。

曾治一名三十余岁青年女子，终年感冒不断，稍一遇风即流涕、喷嚏、恶寒身痛。平日畏冷神疲，面色苍白，月经极少，中西医久治均只可稍缓症状一两日，旋即如故。接诊后我明确告知，必须坚持服满3个月药后再议第二疗程，中途不可一日停药，否则另请高明。患者完全答应后，我处以防风100g、白术100g、黄芪300g、鹿茸30g、蛤蚧3对，上药1月量，共研细末，分作90小包，每日早中晚各服1包，红枣生姜汤送下。连续服完3个月后诸症消失，与常人衣着相等而耐风寒。

2. 疾病毁损，正气衰败。这类病人多因罹患重病或大出血后所导致。身体遭受重大打击，正气衰败，抗病防病之正气体系被毁坏。可表现为百病丛生而无从入手治疗，或某症突出而屡治无效。这种病人，不渐培正气，从真阴真阳之基源加以调养，逐渐构筑重建其御病之“城垣”，痼疾既不能除，而又极易发生新感。

如曾治一晕厥17年之女患者，因分娩时流血过多，数日后突发晕厥，出现头晕、汗出、肢冷，随即知觉丧失，经抢救复苏。而自此晕厥常作，每年少则发作一次，多时达五六次。多次住院及门诊中西医不断治疗，均无大效。近半年来发作次数加频，每月必发一次。发前心累，心慌，冷汗淋滴，视物晕花，头晕难以自持，旋即昏倒。昏迷时间从原来数分钟延至1小时许方能苏醒。醒后视物模糊，瘫软无力，久久不能动弹。平日月经量少，且经行则必感冒。本患者由大出血致气血亏虚，渐渐耗损肾之真阴真阳，动摇根基，成为经血亏虚、脑失所营、清宫失养、神无所倚之虚损晕厥。治疗之法必须渐培根基，让脾肺之气，心肺之血，肾精肾阳得以不断相滋，齐生共长，使残破的“城垣”逐渐坚间。如此方可收正气不再耗散，虚损得以补益的治疗效果。乃以归脾汤合斑龙丸、河车大造丸化裁司治，坚持服药3个月，晕厥得止，月经量增，其余症状全部消失。

3. 虚劳百疾，疾病迁延。这是一类长期身体不适而又不知所苦的病证。患者因虚劳而生百疾，既无突出见证而又感无处不病，是一类脏腑亏虚、邪气羁留的疾病。亏虚则如“城垣”残断破缺，邪羁则似“寇贼”入侵潜留。治疗之法必须边驱逐滞留之“寇贼”，边修复护卫之“城垣”，方能根治。仲景针对虚劳诸不足之风气百疾所立的薯蓣丸，是体现本治法的标准方。而它以100粒为一疗程的持久用药，则是对“筑城”须持续而渐进的具体示范。这对长期处于不宁、不适等亚健康状态的人有着十分重要的治疗作用。

如一曾患肝炎的病人，肝炎症状完全消失后多次查肝功能均正常，病毒血清标志物无异常，却总感头晕，睡眠不好，便稀纳差，稍多食即嗳气脘胀，心悸气短，终日倦怠神疲，总惧肝病未愈。3年多来四处医治，服中药数以百剂计。而注射干扰素3个月，病情终不见好转，面色苍白少华。病属肝、脾、心三脏受损，阴阳气血皆亏之虚劳。当扶养正气，祛风利湿，疏利和中，以图全面重筑城垣。处以薯蓣丸，水煎，日1剂。服药5剂后精神好转，头晕气短等症减轻，治疗信心大增，守方服用2个月，诸症消失。

