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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静 【摘 要】宋代任职桂林的地方官吏方信孺以题刻25件成为桂林石刻作品最多的人，以山水纪游石刻为主，刻石地点几乎遍及桂林的山水名胜，其题刻囊括了多种书体，形式上有题名、题诗、题榜、题记。方信孺的山水纪游石刻有其时代烙印和背景，是桂林山水石刻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宋代 方信孺 桂林 山水题刻 【作 者】汤 静 桂海碑林博物馆 桂林 541004 唐宋以来，大量的名宦学士接踵而至桂林，或任官于兹，或迁谪经从，或宦游侨寓，他们游踪已遍及桂林的山水名胜，留下了大量的以摩崖为主的石刻，其中以宋刻为最盛。 石刻的作者，以迁客仕宦和文人士大夫为最多，“其词皆典雅可颂，其书皆飘飘有凌云之气”。他们于倥偬余间，流连于青山绿水之间，自题岁月，其纪游刻石少则1件，多则20余件。在这芸芸众多的桂林石刻作者群中，宋人方信孺以题刻25件成为桂林石刻作品最多的人。 据《宋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卷、《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八、《方氏谱序》等史籍的记载：方信孺（1177—1222年）字孚若，号紫帽山人，兴化军（福建莆田）人；宋淳熙四年(1177年)生，卒于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年），年四十六岁。父方崧卿，隆兴(1163—1164年)进士，著名校勘家。方信孺9岁能文，被当时学者、诗人周必大和杨万里视为天才。尤工诗词，诗作甚丰，著有《好庵游戏一卷》、《南海百咏集》、《观我轩集》、《南冠萃稿》等传于世。 方信孺与桂林的结缘始于幼时。绍熙年间，方父方崧卿抵桂任广西转运判官，方信孺曾随父来桂林住过。嘉定六年（1213年），方信孺任广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再次来到桂林。在桂六年，为政清简，辖郡中有数十年未判决的积案和因一事株连数十家的冤案，方信孺逐一分析案情，申报朝廷，于是很快结案；一日之内，释放许多拘押很久的狱囚。还常常只身深入民间，访问疾苦。任内还稽核盐课，撙节浮支，把节余的金钱用于整修学宫，扩大书院；关心僚属、将校，遇有属下亡故，必派人护送其亲属返回原籍，为人称道。 方信孺酷爱桂林秀丽的山水，公事之余曾遍游桂林山山水水，留下各类题刻25件，是历代在桂林留下题刻最多的人（见表）。此外，在兴安严关、乳洞，鹿寨西祖岩，柳州马鞍山白云洞，柳江三都卧云岩等处亦有其题刻。
（据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77年编《桂林石刻(上)》整理）[1] 方信孺留在桂林的这些题刻，从形式上看，计有题名10件、题诗7件、题榜6件、题记2件，以山水纪游石刻为主，在这点上是非常符合桂林石刻特色的。据统计，在桂林现存宋刻489件中，以题名、题诗、题记、题榜的山水石刻约占79.2%，反映了宋代桂林游历盛极一时，刻石纪游成为宋代桂林山水游览的一种时尚和普遍的现象。这与宋代当时特殊的环境和背景有着莫大关系。宋代虽国势积弱，但却抑武扬文，促使宋人重文重游，热衷于以文载游，以文记游。宋代文人推重理学，因物及理，因景言理，因游得理，这既不同于唐人寓情于景的游览宗旨，也不同于六朝于象中索玄的游览宗旨，而是于景中取理，更重游理，讲究欣赏景物的理趣，着重格物致知，明性见理，旨在领略自然与人生的关系及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强调知与行的统一[2]，“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因此，宋代游历之盛不独桂林一地，更甚的是，即使宋代偏安一隅，依然游兴不减，“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比汴州”；众所周知，著名的“西湖十景”就奠定于宋代，“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经典的“口号”也是出自宋人之口。可见，方信孺石刻集中于纪游形式是有其时代烙印和背景的，也是桂林山水石刻其中的典型代表。 从书体上看，其题刻囊括了多种书体，计有真书（楷书）12件、行书5件、草书3件、篆书3件、隶书2件，其中题名多集中于真书（5件），行书、草书多见于题诗（6件），可见作者在展示自己多种书体风格的同时，在选择特定石刻形式或内容时还是有所考虑的。 从石刻年代上看，其题刻主要集中于方信孺在桂林逗留的头四年期间，即嘉定六年8件、嘉定七年6件、嘉定八年4件、嘉定九年2件、年代未详5件，而后两年（嘉定十年、十一年）尚未见到，另外季节上也多集中于夏秋，大概夏秋时节宜于出游。 从刻石地点上看，几乎遍及桂林的山水名胜，计有龙隐岩龙隐洞5件、伏波山还珠洞3件、普陀山七星岩2件、冷水岩1件、西山3件、琴潭岩2件、中隐山2牗件、隐山北洞2件、宝积山2件、南溪山刘仙岩1件、虞山韶音洞1件、清秀山1件，可见方信孺在桂林游历之广，其题刻总选在他最喜爱之处，如方信孺对清秀、琴潭两个岩洞特别感兴趣。