本法用之得当，对一些顽固性疑难病症有着特殊的治疗作用。兹举两例。

案一 全身畏冷

廖某，男，72岁，全身畏冷22年。自幼多病，少年曾久患“疟疾”，稍后长期咳嗽、咳血，于1953年诊为“结核性胸膜炎”，住院治疗得愈。20世纪80年代初，因经常睡卧潮湿之地，发现全身异常寒冷，关节微痛，并逐渐加重。冷感以双下肢及背部为甚，常有冷至发痛的感觉。夜尿频多，每晚最少4次以上。全身冷汗多，尤其双足，常冷汗淋淋，清涕淌滴，偶有遗精。另有严重的三叉神经痛，迁延10年不止。虽曾于某大学附属医院做骨宽松术，也仅停发9个月，但现在仍一直靠打封闭维持。脉迟，张口受限，难察舌象。

这是一例开始为寒湿外侵，未及时治疗渐至阳气受损，营卫失和，复又治不如法，终致肾中元阳亏耗，无以鼓动阳气而温煦全身之症。其正气日亏，变证丛生，恰似城垣之日渐破损，内不能留正防逸，外不能御邪防入。治疗之法，不可贪求速效，只可培护根基，扶助元阳，积渐而增体，“筑城”而御邪。处以右归饮合二仙汤加味：

炮附片20g，肉桂10g，山茱萸15g，宁杞30g，熟地黄30g，杜仲10g，山药30g，炙甘草10g，仙茅12g，仙灵脾15g，鹿角霜12g，锁阳15g。水煎服，日1剂。

二诊，症无进退，夜卧醒后口干。改用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味：

黄芪30g，桂枝10g，白芍15g，炙甘草10g，大枣20g，龙骨30g，牡蛎30g，炮附片30g，熟地黄30g，九香虫10g，鹿茸5g(冲服）。

上方连续服用十余剂后仍无寸效。仔细研究本患虽为多年顽疾，而病机尚不难辨析，初诊时的辨证应当是正确的。不效之因在于：①未坚持，背离了“积渐”的原则；②当从剂量、配伍和药品质量上查找原因，经患者将自配之鹿茸带来看后，原来是鹿角。乃令重购真品鹿茸，并将处方调为：

炮附片30g，肉桂10g，山茱萸20g，熟地黄15g，杜仲12g，山药30g，宁杞30g，仙灵脾12g，仙茅12g，炙甘草10g，白芥子10g，鹿茸10g(冲服）。

上方服用10剂后，全身寒冷开始减轻，仍晨淌清涕，加用炒苍耳10g、乌梅10g、干姜6g。

又服30剂后，不仅寒冷症状大减，冷痛现象消失，已无清涕，并且隆冬虽来临，比往年明显耐寒，汗亦得止，脉转缓而有力。近日诊时稠涕中夹少量血丝。前方加生地黄15g、黄芪10g。

后继续服药，皆以前方为基础，随证小有加减。前后服药9个月，全身畏冷明显减轻，诸症消失停药。1年以后因近日有些自汗出，怕原病复发来诊，仍以前方数剂而瘳。

案二 虚劳

李某，男，40岁。3个月前患者感心累、气短、神疲乏力，面色逐渐苍白，并呈进行性加重而去某综合医院就诊。经查疑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转往某大学附属医院。查血常规：红细胞2.76x10⁹/L，血红蛋白67g/L，血小板69x10⁹/L。骨髓象示：①红细胞增生明显活跃，占57%，提示增生性贫血；②MDS待排；③聚合细胞增多，血小板减少。骨髓细胞学检查：目前骨髓增生明显活跃偏极度。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经输血及药物治疗，症状缓解，因经济困难出院返家。

目前心悸不宁，头晕，全身无力，精神极差，神疲懒言。面色㿠白，脉细数，舌苔白黄。

证属禀赋不足、精血亏虚、五脏俱损之虚损。拟血肉有情之品以补益气血，填精益肾。方以右归饮合十全大补汤加血肉有情之品以滋培之。

炮附片15g，肉桂10g，山茱萸15g，山药30g，宁杞30g，熟地黄30g，黄芪30g，白人参10g，炒白术10g，茯苓10g，炙甘草10g，阿胶10g(烊化），当归10g，龟胶10g(烊化），鹿茸10g(冲），肉苁蓉20g，锁阳10g。水煎服，日1剂。