琴潭岩，以其岩顶滴水撞击岩石，声如雅乐而得名，又以石林、岩洞、潭水并称“三绝”，宋代刘克庄来游有诗赞曰：“山形若覆奁，潭面如拭镜。奇藑哉几案物，千古弃荒。了无攀跻劳，坐惬幽壑性。泉源黑难穷，崖色碧相映。闯深畏龙蛰，窥浅见鱼泳。可怜风水声，空山谁来听。我欲买兹邱，扫迹逃嚣竞。未言葺茅斋，先可理鱼艇。”方信孺自言在桂，“历穷胜积，最后始得清秀、玉乳、荔支、琴潭四岩，而琴潭水石又诸岩之冠冕，且川原平衍，群峰环抱，爱之几不能去，安得此为菟裘地耶？”菟裘地即隐居之地，可见他对琴潭岩爱之之深，于是在此留下了2件纪游题刻，书“琴潭”刻于琴潭岩口。清秀山，偏处桂林市区西北之隅，宋人来游，盛称其山水之美令人“欲骑日月超然之韵”，靖康元年（1126年）广南西路转运使吕源倡议新修，建楼阁亭台，山岩于是“幽奇隽发”，成为“三清（山清、岩清、水清）幽境”，后有吕愿中、张孝祥等先后来游，均为其“清秀”刻石题咏，方信孺慕名而游，并题诗称赞：“寻遍洞天三十六，苍灵独闭此岩扉。”道家说人间有三十六洞天，作者这里的意思是走遍了天下胜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幽胜之处。 月牙山龙隐岩、龙隐洞，现存石刻205件，其中宋代104件，占石刻总数一半以上，史称“镌题之众至环两岩，使壁无完石，他岩未之有也”，方信孺特别沉醉于此，多次流连，在这里留下了3件题诗，盛赞这里“石上参差鳞甲动，眼中在处画图开”，是一处“满溪流水半溪花”、令人流连忘返的游览胜地；他对宋代大诗人陆游及其诗特别喜爱和钦佩，甚而为了表达对陆游的敬服，他自号诗境甫，还把自己的诗集叫做《好庵游戏诗境集》，故陆游所书“诗境”二字，他走到哪里就刻到哪里，“始刻于韶（广东），再刻于道（湖南），三刻于桂林之龙隐岩”，而且自己另用真、隶两体分别书刻于中隐山和隐山北牖洞[3]。据史料记载，方信孺的父亲方崧卿在桂林任职广西转运判官期间，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还曾奏革盐法，使当地百姓不再买贵盐，深得百姓拥戴；巧合的是，20年后方信孺到了当年父亲任职的同一地方任同一职务，其心中的感慨可想而知。为了彰显其父的政绩和节操，方信孺遂将办公之所“漕台厅事”重新修缮，命名为“世节堂”，即世代保持节操之意，并特地请友人易绂书榜镌刻于龙隐岩口，以示纪念，“永垂不朽”。 他还将米芾像刻于还珠洞，亦足以为伏波山增光。事隔米芾到桂林任职游玩141年后，方信孺在游览伏波山还珠洞时，看到了米芾的题刻，深深感到其可贵。恰巧这时米芾的曾孙米秀实来桂林任静江府官职，正是方信孺的幕僚，藏有其先祖自画像的真迹。嘉定八年（1215年），方信孺从米秀实处借来米芾自画像，刻在还珠洞米芾题名右边，并在米芾自画像下方写了《宝晋米公画像记》以记述这件事。画像高1.2米，宽0.5米。其衣服简朴，头顶冠，足着履，宽袍大袖，作站立姿势。右手伸二指，若有所指，迈开右脚，作行走之势。神态自若，风度潇洒。线条粗犷，笔法流畅。据说此像是米芾自己对着镜子画的。米芾的书画作品，不要说真迹传世不多，就是石刻墨本也非常罕见，尤其是他早年的作品，更为稀世之宝，后来许多名家为此题诗刻石，连才华横溢的李彦弼父子都喜欢模仿他的书法。李彦弼还将米芾和程节（知桂州兼广西经略按抚使）的唱和诗刻在龙隐岩内。这是国内目前能确认的唯一的米芾绘画作品，堪称桂林石刻中的精品，更为还珠洞增添了人文光彩。 作为一代诗人，方信孺在题刻中用诗歌尽情讴歌了桂林的山水风光。在其留题诗文中，他高度评价和描绘桂林的山、水、洞、石、花、鸟、虫、鱼、云、烟、风、雨，以及丰富的人文景观。“曾榜武夷九曲，何如桂岭七星。水石小容螭隐，烟云长带龙腥”，“方舟贯岩腹，鹅鹳相酬鸣。仰窥穹窿顶，宛转百怪呈”，“碧洞青崖著雨，红泉白石生寒”，“岁月偶同题壁字，烟霞似不放人归”，“归舟多载小江春，重访东岩旧屐痕。插水峭崖犹有路，垂天怪石本无根”，“石门元不锁，岩屋本无基。九夏花犹在，千年树倒垂。僧闲方定起，客到每归迟。甚欲眠莲叶，沿崖读断碑”，“爱山那惜走千回，生怕前驱后骑催”，“但得嵌空元有路，何妨峭绝不容车”。摩刻于虞山韶音洞内的方信孺《古相思曲》，则是迄今为止留在世间传情达意的最精美的华章之一。每当人们吟诵着”相思长相思，相思无古今......落落此时意，寥寥千载心；五弦毋庸绝，四海谁知音”的《相思曲》时，那令人荡气回肠的吟唱，抒发了方信孺对虞帝无限悲念的怀念之情。 [1]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桂林石刻(上)（内部资料）［G］.1977：261-272. [2]王淑良.中国旅游史［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8：289-293. [3]刘英.名人与桂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140-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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