上方服完9剂，红细胞已升至3.38x10⁹/L，自觉较前明显有力，精神好转，头晕等症减轻，面色已有红润。但药后身起痒疹，上方加乌梢蛇12g、蝉蜕10g，10剂。

上方服完后，血常规检查示全血均有上升，诸症继续减轻，但皮肤瘙痒较为明显。考虑对鹿茸等动物类药过敏，暂停上方。改用四物汤合三草抗敏汤4剂。药后痒疹消散，瘙痒明显减轻。复用原方去鹿茸、附片、肉桂，加紫河车10g、青黛10g、黄柏15g。

药后除用力时心悸、头晕外，已无明显不适。能参加轻体力劳动，停药外出务工。

以上两例的治疗都采用了“血肉有情之品”这类特殊用药。所谓血肉之品指一些动物的肉、血及其附属物和加工之品。本来药物包括了矿物类、植物类、动物类、加工品类等。它们都是同样被使用于临床的，而为什么只将动物类中的一类药物特别地称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呢？这是因为中医学的治疗思想中采用了情感思维法。

情感思维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它是人类在同自身生存环境的长期交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说它特殊，是因为无论从思维过程还是思维结果看，它都不同于一般思维方法。在思维过程中，它不像逻辑思维那样具有明确的思维规则、思维程序和思维方法，因而其思维结果不仅不具有清晰的图表性、准确的可效仿性，甚至仅仅只以一种感情式的、隐约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图像出现。

然而，决不可因此忽略了它的特殊作用。因为任何思维过程都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主体在这一过程中认识客体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在结构。而主体的情感在这一结构中有着重要作用。它同知识、思维一并形成的三大系列是决定主体内在结构优化程度的三大要素。其中主体的知识系列、逻辑思维属智力因素，情感系列则属于非逻辑、非智力因素。而人的一切认识活动都需要知识系列和情感系列交织在一起，才有可能丰富多彩和具体入微。

在情感思维中，主体同客体相互交融，彼此渗透。主体以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出发，并将之十分自然地交融于客体，形成一种活生生的思维活动。这种活动在临床诊疗中不仅可极大地提高正确辨证率，乃至可将临床诊疗提升到一种医患一体的至高境界。而那种只重知识、逻辑，却不重情感的诊疗，首先表现出的是身与心的分离，进时是医与患的分离，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其结果只能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背离。

情感思维重在一个“情”字，有情才能育思。情感缺乏必然导致思维功能障碍，只有情和思相互作用，结为一体，彼此牵制，彼此影响，成为思维活动的常态，才能保证思维的活跃和流畅。

中医学作为“仁术”，以“普救含灵”为宗旨，对于情感思维有着更为特殊的倚重。《伤寒论》中对脏厥与蛔厥的判别，生动地体现了这点。论中提到：“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蛔厥者，令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这里将患者平静一会儿后又开始烦，与一直烦躁不停，作为两者的根本鉴别点。脏厥一般是危证、死症，而蛔厥却仅用乌梅丸即可治愈。如此天壤不同的病情和治疗转归，判别点竞仅仅在一个貌似相同的症状表现上。遥想当年仲景若不以无数日日夜夜守护在病人床前，从无数病人身上长期反复观察，哪能获得如此精准的认识？这里充分显示了情感思维在临床诊疗中的巨大作用。

同样，上两例用“血肉有情之品”的认识也源于情感思维。认定它们具有特殊补益作用，不仅是因为“物归其类”，还因为它们与草根树木类药物不同。草根树木“无情”，因此，没法起到对精血亏虚者的补益作用。这里用“有情”“无情”加以区分，实在是先贤们在用药时运用情感思维的绝妙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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